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客观、系统地回顾了2004年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运行和发展状况，预测了2005年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趋势，如农业增加值、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率和粮食价格的走势等，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本书的专题部分，就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农民和农村组织问题，进行了多维、深入、细致的分析和探讨。作为每年一卷的系列研究报告，本书保持了以往《农村经济绿皮书》采用的统计数据和经济分析方法的连续性。本书前言本书是《农村经济绿皮书》的第13本。本书客观、系统地回顾了2004年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运行和发展状况，预测了2005年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趋势，如农业增加值、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率和粮食价格的走势等，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本书的专题部分，就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农民和农村组织问题，进行了多维、深入、细致的分析和探讨。作为每年一卷的系列研究报告，本书保持了以往《农村经济绿皮书》采用的统计数据和经济分析方法的连续性。在此基础上做了若干改进：一是在农村经济形势和预测方面增加预测的内容，并为此设置了相应的课题。令人欣慰和高兴的是，我们的改进取得了成效。去年我们对2004年我国农村经济运行所做的一些预测结果与实际运行状况非常接近，例如对粮食总产量的预测。二是增设了农村市场化进展一章。为了做好理论与方法论上的准备，这项工作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重点课题的支持。关于中国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程度的计算结果表明：2003年，中国农村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程度为62％，超过了市场经济国家的市场化程度应达到60％的临界水平。其中，农村经济中经营主体的市场化程度为86．6％，农村劳动力市场化程度为75．3％，均超过了市场化的临界水平；农村资金的市场化程度为52．5％，土地的市场化程度为48％，都未达到市场化的临界水平。三是在专题方面，将过去注重对已出现的热点问题进行讨论改为对我们认为即将成为热点的问题的讨论。专题调整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关注《农村经济绿皮书》的读者获得更多的、更有价值的信息。2004年，各级政府对“三农”的关注继续升温，出台的一系列财政转移支付政策产生了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发展的预期效果。市场化趋向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2004年，粮食市场进一步发育，粮食购销两旺，粮食产区与销区通过协议实现了顺利对接，但国家没多花一分钱。对于农民来说，从政府的一减三补政策中获得了很大的好处，但粮价上涨带来的实惠更多，这意味着市场发育对于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2004年是“三农”问题解决得非常好的年份，但从总体上看，解决“三农”问题的长效机制尚未形成。经过多年的发展和居民收入的持续提高，粮价上涨对其他物价上涨的影响力越来越小，进而引发社会震荡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但这种属于零和博弈性质且有碍于我国农业竞争力提升的策略，并不是最优或次优选择。如果农民生产的农产品数量不变就可以得到更多的收入，很可能会助长农民对政府转移支付的依赖性，甚至有可能抑制农民创造社会财富的积极性。生产补贴的增收效应是短暂的，其扭曲市场的负面效应是长久的，所以，我们既要看到现行政策对农民增收的效果确实显著，且可继续实施的一面，也要看到将它维持下去的政策成本会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高的另一面。最近20多年，我国农业劳动力已转移出两亿多人，但农业微观基础和农业综合竞争力并没有明显的改善和提高。农民从事非农产业致富的典型很多，农村通过城镇化致富的典型也很多，而农民依靠农业致富的典型相对较少。中国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即使前两个方面做得很好，倘若缺乏一个具有竞争力，能直接使农民致富的农业，发展将是不全面的。对于政府来说，农村发展的目标有三个：一是改善农村劳动力流动和农村人口转移的政策环境，充分发挥劳动力相对廉价的比较优势，尽量延长低成本的发展阶段；二是通过农业基础设施的改进和农户经营规模的扩大，提高中国农业的竞争力；三是运用灵巧的政策，在粮食相对剩余的情形下维持农民种粮积极性，确保粮食安全。上述三个目标和农民追求的家庭收入（或农业收入）最大化、持续化目标，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从逻辑上讲，在既有好牌（国家综合国力提高引起的转移支付能力增强）又有坏牌（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束缚生产力的制度安排）的情形下，难点不是出好牌，如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直接为农民增收作贡献，而是通过深化改革处理坏牌，不断地改善“三农”的宏观政策环境。