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冬，我应邀为广东人民出版社主编一套“说三道四丛书”（后奉命改为“南腔北调丛书”），约请文友加盟，规定每人的书名，只能起三个字的。我一向认为，学者也好，作家也好，起书名最能反映他们的才华、思想境界。我清楚地记得，何满子先生、牧惠先生、邵燕祥先生，都是在电话中当场不假思索地报出书名《千年虫》、《沙滩羊》、《谁管谁》，让我佩服之至。我致电好友文学评论家阎纲兄，他也是立即起了个书名《座右鸣》，更让我喜出望外。把人们常常挂在嘴边的“座右铭”，改动了一个字，成了《座右鸣》，实在是妙不可言。妙在哪儿？妙在颇有味也。这“鸣”字，大有说头。据宋代著名学者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七记载，范仲淹在和梅圣俞的《灵乌赋》而作的《灵乌赋》中，写下一句含义深长的话，“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应当说明的是，《灵乌赋》中的“乌”，即“乌台”，也就是御史台。显然，范仲淹提倡的是勇于向皇帝进谏的大无畏精神，这在古代，已经是难能可贵了。胡适先生生前，非常赞赏范仲淹的这八个大字，他出版过一本集子，书名就叫《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他还将这八个字写过好几幅条幅，赠送友人。犹忆1992年夏我在澳洲墨尔本市拜访墨尔本大学金承艺教授，他是清初多铎王爷的后人，夫人是林则徐的后裔，真个是“皇亲国戚”。承艺兄做过胡适先生的秘书，一直珍藏着胡先生送给他的条幅，写的也正是“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当时，他和我一起展开条幅，欣赏胡老的墨宝，我儿宇轮当场拍下此情此景。岁月不居，承艺兄已谢世多年，这张照片，成为我珍贵的纪念品，每一翻阅总要勾起我对承艺兄长的不尽思念。当然，胡适先生以“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自勉、勉人，提倡的是为民主、自由呐喊，不惜献身的精神，与范仲淹时代，有很大的不同，这就是与时俱进吧。由文化艺术出版社推出的这套杂文随笔丛书，包括《文坛杂俎》（何镇邦著）、《如此说来》（单三娅）、《故纸风雪》（伍立扬）、《生命深处的文字》（徐怀谦）、《春明感言》（杨学武）、《徘徊在门外的感觉》（高为）。我再三斟酌，给这套文丛起名“座右鸣丛书”。诚然，现在是承平时期，我们用不着像鲁迅青年时期那样“大风灭烛，披发大叫”，也用不着像抗日战争时期高唱“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但是，面对种种假、丑、恶社会现象——无论是来自政界、文化界还是商界的等等——岂能视而不见，不闻不问？作家是社会的良心，总是要不平则鸣的。事实上，本丛书六位作家的文章，大部分就是“不默而生”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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