记得爱因斯坦曾说过，20世纪初只有少数几个科学家有哲学头脑，而到了50年代，物理学家则几乎全成了哲学家。在20世纪的西方知识界，科学和哲学表现出强烈的思想对话，科学哲学蓬勃发展。维也纳学派的代表人物都是一些科学家，哥本哈根学派的量子物理学家几乎都是哲学家；科学历史主义的创始者托马斯·库恩是一位物理学家，还曾担任过美国科学院的院长；科学实在论的代表马里奥·本格37岁就成了一名物理学教授。至今几乎全美所有的大学都开设有科学哲学的课程。相比之下，在中国，自然科学与哲学之间的思想沟通仍困难重重。在中国科学界，人们普遍抱有“当心形而上学”的心态。更有甚者，一些科学家对哲学表现出本能的厌恶，认为哲学家在那里唠叨的是一些无用的废话。记得在1992年北京首届国际科学哲学学术讨论会上，西方与会者中很多是工作在科学研究第一线的科学家，而参会的中国科学家却寥寥无几。不仅中国科学与哲学之间难以产生对话和共鸣，而且中国科学的重心似乎也在不断地向技术倾斜，基础理论领地日趋缩小，这无疑进一步远离了理性分析的理论王国，中国科学与哲学的融通更是遥遥无期。究其原因，除了一些经济的考虑外，恰与中国科学传统中的“厚生性与境”一脉相承，与中国古代哲学的玄学形象相关。为什么西方科学界那么热衷于哲学的探究，对哲学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因为他们深信由无数的科学哲学家投入毕生精力总结出的这样一种道理：在理论科学孕育重大的发展契机的时候，哲学的理性分析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新的科学理论体系的诞生常常以哲学为先导。面对中国科学发展的这些缺憾，刘杰教授的力作无疑是一次响亮的呐喊，这是对科学与哲学融通的一次呼唤。我觉得，作者至少在以下两点上做了深入的探讨。第一，他正确地指出了哲学形而上学对科学研究、发现和创新的意义。在科学把人们不系统的片断信念组织成一个严密体系的过程中，理性形而上学为它提供了一套先验的范畴框架。这个框架就是科学家的“意义的网络”，人类知识的形成有赖于这个网络。科学家的基本工作只有与这个“意义网络”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才能够得到解释，并且也才是有意义的。同样，科学中的革命也就是该“意义网络”的彻底改变和重建。其次，形而上学的范畴框架是科学家选择研究问题的一个主要的“协调力量”。形上学的范畴框架作为科学家认知经验的“无形的组织机关”，在暗中引导和规范着科学家的兴趣，甚至会影响到社会对学术制度的安排和科研机构的设立。所以，我认为该书是近年来我国科学哲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一项了不起的成果，值得大家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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