我国城乡居民权益的制度性差异还很大，数亿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尚未市民化，数亿富余劳动力还滞留在农村，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还远远没有完成。所以，清除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束缚农民的制度性障碍依然是农村改萃的重要任务，广大农民依然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农村政策的首要目标依然是把蕴藏在农民身上的财富创造能力进一步发挥出来。赋权是将蕴藏在农民身上的财富创造能力进一步发挥出来的有效手段，也是改革以来国家和农村发展的基本经验。改革初期农产品的快速增长，是赋予农民自主经营土地的权益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中期城乡非农产业的快速发展，是赋予农民选择就业机会的权益的结果；90年代，村委会与农民关系的改善，则是赋予农民选举村领导人的权益的结果。然而，对农民的赋权尚未完成，向农民赋权仍是深化农村改革的基点。向农民赋权，有利于提高政府目标和农户目标的互补性，从而使政府目标得到农民的广泛支持。以赋权为切入点培育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需要从以下两方面入手：（1）赋予农民自由迁徙的权益。农民工实际上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力军，但由于缺乏融入城市社区的权益，农民工及他们的家属转为市民的比例很小。从制度上赋予农民与城市居民同样的权利，实现公民权利的平等，形成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数量持续减少与农户平均经营规模逐渐扩大相关联的机制，使农民收入的增长建立在要素报酬率提高、就业结构提升和农业竞争力提高等弹性更大、持续性更强的因素的基础上，是比给钱、给政策更为基本的措施，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之一。（2）赋予农民为降低交易成本、学习成本，增加借款机会而结社的权益。发育农民组织有利于完善农村治理结构，有利于基层政府职能的改革，有利于社会稳定。近年来，我国农村的经济合作组织有一定的发展，它们从扩大交易规模、改善技术服务等方面人手降低农民的交易费用和学习成本，间接地为增加农民收入做出了贡献，在维护农村稳定和化解社区矛盾等方面也发挥了作用。但是，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与农民的需求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所以，应扩大农民为增收而结社的权益，并采取各种措施规范和引导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发育。按照能给外国人的政策先给中国人的逻辑，应赋予农村居民合作开办地方性中小银行的权益，以促进地方性中小银行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乡面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城乡发展的差距趋于扩大。这种局面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政府要通过再分配功能改进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政府的主要责任是提供公共品。目前，农村的通电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继续要做的是通路和饮水安全问题。道路建设应由县道、乡道的升级转向修建全天候的村道、组道。特别要加大农村教育和公共卫生的投资力度，改善农村的义务教育、技能培训和公共卫生体系。同时加大向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投资的力度，解决好不足农村人口总数5％、丧失了劳动能力的家庭的最低生活保障问题。开展扩大村民直选范围的试点。村民直选的制度安排，使村委会与村民的关系得到了改善。目前有必要开展扩大村民直选范围的试点，以弄清其是否具有使乡镇政府与村民的关系更融洽的功效。2004年，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在县域范围里开展乡（镇）长直接选举试验，值得肯定。另外，应开展赋予农民介入有关农村的重大决策的参与权的试点。官员滥用公权和行政不作为是农民最为憎恨的事情，也是引发官民冲突最为主要的原因。这两种行为得不到有效制止，个人的英雄主义情结与群体的“不患寡而患不公”的情绪结合在一起，将产生一些民间的农民维权组织，从而使基层政府、村干部与农民的冲突越来越多。在规范官员的职责和行为准则方面，树先进典型和立道德底线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从而使保护合法产权、维护竞争秩序、提供公共品和帮助弱势群体这些政府的基本职责得到全面的履行。本年度《农村经济绿皮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和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的同志共同完成，撰写工作由张晓山所长、鲜祖德司长、李周副所长共同主持，朱钢、孙梅君、侯锐承担了大量的协调工作。本书的顺利出版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李周2005年3月20日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