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早已确定无疑了，这主要是由他的长篇小说取得的伟大成就所奠定的。但是，综观他的创作，不能不看到他的中篇和短篇小说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组成了他的鸿篇巨制《人间喜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中不少是翘楚之作，堪称世界中短篇小说中的精品。 巴尔扎克在法国中短篇小说发展史上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19世纪初，法国中短篇小说正处于发展的转折期。在此之前，中短篇小说应该说还处于萌芽状态，尽管已有不少著名的作品问世。从16世纪开始，玛格丽特·纳瓦尔的《七日谈》、德·拉法耶特夫人的《克莱夫王妃》、伏尔泰（1694—1778）的哲理小说《老实人》、《天真汉》、《查第格》、《如此世界》，狄德罗的《两个朋友》和《众口铄金》，萨德侯爵（1760一1814）的《爱情的策略》等，在中短篇小说的发展史上都是不可不提的作品。可是，无论从人物形象的塑造还是结构方面来说，法国中短篇小说在19世纪之前还没有臻于成熟，就短篇而言，只能说这些作家写的是故事，而并非是真正的短篇小说。也许，法国的中短篇小说要从夏多布里昂的《阿达拉》和《勒内》开始。尤其是《勒内》，塑造了所谓“世纪病”的典型——勒内。这个短篇对19世纪的法国文学乃至欧洲文学，都产生过重大影响。法国中短篇小说的转折期直到20多年后，亦即1830年前后才算到来。法国短篇小说、也是世界短篇小说大师梅里美，这个时期写出了《马特奥·法尔戈纳》、《塔芒戈》、《伊尔的维纳斯铜像》等，脍炙人口。斯丹达尔写于这一时期的《瓦妮娜·瓦尼尼》也是短篇小说杰作。巴尔扎克正是在这时加入到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的创作中来的。他从1829年到1833年主要创作中短篇小说，达到几十篇之多，其中就有《戈布塞克》这个名篇。在中篇小说中，《家族复仇》、《玩球猫商店》、《苏镇舞会》、《夏倍上校》、《都尔的本堂神父》、“费拉居斯》等都是上乘之作。19世纪30至40年代，法国中短篇小说的创作达到成熟阶段，开出了一朵朵艳丽的奇葩，而巴尔扎克在其中占据了一个重要地位。 巴尔扎克的中短篇小说已经包含了他的长篇小说的基本内容，可以说这是他的创作的一个缩影。正如他的长篇给法国文学注入了新鲜血液那样，他的中短篇小说也给法国的这一文学样式注入了新内容。 首先，巴尔扎克在中短篇小说中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社会的黑暗面。反映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在以往的短篇故事中已经屡见不鲜，可是，像巴尔扎克那样入木三分地暴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在短篇小说史上则是由他肇始。 令人惊叹的是，巴尔扎克在1830年已经清醒地认识到金钱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巨大作用。在他的中短篇小说中，金钱的作用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描绘。《戈布塞克》的主人公说：“金钱是你们当今社会的决定因素，金钱代表人间的一切力量。”这是一针见血的断语。戈布塞克宣称：“我毫不费力就控制了社会，而社会却丝毫不能左右我。”资产者主宰了复辟王朝的经济命脉，进而控制了复辟王朝的权力机构，这是当时历史发展的本质现象，巴尔扎克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出来。此外，这个短篇描写的雷斯托伯爵夫妇在财产上引起的龃龉，也是日益频繁出现的社会现象。《长寿药水》描写堂璜为了争夺财产，不惜扼死父亲，这一幕令人惊心动魄。