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幼儿时，父亲送我入私塾。初读《三字经》，内有“自羲农，至黄帝，号三皇，居上世。唐有虞，号二帝，相揖逊，称盛世。夏有禹，商有汤，周文武，称三王。……明太祖，久亲师。传建文，方四祀。迁北京，永乐嗣。迨崇祯，煤山逝”一段文字，始知历史“明治乱，知兴衰”之功效。及至小学、中学阶段，都设历史课程。加之老师讲课生动，遂使我对中国古代历史爱至痴迷程度。初中时，课下找些有关太平天国的史料，百读不厌。高中时，参加学校历史课外活动小组，研究三国人物，乐此不疲。后来，出于对理工科的无知和对教师职业的钦慕，考取师范大学物理系。繁重的数理课业未能完全剥夺我对文史知识的时间投入。中午从不休息，抓紧时间读完范文澜先生《中国通史简编》和郭沫若先生《中国史稿》。此外，去阅览室广泛涉猎文史典籍。课外活动时，只要文史两系开学术讲座，我必坐在讲堂前排座位上。本科毕业后，先教理，后教文。一个偶然机缘，我得以成为山东大学历史系卢南乔先生的非正式助手，前后凡五年。当时，他与王仲荦先生一同接受白寿彝先生主持的校点《二十四史》的任务，正在奋力校点《南史》和《北史》。我经常帮助久卧病榻的卢先生做些翻书、誊写之类的工作。王先生则寄身于北京中华书局，集中审订文稿，我受托在他们两人之间传送初审材料。长时间的史学浸润，使我萌生系统研读中国古代史的想法。不久，我考取山东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师从殷焕先先生攻读语言文字专业。系统读史只能是一种奢侈之想。不过，我还是“见缝插针”，通读了“前四史”、“后四史”、《资治通鉴》、《乾隆御批纲鉴》等史籍。留校任教以后，教学和科研的实际需要又时而提醒自己系统读史，无奈只能是临用查阅，不可能集中时间、集中精力去做这件事。卸去教学担子以后，投入墨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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