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先之源：七个行业的分析

《领先之源》一书被翻译成中文出版，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它的14位作者都是活跃于当今欧美学术前沿的杰出学者，而且有关七个行业篇章的作者也分别是研究该行业历史的专家。由如此多的杰出学者参加，通过对相当数量行业的经验研究来探讨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是本书的一大特点，也因此而使本书在目前有关产业竞争力的文献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部著作的主要内容是对七个高技术行业（半导体、计算机、软件、机床、化工、制药和医疗设备）的经验研究，但它同时也具有很强的理论和政策意义。本书的理论基础是经济发展的演化理论。作者认为：“…技术和工业的发展是不断演化的，…，是复杂和多样化的。没有一个模型可以适用于所有的行业。…”因此，本书的理论价值在于对新古典经济学静态均衡分析的突破，将经济发展、工业进步看作持续变化的过程，从而使对产业的研究更加贴近实际经验。正如题目所示，本书使用的中心概念是“产业领导权”，所要回答的中心问题则是导致产业领导权兴衰更替的原因。“产业领导权”指的是，企业通过在产品或工艺技术、生产或营销方面领先于竞争对手而在世界市场上获得的优势。作者之所以没有使用“比较优势”的概念，正是因为他们强调技术水平和创新绩效是产业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同时，本书也没有使用“竞争优势”的概念。战略管理领域的研究广泛使用“竞争优势”的概念，并且围绕着竞争优势的源泉问题发展出了一系列的理论。但现有的竞争优势理论一般把对其原因的讨论局限在企业层次，只从企业内部的战略、组织等因素寻找导致一个企业领先于其他企业的原因。相比之下，本书的讨论不仅局限于企业的微观层次，而从民族、国家、产业、地区和企业的各个层次寻找产业竞争力的源泉。这也是本书与众不同的可贵之处。本书对产业的研究具有十分鲜明的两个特点。第一，对每一个行业的分析都是从该行业的诞生开始直到该项研究截止的90年代中期，所以在时间维度上纵贯该行业的历史。第二，对任何一个行业都是从全球范围来研究的。从这样广阔的时间和空间背景出发，可以清楚地看出，工业领导权的更迭往往具有显著的民族特性。就本书所涉及的行业来说，独立的机床工业出现于19世纪初叶的英国，而英国企业直到19世纪中叶都处于机床技术的前沿；从20世纪初开始，美国机床工业崛起，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领先者；到了七、八十年代，日本又对美国的领导地位提出了挑战。现代化学工业也是起源于英国，但在19世纪下半叶，德国化工企业后来居上；二战后美国又成为领导者。在制药领域，同样经历了从德国、瑞士再到英国、美国的工业领导权的转换。半导体、计算机和软件工业则是一组性质相近的工业，它们起源于在美国完成的技术创新，并且最先发展起来。尽管日本企业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一度呈现出超过美国的趋势，但美国企业在90年代又重新确立了主导地位。而在医疗设备产业，美国、欧洲、日本企业在各个领域的竞争力不一，各有所长。面对这些现象，本书对产业领导权源泉的探讨集中在四组问题上。第一，导致产业领导权形成的原因，为此作者分析了资源、制度、市场和技术等方面的因素。第二，产业领导权所体现的层次，即这种领先地位是体现在个别企业、地区还是民族或国家的层次上。第三，导致产业领导权变化的动力。最后，政府政策对于产业领导权的作用。读者将会发现，由于涉及到的每个行业都具有不同的产品、技术和需求性质，所以作者对每个行业的领导权演变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实际上，本书并没有提供关于产业领导权原因和变化动力的一个万能药方。尽管没有统一的答案，但本书却具有始终一贯的理论立场，那就是所有的作者都始终关注企业的战略、组织结构、技术学习和知识生产的基础结构，以及国家政策等因素对于产业领导权演变的作用。这样的理论立场对于中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打破了被一些学者奉为真理的三个神话。第一个神话是认为产业竞争力的源泉是比较优势。“比较优势理论”是经济学中的一种传统分析方法，几乎与经济学的历史一样长久。近年来，一些中国经济学家以比较优势论为依据，认为政府不需要关心技术政策和工业政策，因为只要要素禀赋条件改善，受到竞争压力的企业就可以自动完成技术和工业结构的升级。但比较优势理论把解释产业竞争力的变量仅仅局限在宏观经济层次上，完全忽视或压抑掉了诸如技术学习、组织能力等企业和行业层次上的变量，所以既不能解释“要素禀赋结构”升级的源泉是什么，也不能解释“企业自发地进行技术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是怎样完成的。我们从这本书的实证分析可以清晰的看到，虽然某些产业的发展与这些国家的资源和要素禀赋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产业领导权的兴衰更替并不是由资源和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尽管化学工业在德国的发展受到德国丰富的褐煤资源影响，但德国化工企业的崛起与德国研究型大学的发展以及双方之间的密切联系息息相关。