《红房子旅馆》描写银行家靠谋财害命发家；资产阶级的每个毛孔本来就充满了血腥气，他们的财富是建立在残酷榨取劳动者的剩余价值的基础之上的，无异于谋财害命。这篇小说被认为是《人间喜剧》中“安置得最好的基石之一。《法西诺·卡讷》描绘的是对金钱的追逐，小说主人公在人生的搏斗中败北。但他的失败是由于对金钱的贪婪追求造成的，因为黄金的光彩久而久之损害了他的视力，终于导致他失明，他被情妇骗走了钱财。《皮埃尔·格拉苏》则犀利地讽刺了大腹便便的资产者的愚蠢无知，他们对绘画一窍不通，却附庸风雅，以致被狡猾的画商欺骗，把赝品当做真迹，白白耗费了数以十万计的金钱。主人公格拉苏由于艳羡资产者的财产，甘愿去娶一个丑陋的姑娘做妻子，他的选择暴露了灵魂的丑恶卑劣。这是一出金钱婚姻的小小闹剧。《家族复仇》描写了科西嘉岛民固有的一种陋习：一旦两家结仇，便世代沿袭下去，斗个你死我活。梅里美的著名中篇《高龙巴》就写的是家族复仇，他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疾恶如仇、泼辣倔强的女性。似乎是同样的题材，到了巴尔扎克笔下，却具有了不同的意义。巴尔扎克看到，家族复仇乃是封建制度的残余，它是残忍的，同资产阶级法律相抵触，人们有理由反对这种封建意识。然而，作为这种意识的维护者的巴尔托洛梅奥并非一个可恶的人物。在某种意义上，他也是受害者。他的女儿接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熏陶，坚决对这种意识进行了挑战。巴尔托洛梅奥没想到，他的爱女会与他家的仇人之子恋爱结婚，离家出走。他更没有料想到，她会因生活无着，贫病交加而死。对她的死，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更大的罪恶在社会方面：一对年轻人即使有反抗封建意识的勇气，可是没有金钱做后盾，最后仍然以悲剧告终。巴尔扎克的观察极为深刻：金钱的力量早已超过了旧传统的作用，它更能置人于死地。法国文学中只有巴尔扎克从这个角度去处理这个题材，从而写出了一幕动人的悲剧。 如此执著于描写金钱在社会和家庭生活中的作用，又如此力透纸背地写出了人与人的金钱关系，不能不说，这些中短篇确实不同凡响，显示出巴尔扎克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刻的见解，使他凌驾于一般的小说家之上，成为中短篇小说大师。 同样，巴尔扎克也毫不留情地批判贵族。《大望楼》中的梅雷伯爵为了惩罚妻子，砌起一道墙，把她禁闭起来，活活饿死她，这个情节生动地刻画出一个残酷无情的贵族形象。《萨拉金》暴露了18世纪摧残人性的意大利风俗：阉割少年，让他日后男扮女装出现在舞台上，而一手制造这种现象的红衣主教却依仗权力，把内心痛苦不堪的藏比内拉当作私有财产来霸占，他的保护是一种极为自私的占有欲。《长寿药水》里的堂璜保留了传说中荒淫无耻的大贵族特点。《戈布塞克》中的伯爵夫人为了情人而挥霍掉自己的财产，转而觊觎丈夫那一份，她千方百计把丈夫与世人隔绝开来，根本不考虑丈夫的死活。这是一个堕落的贵妇形象。在巴尔扎克笔下，贵族已不再是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人物了，而是垂死、没落的阶级，他们的地位正日益为发出铜臭味的资产者所取代。巴尔扎克描写贵族的角度已不同于以往的小说家，他是以高屋建瓴的姿态来刻画贵族不可逆转的灭亡命运的。不过，巴尔扎克对法国大革命仍然抱有偏见和错误看法，从《恐怖时期的一段插曲》可以看到他对处决路易十六的反对态度。 巴尔扎克并非只有揭露和批判，而没有赞美和褒奖。在他赞颂的人物中，最令人感兴趣的是下层人民。《无神论者望弥撒》着意刻画了一个挑水夫，他为了支持一个穷苦的医科大学生学习，不惜把自己存了一辈子、为了买一匹：5和一只水桶的积蓄慷慨地拿出来，而且像一个忠仆那样照顾这个年轻人的起居。他的牺牲精神显示了劳动者的优秀品格。《海滨惨剧》描写了一个疾恶如仇的渔民，他为了家族的尊严，不愿意让堕落的儿子在街头示众而亲手处决了这个不肖之子。这篇小说酷似梅里美的~<：5特奥·法尔戈纳》。不过，《海滨惨剧》中的渔民似乎更有理由处死儿子：他的儿子偷盗成性，是个孬种，处死他是为民除害；而《马特奥·法尔戈纳》中的山民只因儿子出卖了一个强盗便处死他，未免过于严厉。