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与科举在中国古代教育大舞台上共存了一千余年。在中国古代文化史和教育史上，书院与科举是两个相当独特的方面，二者互相联系又互有区别。唐末五代时期，士人为获得应进士科需要的诗赋文学知识，是作为教育组织形式存在的书院产生的最重要的推动力之一，可以说书院是因科举而生。北宋王朝建立之后，书院成为官学的替代机构，承担了培养科举人才的重任。庆历、熙宁元丰和崇宁兴学过程中，书院与科举的关系变得相对疏远了。北宋中后期，不少新创建的书院成为研究、传播新儒学的基地，实现了自身的转型。南宋时期，在新儒家科举观的影响下，书院不仅通过培养人才为科举服务，而且反对片面追求科举的学风，书院的职能再次回归到为科举服务之上来。元朝书院的创建者、修复者、讲学者和支持者不仅是恢复科举取士制度的有力宣导者，而且也是科举制度的有力维护者。程端礼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为书院开展科举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明初，朝廷将书院排斥在科举教育之外，导致其沉寂了将近100年的时间。明代中后期，书院为科举服务的倾向十分明显。清廷逐渐改变了初期限制书院发展的态度，绝大多数的书院都是直接为科举教学服务，并且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制度。讲求乾嘉汉学为主的书院虽然反对教授科举之学，但学习乾嘉汉学有利于生徒应举却是不争的事实。书院改制的进程与科举改革密切关联，1905年清廷废止科举的决定，极大地促进了书院改制的进程。书院对于其所在地的科举风气是能起推动作用的，各历史时期的书院数量与科举考试的重要指标——进土数、举人数都是成正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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