计算机、半导体和软件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更是与自然资源没有什么关系。如果新古典经济学家争辩说，美国在这几个行业中的领导地位与美国高技术人力资源禀赋相关，那么事实上，良好的知识生产基础结构和充足的科技人才供应并不是自然的结果，而是一个政治经济体系对教育和研发长期投入的结果。既然比较优势无法解释行业竞争力的源泉，那么对于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就不必幻想仅仅凭着劳动力便宜就可以实现技术和工业结构的升级。第二个神话是自由市场决定一切。在本书的分析中，市场竞争对于产品创新、技术变化和生产率提高具有关键作用，但市场竞争的这种重要性与放任的自由市场原则并非一回事。我们通过本书的分析可以看到，产业领导权需要一系列组织、知识生产体系和政府政策的支持。仅就技术而言，企业和工业的技术进步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提供通用知识的国家体系，而自由市场机制在提供通用知识方面并不是有效的，所以需要国家对大学、研究机构以及企业R&D的支持。最能证明自由市场不能决定一切的是，甚至诸如市场需求结构这样的经济因素也不是纯粹“自然”的，而是在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和制度的影响下历史地形成的，并受到政府的行为和政策的影响。根据本书的分析，受到这样一系列因素影响的需求结构往往决定了某个行业发展的路径和民族差异，从而影响了产业领导权的兴起和变化。第三个神话是政府作用不重要，这是与比较优势理论、自由市场决定一切相一致的。如果比较优势和自由放任的市场能够决定产业竞争力，那么当然就不需要任何形式的政府政策。但在本书对七个行业的分析中，我们处处可以看到国家的作用。政府对教育和R&D的投入、政府的采购、政府对特定行业的政策优惠、贸易政策、财政支持等等，都对产业的发展具有着重要的意义。美国国防部的采购对美国半导体、计算机和软件业的早期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为这些行业后来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奠定了能力基础。事实上，无论是美国、欧洲还是日本，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对产业的发展采取放任政策，而是通过一系列政策手段进行扶植。当然，政府的政策不一定都是有效的。对此，作者在本书中有着深入的分析。但毋庸置疑，发展中国家要完成技术和产业结构升级，追赶发达国家，就绝对不能忽略政府对于产业发展的作用。本书的读者可以通过历史的和全球的视野获得对七个高技术产业的了解。同时，这本书还以七个行业发展的经验材料对一些重要的理论进行了验证，它对产品生命周期、以主导设计概念为中心的技术周期、工业结构、动态能力、先行者优势、知识产权等方面的理论具有独到见解，对我们有深刻的启发意义。理解产业竞争力的推动力对于中国来说是有现实意义。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最近公布了《工业发展报告2002/2003年》，它以当前经济全球化趋势和技术创新能力突飞猛进为基础，对1985年和1998年世界87个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竞争力状况进行了测算和对比。统计数据结果表明，我国工业竞争力在世界上的位次从1985年的第61位上升至1998年第37位，居世界中等水平，排位前进了24位，是所有国家中工业竞争力提升幅度最大的国家。中国工业发展的如此迅猛，更需要中国的学者、政策制定者在已有的成绩之上，探索产业竞争力的源泉，推动中国工业的更快发展。我本人曾经在教学中多次把本书的英文版用于课堂讨论，中文版译者胡汉辉教授的多名研究生也参加了这些系列讨论。无论对于我的学生的理论培养，还是对于我本人对中国工业竞争力的理解，都受益匪浅。我相信，本书中译本的出版对于中国理论界的相关研究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路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2003年4月4日

　　大卫·C·莫厄里教授1981年于斯坦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随后于哈佛商学院进行博士后研究，1982-1988年担任上卡耐基—梅隆大学社会与决策科学系助理教、副教授，并先后兼任美国贸易谈判特别代表办公室参事助理、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委员、斯坦福大学经济政策研究中心访问学者。1988年至今担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教授、美国经济研究局研究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