巴尔扎克还描写了这个渔民处死儿子以后的疯癫状态，写出了这个人物仍然有亲子之爱，进一步描绘了他的纯洁心灵，颇有独到之处。在文学史上，迄今为止，对下层人物的歌颂在短篇小说中并不多见。狄德罗的《两个朋友》歌颂了两个平民的友情，是一篇力作，但这样的作品几乎是凤毛麟角。因此，巴尔扎克能在下层人物身上看到优异品质，加以讴歌，确实难能可贵。另外，《刽子手》歌颂了西班牙人民抗击拿破仑入侵的英勇斗争事迹。《泽·玛尔卡斯》写的是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时期怀才不遇的一代青年，泽·马尔卡斯是他们的代表。他一再被人利用，最后穷困潦倒，郁闷而死。利用他做工具的政客有着梯也尔的影子，狡猾卑鄙，言而无信，并没有什么才干，却飞黄腾达，历经社会变迁而立于不败之地。这个庸才同-5尔卡斯相比照，更衬托出后者的悲剧命运。 这是一篇政治小说，它抨击了复辟王朝时期小资产阶级青年前途渺茫、无所作为的状况。它写于巴尔扎克试图涉足政界、遭到失败之后，反映了巴尔扎克对七月王朝政治局面的失望态度。《费拉居斯》在巴尔扎克的中篇小说里是题材颇为特殊的一个。在这篇描写帮工会领袖的小说中，可以看到巴尔扎克对当时的下层社会的关注程度。他对秘密团体藐视当时社会的法律表示了赞赏，他对下层人物因贫穷而犯下过失，便受到社会严厉惩罚，在社会上无立足之地的状况，表示了同情；他对这些外貌粗鄙、言语俚俗的人物内心充满深厚柔和的情感，对能为自己所爱的对象献身的高尚情操，表示了赞美。 巴尔扎克是一个思想家。他并不满足于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和描绘，他还力图洞悉造成这些社会现象的内在原因，挖掘出生活的哲理。他的小说往往由于具有某种哲理性而不同于他人的作品。《人间喜剧》中有不少关于绘画与音乐题材的小说，反映了巴尔扎克在艺术方面深湛的知识。《不为人知的杰作》就结合了狄德罗关于绘画的精辟见解，而又有所发挥，最后将作者自己的艺术观点上升为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艺术的任务不在于摹写自然，而在于再现自然。”同时，巴尔扎克又十分注重形式，认为应把美与形式联系起来，指出要“经过长期的搏斗”，才能抓住形式。全篇的立意在于抨击企图找到“绝对美”的艺术家，他讽刺了这类艺术家的努力是徒劳的，不切实际的。巴尔扎克针砭的是只追求形式美而不顾内容，或者将两者割裂开来的艺术家。有时，巴尔扎克的“哲理”其实是对人物心理的一种解剖和挖掘。《红房子旅馆》中的法国青年普罗斯佩·马尼昂由于有过谋财害命的念头而悔恨不已，认为自己确实有罪，良心极为不安，无法宽解。杀人犯泰伊番也因此而精神受到刺激，始终有负罪感。《长寿药水》中的堂璜头脑中的杀父之念，在巴尔扎克看来是社会中的常见现象。他认为盼望亲人早死，以便夺得遗产的念头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至于《海滨惨剧》、《刽子手》，则探索了亲属观念对人的头脑所起的巨大作用。这两篇小说的主人公即使一时能做出超乎常人的行动，但是到头来依然不免陷入精神危机之中。巴尔扎克列入“哲理研究”中的小说不同于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哲理小说，后者的哲理小说近乎寓言式的小说，它们通过滑稽的形式，貌似童话的内容，拨开不合理的社会现象的迷雾，让人们认清眼前的现实。而巴尔扎克的小说或直接探索人生哲理（多为长篇），或提出艺术见解，或者探求人的精神心理现象的特点，已迥异于以往的哲理小说。即令没有列入“哲理研究”的小说，有的也包含了作家深邃的思索。例如，有的评论家就认为《萨拉金》是“《人间喜剧》中最奇特的故事之一，最复杂的故事之一，也许是能最好地阐明巴尔扎克的心理学最隐蔽的某些领域的故事之一”。这是就小说涉及的雌雄莫辨的问题而言的。结构主义批评家罗兰-巴特曾对此作过深入分析。《沙漠里的爱情》也是一篇能令人无穷回味的隽永之作。作者显然以人兽的爱情来映衬人与人之间冰水般的冷漠关系。总之，巴尔扎克拓宽了中短篇小说的内容，或者说，改造和发展了中短篇小说的内涵，扩大了它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现象的范围，这是他对中短篇小说的一大贡献。 