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新闻传播史

　　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决定将新闻传播学提升为一级学科，下有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与此相适应，我们将本书的书名定为《外国新闻传播史》。本书共计八篇，二十四章。第一篇为总论，综述人类传播活动的发展进程；第二篇至第七篇，分述各洲各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历史，重点介绍了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美国、日本、印度、巴西及埃及等在世界上具有一定影响的国家，而每个国家，均包括报纸、杂志、通讯社、广播电视的创始、发展、现状及趋势；第八篇介绍了关于世界新闻传播新旧秩序的论争。本书第二篇至第七篇按国别分述，原因有二：（1）于历史来讲，各国的新闻传播业有着各自的发展规律，这种规律与各国的政治经济变化息息相关。按国别叙述，有利于准确把握各国的政治沿革及经济变化，更重要的是，在这宏观的历史背景下，新闻传播业的发展才有可能得以准确的反映。因此我们说，按国别构架世界新闻史，有利于真实客观地纪录历史，并防止人为地割裂历史。（2）于读者来讲，新闻传播史基本上由新闻事件、新闻人物、新闻媒体及新闻制度等构成。一个重要的新闻媒体往往有着较长的历史沿革，有较多的历史变迁，并有可能贯穿该国新闻业发展的几个阶段，集中在一章（一个国家）进行叙述，能达到叙述完整、清晰的目的，这对初学者尤为重要。媒体发展史如此，新闻制度史等亦然。当然，各国的新闻传播业也存在着许多共同点，有着类似的发展规律，比如说，英、法、美三国的近代报业都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政党报纸时期、廉价报纸时期三个阶段，并且每个阶段有着类似的表现形态。如果仅仅按国家逐个地写，在同一时期不作横向的比较，不作相对理论化的概括，那将难于勾勒外国新闻传播史的宏观发展轨迹，也不利于读者了解外国新闻传播业的全貌。正因为如此，本书在总论部分按照世界新闻传播业的总体发展规律，在各国之间进行分析、比较及综合，分五大媒体进行一贯到底的叙述。此外，本书命名为《外国新闻传播史》的原因在于，它突破了传统的新闻研究框架，试图把新闻传播的历程和各种媒介的沿革过程放置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当中加以考察，从宏观的社会视角剖析新闻传播与政治体制、经济结构、文化背景、社会环境的关系。我们试图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即了解了新闻传播的历史后，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也能有所掌握，而不是简单地局限在行业史的范围内。仅以如上文字，作为本书即将付梓之际的一些说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郑超然、程曼丽、王泰玄教授撰写的《外国新闻传播史》出版了，除了祝贺外，我想就学习外国新闻传播史本身说几句话。本书是教育部九五重点教材、国家级重点教材。该书以全新的体例、全新的视角、翔实的材料，记录了世界新闻与传播事业发展的历程，介绍了世界主要国家的新闻传播状态，突破了传统的新闻研究的框架，试图把新闻传播的历程和各种媒介的沿革过程放置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中加以考察，从宏观的社会视角分析了新闻传播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密不可分的关系，书中还对当今日新月异的新闻传播技术发展的历史给予了强烈的关注。一位历史学家说过，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其意思是：每个人都必须知道自己是何人、从何处而来、去何方或做什么，否则就不能做任何事情。如果一旦早上醒来失去了记忆，一定会不知所措，原因就在于他失去了自己的历史。而当一位新闻工作者完全不知道本行业的历史（许多行业的知识其实就是由历史构成的），也会出现类似情况，他不知道什么是新闻，也不会抓新闻。现在的问题是，许多新闻工作者知道一些新闻业的历史，但较肤浅，一般地写写新闻还过得去，若涉及本行业的一些规律性问题，则会由于缺乏行业史知识而出现偏差。例如当我们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环境，一些记者忽然发现隐性采访、体验式采访十分有效，或者媒介参与事实的进程很能为媒介本身的形象增光，于是就写文章论证这些东西如何是一种新事物，评价极高。