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内容简介：《三国演义》，原来称《三国志通俗演义》，为元末明初贯中著。现存最早的刊本为明嘉靖本，全书二十四卷，分二百四十则。清朝初年，毛纶、毛宗岗父子仿效金圣叹改《水浒》、《西厢》之例，修订润色罗本，成为此后三百年来一直通行的一百二十回本。《三国演义》展示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人物画廊，其中有的是栩栩如生的艺术典型，它塑造人物的艺术特点是：在现实矛盾的斗争中，用人物自己的言行，表现他们的性格。赤壁之战是决定三国分立的决定性事件，曹、孙、刘三个集团，为发展自己的力量进行了拚死的斗争。出现在这次历史性舞台上的人物有：诸葛亮。孙权、周瑜、鲁肃、黄盖、曹操、蒋干等十几个人物。诸葛亮出使东吴，揭开了多种矛盾冲突的序幕。曹操大军压境，东吴内部“主战派”和“主降派”之间，开始了激烈的斗争。在两派各自陈述“战”“降”的利弊中；孙权动摇于两者之问，既害怕曹操的强大兵力，不敢应战；又不愿向曹操称臣投降。作者通过孙权一再“沉吟不语”、“低头不语”，以及数次反覆，来写他内心矛盾。作者从东吴“主战”“主降”两派矛盾冲突中，通过孙权自己的言行和心理活动的具体描写刻划出他患得患失的性格特征。不仅孙权如此，诸葛亮机警、雄辩、多谋略，周瑜气量狭窄，鲁肃小心拘谨，黄盖、阚泽勇敢沉着等，也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各个人物不同的性格特征，以人物各自不同的言行显现出来，达到性格和言行的和谐一致，人物性格个性化得到异常生动的表现。即便如两次短暂出场的蒋干，虽然着墨不多，却由他自己的言谈举动，活现出一个愚蠢而又自作聪明的人物。这种直接描写人物言行的白描手法，其艺术表现力，超过作者的面叙述。刘禅是一个处在重要地位的人物，作者并不缺少对他性格的侧面叙述，但形象不鲜明。第一百十九回，写他做了俘虏后的“乐不思蜀”，从刘禅的言语、体态、神情中，描写他的昏庸、低能，却成为一段表现人物性格非常出色的文字。……《西游记》内容简介：《西游记》主要描写的是孙悟空保唐僧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的故事。唐僧取经是历史上一件真实的事。大约距今一千三百多年前，即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仅25岁的青年和尚玄奘离开京城长安，只身到天竺（印度）游学。他从长安出发后，途经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历尽艰难险阻，最后到达了印度。他在那里学习了两年多，并在一次大型佛教经学辩论会任主讲，受到了赞誉。贞观十九年（645）玄奘回到了长安，带回佛经657部。他这次西天取经，前后十九年，行程几万里，是一次传奇式的万里长征，轰动一时。后来玄奘口述西行见闻，由弟子辩机辑录成《大唐西域记》十二卷。但这部书主要讲述了路上所见各国的历史、地理及交通，没有什么故事。及到他的弟子慧立、彦琮撰写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则为玄奘的经历增添了许多神话色彩，从此，唐僧取经的故事便开始在民间广为流传。南宋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金代院本有《唐三藏》、《蟠桃会》等，元杂剧有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无名氏的《二郎神锁齐大圣》等，这些都为《西游记》的创作奠定了基础。吴承恩也正是在民间传说和话本、戏曲的基础上，经过艰苦的再创造，完成了这部令中华民族为之骄傲的伟大大文学巨著。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淮安府山阳（今江苏省淮安市）人。约生于明弘治十三年至正德初年之间（1500—1510），约卒于万历十年（1582）。吴承恩的曾祖父、祖父都是读书人，任过县学的训导、教谕。但到了他父亲吴锐这一辈，由于家贫困，出赘徐家，“遂袭徐氏业，坐肆中”，当起了小商人。尽管如此，吴家却不失读书的传统。据说其父吴锐虽为商人，不仅为人正派，而且好读书，好谈时政，这自然对吴承恩产生较大影响。吴承恩从小就很聪明，很早入了学，少年得志，名满乡里。天启《淮安府志》卷十六说吴承恩“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但成年后的吴承恩却很不顺利，在科举进身的道路上屡遭挫折，到四十多岁才补了一个岁贡生，五十多岁任过浙江长兴县丞，后又担任过荆王府纪善，这是同县丞级别差不多的闲职。吴承恩创作《西游记》大约是中年以后，或认为是晚年所作，具体时间无法确定。除《西游记》外，他还创作有长诗《二郎搜山图歌》和《禹鼎志》。现存《射阳先生存稿》四卷，包括诗一卷、散文三卷，是吴承恩逝世后由丘度编订而成。《西游记》全书一百回，从大的结构上看，可分成三个部分。第一回至第八回是第一部分，主要写了孙悟空出世、拜师、大闹天宫，这是全书最精彩的章节，热闹非凡，孙悟空上天入地好一顿折腾，将他的反抗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第八回至第十二回是第二部分，主要写了唐僧的出身及取经的缘由。第十三回至最后一回是第三部分，主要写唐僧西天取经，路上先后收了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三个徒弟，并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取到了真经，修成了正果。《西游记》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绚丽多彩的神魔世界，人们无不在作者丰富而大胆的艺术想象面前惊叹不已。然而，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是一定社会生活的反映，作为神魔小说杰出代表的《西游记》亦不例外。正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西游记》“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加以铺张描写”。又说：“作者禀性，‘复善谐剧’，故虽述变幻恍忽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的确如此。通过《西游记》中虚幻的神魔世界，我们处处可以看到现实社会的投影。如在孙悟空的形象创造上，就寄托了作者的理想。