从艺术上看，巴尔扎克也作了不少探索，取得了重大成就。 毫无疑问，最突出的一点是巴尔扎克在中短篇小说中塑造了著名的典型。《戈布塞克》的同名主人公是法国文学史上闪光的典型形象之一。他最显著的性格特点是吝啬。他与莫里哀笔下的吝啬鬼阿巴贡有类似之处。他喜欢样样都贮藏起来，小至别人送来的食品一一照收不误；由于不愿损失三分折扣，宁愿让食品腐烂，也不肯卖给商人。他似乎还不懂得商品流通的诀窍。 就其狡猾和洞悉巴黎的商业情况以及各种各样经济情报而言，阿巴贡不能跟他同日而语；他具有丰富的阅历，周游过大半个世界，一直担当分配海地赔款的委员会成员，因而拥有全面的经营管理经验。巴尔扎克把他写成“金钱的化身”或“金钱势力的化身”、“钞票人”。他确实有无所不知的能耐和左右社会的势力。值得注意的是，巴尔扎克并没有完全否定这个人物，就像对待他后来创造的葛朗台、纽沁根那样，持彻底批判的态度。在小说中，一方面他是“贪得无厌的巨蟒”，另一方面他又是“巴黎最高尚和最正直的人”，他“既渺小又伟大”。他是德维尔的保护人，他之所以借款给德维尔又收取利息，是为了不让德维尔感谢他，以激励这个诉讼代理人奋发有为。他之所以不肯归还钻石等财产，是为了防止伯爵之子堕落和变得懒惰。因此，戈布塞克是一个远比阿巴贡复杂得多的形象。《柯内留斯老板》以15世纪下半叶路易十一时期为背景，刻画了另一个悭吝鬼形象。他有在睡梦中起来藏匿自己的财宝的怪癖。俗话说，日所思，夜所想。他这种怪癖乃是早期守财奴喜爱贮藏自己的金银财宝这种特点的反映。马克思说过，巴尔扎克“曾对贪欲的各种色层，作过彻底的研究”。巴尔扎克笔下的吝啬鬼不下10个，无一雷同。在这些吝啬鬼中，柯内留斯的辈分最大，因而他的吝啬性格也具有最早期资产者的特色——贮藏癖。巴尔扎克十分注意人物性格形成的社会环境，他对大教堂和都尔城王官的描绘再现了当时的风貌。尤其是路易十一的形象十分符合这个人物的历史地位：他是一个注重扶持高利贷者和商人的国王，曾给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过道路。饶有趣味的是，英国小说家司各特的长篇小说《昆丁·达沃德》也写了路易十一和他的宫廷，但司各特笔下的路易十一蒙上了传奇色彩，并不是真正的历史人物。而《柯内留斯老板》在这方面却真实得可以当作历史小_说来读。巴尔扎克描写环境和其他历史人物，目的在于刻画主人公性格形成的客观条件，他的描绘确实写出了有贮藏癖的吝啬鬼是在一个“平民化”国王的统治下产生的典型。此外，嗜金成癖的法西诺·卡纳；残忍无情的梅雷伯爵；勤劳正直、助人为乐的挑水夫；平庸而又能随机应变、善于抓住机会、终于志得意满的画家皮埃尔·格拉苏；心狠手辣、竟能下手杀父的堂璜；刚正严厉的西班牙侯爵莱加奈斯；生不逢时、时乖运蹇的泽。马尔卡斯；性格刚烈、激情似火的萨拉金；大义灭亲、铁面无情的老渔夫；能为儿女献身、柔情似水的帮工会首领费拉居斯，这些都是呼之欲出的生动形象，显示了巴尔扎克精湛的艺术功力。 从叙述学的角度来看，巴尔扎克喜欢采用以小说人物讲故事的方式来引出主要情节。这种方法的优点是能使读者感到亲切和进入故事的氛围中，得到亲临其境的感受。不过，即使都是由人物来讲故事，各篇的写法也不尽相同。在《戈布塞克》中，巴尔扎克第一次运用了在几个人物的谈话之间进行的叙述形式。他通过德维尔之口将戈布塞克的生平事迹讲述出来，写得非常紧凑。惟一令读者不解的是，德维尔何以得知雷斯托伯爵死前家里发生的事，又怎么得知两夫妻的争吵以及孩子和父母之间的对话，而且这样清清楚楚。因为伯爵生前并不认识德维尔，伯爵夫人后来拍，不可能将家丑外扬，他们的儿子还少不更事，无法述说。很明显，这是小说家的现身说法。这种方法日后巴尔扎克不断运用。与其说这是巴尔扎克的笨拙，还不如说这是他的高明之处：作家以其叙述的生动来掩盖某些漏洞，一般读者会对此毫无感觉。这篇小说被看做是巴尔扎克的“第一篇杰作”和“最完美的作品之一”。 《红房子旅馆》虽然也是由故事中的人物讲故事，但是这次讲的不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事，而是听别人转述的。《海滨惨剧》类似《红房子旅馆》，略有不同的是，在公证人家里发生的一幕是让讲故事者的母亲听到的。