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就像一个学者总会有自己的人格一样，一本学刊也总会有自己的整体形象。正由于这种潜能，一本杂志（尤其是一本民间杂志），才有可能大于其全部发表文章之总和。只是，这种烘托成整体的可能，并不让人沾沾自喜，倒更让人战战兢兢，因为它反过来又意味着，一旦哪家杂志失却了总体的公信力，那么此后不管它还能发表多少文章，即使其中仍不乏好文章，却终不过是些孤零零的单篇文章罢了。论文栏第一组，集中于古今政治理念的思考。克雷格·卡洪指出，上世纪九十年代盛行的全球化设想，一反此前对于认同政治或群体凝聚力的宣传，而鼓吹全球社会对于地方问题的人道主义干预，并盛赞混合、多元和重叠的政治身份。然而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当前民族国家间的普遍斗争，实乃少数几种反抗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可行方式之一。缘此便应看到，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是相互建构、而非相互对立的。这种相互关系表现在：一方面，当然应该记取世界主义中许多值得承继的价值，比如对人人平等的认可，以及对文化和社会多样性的认可；另一方面，也应该试图改善现行的世界主义，因为依据其通常的建构，尤其是其最个人主义的形式，它系统地阻挡了人们的视线，使之看不到人们所依靠的团结体的多种形式，以及这些团结体对那些较少特权和较多受到资本主义全球化排挤的人们的特殊意义。夏洞奇指出，以往多有学者认为，奥古斯丁的国家定义刻意排除了“正义”的因素，而异于古典政治思想之主流。在此基础上，著名历史学家R.A.马库斯遂以“尘世神学”来诠释奥古斯丁，认为其国家概念是世俗化的。但作者却通过对《上帝之城》中关键文本的分析，以及对西方学者之解经过程的回溯，提出奥古斯丁虽认识到国家不可能摆脱某种“世俗性”，却亦不主张切断政治生活与信仰、道德的联系；他虽确有某些承认国家之中立性的观念，可马库斯等人对此的理解却不够准确。下一组聚焦于中国北方农村的婚姻问题。阎云翔基于纵向的田野调杏，探讨了彩礼收取活动怎样在中国北方农村转变为新郎家庭的财产分割形式，而新娘又怎样取代其父母而成为彩礼的接受者。这种转变经历了漫长的代际协商，而在此过程中，对西方个人主义的误解则为年轻人向父母的索取提供了意识形态辩解。作者强调了个体对于转变彩礼收取的能动作用，认为这是被多数现有婚姻交换研究所忽略的重要现象；同时也检查了这些个体的特定策略，认为正是由此，个体才实现了其能动性，从而在获得更多婚姻自主权的同时，不是选择放弃收取彩礼的传统风俗，而是选择去创造性地利用它。王跃生立足于基层社会考察，分析了二十世纪三十—九十年代冀南农村婚姻的空间范围和社会范围之变动。作者指出：土改前，主流婚姻行为特征是既要避免村内结婚，又将近村婚姻作为首选，表现出若即若离的特征；土改后，婚姻圈并未伴随着私有制的取消和经济平等程度的提高，而表现出扩大的趋向，相反倒是村内婚的比例明显上升。土改前，通婚的社会范围基本上循门当户对观念进行，相同经济背景的婚姻比重较高；而土改虽然消灭了财富悬殊的基础，阶级标识却被突出强调，并对人的社会地位和发展前途产生了重要影响，遂将婚姻的门户原则演变为阶级原则，并左右着民众的择偶行为。直至改革开放以后，阶级成分观念始得淡化乃至逐步消除。再一组集中于民国时代的跨国互动。对外文化政策作为政府有组织地向外输出和普及本国文化的行为，乃是较晚出现的民族国家时代的一个特征，或许正因此，才由民国而非晚清开始了这个过程。巴斯蒂借助于原始外交档案的爬梳，还原了民国初年在这方面的短暂尝试。正是这种尝试，至少成功地为欧洲汉学增添了一个长期存在的研究机构——位于巴黎的中国学院，并使民国政府进一步赢得了法国政治精英的积极支持。历法作为文明内部号令步调的准绳，其象征性权威既来自天文，更来自人文，缘此在被迫转型的现代中国，整个国族都势必要被拧上世界时钟的发条。左玉河通过回顾南京国民政府的废除旧历运动，以及这场激进运动在民间遭到的顽强抵抗，突显出了中西碰撞所造成的文化失序。也许时至今日才能看得清楚：中国人由此失掉的不仅是原有的文明时间表，还有跟这种时间表息息相通的文化生活步调。评论栏对翻译作品进行了讨论。段晴指出，鸠摩罗什所译《妙法莲华经》被认为有“天然西域之语趣”，那语趣正是指今日读翻译作品时所能领略到的“洋味”，也就是说，它不是那么地道的汉语。那么，是什么语言成分令人感悟到所谓“西域之语趣”呢？作者从两部《法华经》中择出三个词汇，从梵汉对译，探讨它们真实的含义，认为这些词汇是在两种语言接触的背景下产生的，因此表现出不同的异域韵味。由此可知，西域之语趣实乃异域文化之藤蔓的延续。杨立华指出，中译本《存在与时间》的出版，曾对当代汉语思想及学术产生过令人瞩目的影响，功不可没；然而细细对读，仍可发现此一译本存在着多处漏译和误译，有必要提出建设性的商榷。由此不免令人想起，对于海德格尔这样一部奠基性的作品来说，也许汉语世界应当像其他语种一样，拥有不止一个相互竞争和相互参校的的译本。最后再回到开头的话题。《中国学术》杂志从无到有，经过长达七年的努力（包括它的筹备期），仿佛也开始有了自己的总体形象。只是，这形象同样并不好玩，反倒构成了巨大的压力——既然无论照编者还是读者看来，只要是拿到这里发表的文章，就应当具备理所当然的学术质量。可惜谁又知道，这种质量从来都不是天上掉下的馅饼，而需要挤出教学和研究之余的时间去苦苦寻求，不管那剩余的时间原本就怎样少得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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