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十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序 郭贵春 魏晋时期的干支诏书及其编纂问题 楼  劲
晋武帝民族政策析论 陈金凤
“十六国”与乌桓——特别以与三燕的关系为中心 [日]三崎良章
十六国北朝山西坞壁的地理分布及类型特征 李书吉
北魏内朝再论——从比较史的观点来看 [日]川本芳昭
北魏前期封授诸王爵位加拜将军号制度试探 张鹤泉
关于北魏前期爵和品相对应的基础考察——以南巡碑为中心 [日]大知圣子
北魏畿上塞围考辨 殷  宪
北魏初期部落解散的再檢討 [韩]崔珍烈
北魏道武帝早年经历论考补释 孙险峰
从中正与吏部之关系看九品中正制之考课功能 王东洋
小异至巨变：十六国与北魏前期的尚书制度 徐美莉
勋臣八姓在平城大同的史实考略 马志强
北魏前期“盛乐—平城”两都格局—兼论北魏金陵之所在 崔彦华
“子贵母死”故事的社会必要性和他国历史前例的十个论点 [俄]刘宇卫
试论北朝太常(少)卿的迁转及其文学化——朝职官文学化系列研究之一 宋燕鹏、吴希禹
北魏祭祀机构之“神部”窥管 刘  凯
东魏北齐时期的胡汉冲突 钱  龙
关于东晋南朝传统之创建—以乐曲编成为心 [日]戸川貴行
北朝隋唐代的和蕃公主——变迁过程和降嫁仪礼的实际状态 [日]藤野月子
地域社会视野下的北魏“六镇反乱” 孔  毅
北魏末“乱世天子”刘蠡升之神嘉王朝及其国都位置试探 刘溢海 曹操的历史形象与文学艺术形象 李  凭
十六国时期的丝织业——兼论新丝织生产中心的出现 刘  驰
略论南朝寒人势力的兴起——以宋齐时期寒人跻身上品为中心 张旭华
陈寅恪陶渊明为天师道教信徒说旁证 范子烨
从“智慧第一”到“谬充传译”——鸠摩罗什宗教生涯的理想目标与现实错位 尚永琪
北魏时期本土的多重祭拜 薛瑞泽
晋唐佛教弥陀净土信仰地域分布特点述论 贾发义
略论汉末襄阳冠盖里 叶  植
魏晋十六国河西壁画墓中的“夫妇劳作图”——兼论小家庭在魏晋十六国河西社会中的作用 贾小军
北魏前期汉族士人的社会交往 杨  龙
论北朝汉族大族门第婚姻的演变 张云华、梁丽红
试析影响魏晋南北朝家庭关系的主要因素 王仁磊
两魏齐周时期的家族分流与政权对峙——以墓志所见太原士人为中心 范兆飞 曹魏明帝太极殿的所在 [日]佐川英治
匈奴单于庭地理位置考 王庆宪
曹操墓的考古学证明 潘伟斌
北京石景山八角村魏晋墓的年代及墓主问题 倪润安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所见乡、丘、里关系臆解 沈  刚
孙吴荆州基层社会统治模式与各级胥吏关系析论——以走马楼吴简为中心 周能俊 胡阿祥
从走马楼吴简看孙吴的中央集权化和军制 [日]柿沼阳平
关陇地区对北朝墓志形制的影响 [德]宋  馨
北魏墓志的等级制度考略 [日]松下宪一
丝绸之路与北朝晋阳 张庆捷
北魏平城胡人的考古学观察 王雁卿
浅论《汉晋春秋》的史学成就 余鹏飞
王沈《魏书》曲笔考 杨永康
试从考古资料看海南岛南朝重置郡县问题 全  洪
追寻俚人文化的踪迹——俚人遗存的民族考古学研究 冯孟钦   简介
    “在持续几个千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普通百姓不被鼓励走出‘中央王国’的疆限。但最近的一次春节假期——农历兔年从2月3日开始——本地报章却充斥着国际游的广告。这让人感觉仿佛所有人都想离开中国，于是，我决定加入他们。”
    《纽约客》杂志记者欧逸文（Evan Osnos）就这样加入了一个欧洲旅行团：“‘经典欧洲’，一种很时髦的大巴游，十天内横贯五个国家。行前就要付款，机票、酒店、餐食、保险和杂费等人民币换算后相当于两千二百美元。另外，旅行团的每个中国成员都被要求提供相当于七千六百美元——这比普通工人两年的工资还要多——的担保，以确保没有人会在班机回国前失踪。我是这个团的第三十八位、也是最后一名团员，次日拂晓我们就要出发。”
    与同团中国游客的所见所闻，所言所感，成了他的这篇《大旅行》：“我们这个旅游团通过亲身经历，遭遇了一个比欧洲更加欧洲的世界，是《希茜公主》里从来没有提到过的不洁和枯燥。然而，在贝卢斯科尼的谐剧和有关中国效率的丰盛福音布道的背后，我的同车团友也抓住了深刻洞察的未经删节的闪光点。在他们的第一次出国游中，有很多是他们从未看到过的：一个惹是生非的自由媒体，一个由政治争吵构筑的社会安全网，但一英里又一英里，他们静静地发现了看到这些事物的方法。”
    萨苏老师的《“发展中国家”时代》一文，介绍的是那个战后高速发展期间，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日本。文中附有大量当年的历史照片，让我们似曾相识——那些场景似乎不是发生在日本，而是在中国。