孙悟空那种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奋起金箍棒，横扫一切妖魔鬼怪的大无畏气概，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他代表了一种正义的力量，表现出人民战胜一切困难的必胜信念。又如取经路上遇到的那些妖魔，或是自然灾难的幻化，或是邪恶势力的象征。他们的贪婪、凶残、阴险和狡诈，也正是封建社会里的黑暗势力的特点。不仅如此，玉皇大帝统治的天宫、如来佛祖管辖的西方极乐世界，也都浓浓地涂上了人间社会的色彩。而作者对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态度也颇可玩味，在《西游记》中，简直找不出一个称职的皇帝；至于昏聩无能的玉皇大帝、宠信妖怪的车迟国国王、要将小儿心肝当药引子的比丘国国王，则不是昏君就是暴君。对这些形象的刻画，即使是信手拈来，也无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西游记》不仅有较深刻的思想内容，艺术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它以丰富奇特的艺术想象、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幽默诙谐的语言，构筑了一座独具特色的《西游记》艺术宫殿。但我认为，《西游记》在艺术上的最大成就，是成功地创造了孙悟空、猪八戒这两个不朽的艺术形象。孙悟空是《西游记》中第一主人公，是个非常了不起的英雄。他有无穷的本领，天不怕地不怕，具有不屈的反抗精神。他有着大英雄的不凡气度，也有爱听恭维话的缺点。他机智勇敢又诙谐好闹。而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敢斗。与至高至尊的玉皇大帝敢斗，楞是叫响了“齐天大圣”的美名；与妖魔鬼怪敢斗，火眼金睛决不放过一个妖魔，如意金箍棒下决不对妖魔留情；与一切困难敢斗，决不退却低头。这就是孙悟空，一个光彩夺目的神话英雄。说到猪八戒，他的本事比孙悟空可差远了，更谈不上什么光辉高大，但这个形象同样刻画得非常好。猪八戒是一个喜剧形象，他憨厚老实，有力气，也敢与妖魔作斗争，是孙悟空第一得力助手。但他又满身毛病，如好吃，好占小便宜，好女色，怕困难，常常要打退堂鼓，心里老想着高老庄的媳妇；他有时爱撒个谎，可笨嘴拙腮的又说不圆；他还时不时地挑拨唐僧念紧箍咒，让孙悟空吃点苦头；他甚至还藏了点私房钱，塞在耳朵里。他的毛病实在多，这正是小私有者的恶习。作者对猪八戒缺点的批评是很严厉的，但又是善意的。他并不是一个被否定的人物，因此人们并不厌恶猪八戒，相反却感到十分真实可爱。唐僧的形象写得也不错，但比起孙悟空、猪八戒来，则要逊色得多。沙僧更是缺少鲜明的性格特点，这不能不说是《西游记》的缺憾。尽管如此，《西游记》在艺术上取得的成就仍是十分惊人的，孙悟空、猪八戒这两个形象，以其鲜明的个性特征，在中国文学史上立起了一座不朽的艺术丰碑。《水浒传》内容简介：《水浒传》是一部长篇英雄传奇，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代表作之一，是以宋江起义故事为线索创作出来的。宋江起义发生在北宋徽宗时期，《宋史》的《徽宗本纪》、《侯蒙传》、《张叔夜传》等都有记载。从南宋起，宋江起义的故事就在民间流传，《醉翁谈录》记载了一些独立的有关水浒英雄的传说，《大宋宣和遗事》把许多水浒故事联缀起来，和长篇小说已经很接近。元代出现了不少水浒戏，一批梁山英雄作为舞台形象出现。《水浒传》是宋江起义故事在民间长期流传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吸收了民间文学的营养。《水浒传》是我国人民最喜爱的古典长篇白话小说之一。它产生于明代，是在宋、元以来有关水浒的故事、话本、戏曲的基础上，由作者加工整理、创作而成的。全书以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为主要题材，艺术地再现了中国古代人民反抗压迫、英勇斗争的悲壮画卷。作品充分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和残暴，揭露了当时尖锐对立的社会矛盾和“官逼民反”的残酷现实，成功地塑造了鲁智深、李逵、武松、林冲、阮小七等一批英雄人物。小说故事情节曲折，语言生动，人物性格鲜明，具有高度的艺术成就。但作品歌颂、美化宋江，鼓吹“忠义”和“替天行道”，表现出严重的思想局限。《红楼梦》内容简介：曹雪芹，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也是最复杂的作家，《红楼梦》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而又最复杂的作品。《红楼梦》写的是封建贵族的青年贾宝玉、林黛王、薛宝钗之间的恋爱和婚姻悲剧，而且以此为中心，写出了当时具有代表性的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其中又以贾府为中心，揭露了封建社会后期的种种黑暗和罪恶，及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对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和行将崩溃的封建制度作了有力的批判，使读者预感到它必然要走向覆灭的命运。本书是一部具有高度思想性和高度艺术性的伟大作品，从本书反映的思想倾向来看，作者具有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他对现实社会包括宫廷及官场的黑暗，封建贵族阶级及其家庭的腐朽，封建的科举制度、婚姻制度、奴婢制度、等级制度，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社会统治思想即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社会道德观念等等，都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并且提出了朦胧的带有初步民主主义性质的理想和主张。这些理想和主张正是当时正在滋长的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因素的曲折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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