其实，如果学了一点外国新闻传播史就会知道，这些做法一百多年前发达国家的新闻业都实践过，并非成功了就是十全十美的好，其中有经验也有教训。在这个意义上，新闻业的历史知识越丰富，面对现实的新闻工作就越自由（哲学意义上的），可以少走弯路。特别对于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借鉴发达国家新闻业的历史经验，尤其具有现实意义。新闻业的发展历史能够告诉我们些什么呢？我想起码有两点启示。首先，全球性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是推动现代新闻业发展的基本动力。如果没有现代世界市场和世界交往，现代新闻业是不可相象的。在以意大利为中心的古罗马帝国，建立在奴隶劳动基础上的局部市场经济，曾经造就了古罗马十分发达的公共信息传播系统。罗马帝国灭亡，这种经济形态一旦消失，当时最繁忙的信息传播系统便顷刻瓦解，随之而来的是一千年中世纪的沉寂。中世纪末期意大利处于地中海贸易的中心，因此也就再次成为欧洲信息传播的中心和欧洲文艺复兴的摇篮，然而全球性的地理大发现使得局部的地中海贸易转向全世界，意大利第二次失去信息传播中心的地位。三百年后，只是随着现代市场经济在意大利的重新出现，新闻业才逐渐在该国得到发展，但这时意大利的新闻业已远远落后于主要的工业国家。也只是在近二十年中，意大利新闻业才基本摆脱政党报刊时期的特点，较全面地进入市场经济的运行轨道。无论是出现现代新闻业的萌芽，还是从欧洲封建社会末期的王权报刊转变到政党报刊，从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政党报刊转变到大众化的商业报刊，以及通讯社的建立、广播电视业的普及、因特网传播的推进，其基本的动力始终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它顽强地为现代新闻业的发展开辟着道路。政治斗争的需要会造就一定的社会对于政治信息的需求，但是不会持久地拥有最广泛的社会性市场。英、法、德、日等国新闻业发展历经波折，都是在新闻业全面进入市场经济以后才最终稳固地发展起来。亚太、非洲、拉美的现代新闻业，也是在市场经济向全球的推进中产生的。对新闻信息的社会化需求，只能来自市场经济，而不可能来自其他经济形态。其次，新闻自由政策的实行，需要各种综合条件，例如较完善的市场经济环境，政治、文化历史中的民主政治传统，公众和领袖人物基本的民主政治素养等等。否则，新闻自由只能成为频繁的政治事变的直接牺牲品。巴西早在帝国时代就由皇帝给予了新闻业相当的自由，墨西哥1824年第一部宪法也定了新闻自由，但是由于频繁政变中的政治领导人无视这种自由权利，公众对于这种自由也没有真正的了解和迫切的需要，新闻业历经数百年的磨难，直到现在新闻自由才初步有了实行的经验。为此，这些国家的新闻业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法国自《人权宣言》后近一百年，由于政治、文化传统（特别是法国启蒙家卢梭的一些悖论对后世的影响）、市场经济条件的不完善和当权者的民主政治素养，新闻自由只表现为一些仁人志士的理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西斯主义的新闻政策得以横行，其中有经济萧条民众寻求出路的背景、民族的黩武传统，同时更重要的是公众崇拜克里斯玛（charisma）人物的心态支持着法西斯主义新闻观拥有了市场。一旦这种新闻观占据主导地位，形成了政治军事的高度集权，即使多数人后来意识到需要改变，然而改变本身则需付出极大的代价。法西斯国家的新闻业因此走过的曲折道路，教训值得深思。基于历史经验，在法律确立信息自由流通的前提下，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实行某种形式的新闻政策是否符合时代的要求，需要综合考察其政治历史传统、经济形态、公众和领袖人物的民主政治素养等等。历史上一些发展中国家新闻业的情形，有的似乎超前了些，现实中滞后的似乎多一些。从最近数百年新闻政策发展变化的历史看，实现自由的信息流通的政策是不可逆转的，这里所谈的是如何以较小的代价较顺利地实现它。也许会有不同看法，那么我们共同学习外国新闻传播史，更多地领会这个世界已经须臾不可缺少的行业走过的历程，讨论中一定会有更好的理解。

　　郑超然，1965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教育部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新闻专业委员会秘书长。著有《苏联新闻史》、《外国新闻传播史》。程曼丽，199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获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教授。著有《蜜蜂华报研究》。王泰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