《萨拉金》先由“我”出场，再由我将萨拉金的生平讲出来，而我是在意大利了解到这个流传甚广的故事的。《泽·马尔卡斯》又不同了，主人公的经历由他本人道出，讲给“我”与另一个同伴听。《无神论者望弥撒》则由德普兰医生讲给他的学生听，为什么他要设立弥撒，再引出挑水夫的故事。《沙漠里的爱情》由“我”将故事写出来，供他的女友阅读，而这个故事是一个老兵告诉他的。《法西诺·卡讷》变成由当事人讲述自己的生平遭遇，接近《泽·马尔卡斯》，不过是单独对我说出。《大望楼》由“我”讲故事，在这个故事中，引出公证人向“我”讲的另一个故事，这才是正题。这是故事中套故事再套故事。上面8个短篇，叙述方法同中有异，百花竞放，各异其趣。在巴尔扎克之前，似乎还没有哪一个小说家将这种故事套故事的写法运用得这么丰富多彩，也许要到莫泊桑的手里，才能达到并驾齐驱的地步。由此可见巴尔扎克在谋篇布局上是下了苦功的。他并不像一般人认为的那样，并不追求形式多姿多彩，在艺术上并没有令人注目的创新。 法国结构主义学者托多罗夫对叙述语态有三种划分：或者叙述者大于人物，这时叙述者具有全知视角，既能看见人物的外部行为，又能知晓人物的内部心理；或者叙述者等于人物，这时叙述者往往是其中一个角色，既可以通过这个角色来观察，也可以让这个角色自我流露心理意识；或者叙述者小于人物，这时只能看见人物的外部言行而无从知道人物的内心。以此来对照巴尔扎克的叙述方式，可以看到他往往采用第一种或第二种叙述语态，只有少数情况采用第三种叙述语态。例如《红房子旅馆》中的青年泰伊番，只有侧面的描写和烘托，没有正面触及他的心态，留有读者去回味的余地。诚然，巴尔扎克不像福楼拜，他还没到有意识地将作家自身隐去，以第三者的目光去观察和描写人物。但是，就处于短篇小说的初创时期而言，巴尔扎克的建树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了。 无可讳言，巴尔扎克的中短篇小说同他的长篇一样，往往具有他喜爱的风格和叙事方式。他乐于在小说开篇详尽地介绍环境或发表长篇议论。这种开场白少则一两千字，多则七八千字以上。譬如，《萨拉金》的开场白就长达一万字，占全篇的五分之二；《无神论者望弥撒》的引言部分长达七千余字，超过了一半篇幅。好在巴尔扎克以其观察的敏锐、细致和深刻弥补了这多少有点冗长的开端，不致使读者感到枯燥乏味，不可卒读。 巴尔扎克已经懂得悬念的写法。《无神论者望弥撒》就是一篇出色地运用悬念手法的短篇。小说紧紧抓住无神论者居然会去望弥撒这一矛盾现象来做文章，谜底放到小说末尾去揭示。《费拉居斯》写来有点像惊险小说，这种手法与主人公的秘密身份十分合拍，造成了强烈的悬念，吸引了读者。可是，巴尔扎克远远高于同时代的流行小说家，他通过女主人公的爱情生活和悲剧，把读者从社会下层带往社会上层，提高了作品的品位。有时，巴尔扎克舍弃开头的长篇大论的写法，以开门见山的叙述代替。《刽子手》就采用平铺直叙和白描手法，写得简洁、紧凑、一气呵成；《长寿药水》也是这样，不过这一篇夹叙夹议，摇曳多姿；《不为人知的杰作》则别具一格，将议论放在人物的口中道出，作者不直接表露观点。 巴尔扎克喜欢追求强烈的效果。他经常改编传奇故事：《长寿药水》撷取了霍夫曼的小说关于起死回生的药水的怪诞故事，写出惊心动魄的场面。 巴尔扎克的小说结尾往往非常突兀，例如《恐怖时期的一件插曲》，小说结尾刽子手终于显现了身份，引出人物的这句感叹：“当整个法国忘恩负义的时候，钢刀却有良心！”这句话似有千钧之力，艺术效果非常强烈。《沙漠里的爱情》情节十分奇特，细节却写得真实可信。《柯内留斯老板》对历史背景的描绘力求真实，而藏匿的财宝再也找不到则神秘莫测。以上各篇充满了浪漫色彩，画面或者绚丽斑斓，或者诡谲离奇，或者阴森恐怖，而又与现实生活相通。巴尔扎克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熔于一炉，使他的中短篇既有粗犷浑厚的特点，又有雄奇瑰丽的色彩，自成一格。 上海师范大学外国文学教授、资深翻译家郑克鲁200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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