    一名女子从窗口纵跃而下，大裙子飞旋如同喇叭花。这张照片刊登在日本历史照片集《一亿人的昭和史》上，描述的是战后东京大都市化时期，由于外来人口的大量增加和女性进入社会工作，东京地铁乘用人员达到了运力的五倍。这种非人力可以形容的拥挤之下，经常有女白领无力挤到车门，只好如照片上那样跳窗而出。
    和中国很相似，日本也曾经用三十多年时间实现了战后经济腾飞的“奇迹”。然而，如果审视这个奇迹的背后。就会发现，那个时代的日本社会同样经历了变革需求与人承受能力的激烈冲突。而作为这种冲突的副产品，便是各种超越道德底线的犯罪和极端行为。
    1955年，日本爆发森永毒奶粉事件，利欲熏心的厂商使用了含有剧毒成分的添加剂，造成一百余名幼儿死亡，一万多人中毒。
    1956年，水俣病事件爆发，不良企业无序排放污染，造成当地大批人员中毒，与此案相关的诉讼，至今仍在进行。
    日本因为甲醇假酒曾造成数万人死亡或致残。
    日本的激进派学生曾在东京建立“神田解放区”与警察对抗，将当地打成一片瓦砾。
    日本的医院血库曾几乎完全被“血头”控制，卖血造成的传染疾病给患者雪上加霜，直到给美国驻日大使输血输出了肝炎，才为社会所重视。
    ……
    每一起案件背后，都让我们看到今天发展中国家，包括我们自己的影子，也深切感受到人在社会大发展中的挣扎与无奈。而参考日本在大发展时期的经历，会让我们有机会看到一个似曾相识的世界。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常常可以在日本的发展历程中找到痕迹，他们依靠时间和法制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对我们也不无启发。
    “文革”中的武斗，是整个浩劫中最惨烈的段落。如今硝烟散去四十多年，在武斗重灾区四川（包括原属四川的重庆），除了重庆的红卫兵公墓等极少数遗迹，留给后人能引起记忆的实物，在公众视野所及之处已经不多。出版物中，关于武斗，总括的说法多，比较客观具体的事件记述、原因分析和统计数字，特别是当事人的证言，可以作为史志资料的，相对于那个全民参与、延续十年之久的运动，实在不能算多。在我看到的一些正式出版的地方史志中，对于“文革”和“文革”中的重要事件、人物的记述都非常笼统简略，很多事件和人物干脆被省略。所以，武斗导致的死亡伤残人数、财产损失数额等，可能永远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成体系的基本准确的统计数据了。
    “我不是‘文革’武斗方面的专门研究者，我写的是四川的两个地方武斗过程中的个人见闻。”作者肖逢在《武斗》一文中说。他在网络上看到的当事人或知情者写的有关武斗的文章，多数是基本真实可信的，但是后面的跟帖中，有些却难免地流于口水仗或娱乐化了。“文革”的武斗，一点不好玩，不是有些年轻人想象的“有型”、“拉风”，那是真枪实弹要人性命的。不管当时有多么崇高正当的理由，拿着武器对着活人互相开枪开炮，甚至是对无辜百姓的杀戮，都是对那场号称“史无前例”的“革命”的绝对否定。没有置身当年场景的人，是很难体会到那时候普通人的困惑、恐惧和绝望。
    一位父亲，给儿子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本来打算你十八岁的时候给你写的……这封信提前了十六年。提前十六年写的好处是：有十六年的时间来修改、更正、增补；坏处是：十六年里都得不到回信。”
    “吾儿，我都能想到你收到这封信的反应——你撕开信封，扯出信纸，然后再撕成一条一条的，放进嘴里咽下去。你这么做，我认为原因有三：一，信的内容让你生气了；二：你不识字；三：你是自闭症，撕纸就是你的一个特征……”
    “那天，你被诊断为自闭症，你才两岁零六天。”父亲写道，“当医生说出‘自闭症’三个字，我知道胡作非为的日子过去了。”
    然后，他开始记录儿子成长中的点点滴滴。
    《青春期》是荆方继《我是六零后》之后创作的新绘本，描述的是1978-1988年间，懵懵懂懂中开始度过青春期的日子。那段岁月，也是走向改革开放的中国在经历的青春期。  
  《青春期》插图
北魏时期本土的多重祭拜 薛瑞泽
晋唐佛教弥陀净土信仰地域分布特点述论 贾发义
略论汉末襄阳冠盖里 叶  植
魏晋十六国河西壁画墓中的“夫妇劳作图”——兼论小家庭在魏晋十六国河西社会中的作用 贾小军
北魏前期汉族士人的社会交往 杨  龙
论北朝汉族大族门第婚姻的演变 张云华、梁丽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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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魏齐周时期的家族分流与政权对峙——以墓志所见太原士人为中心 范兆飞 曹魏明帝太极殿的所在 [日]佐川英治
匈奴单于庭地理位置考 王庆宪
曹操墓的考古学证明 潘伟斌
北京石景山八角村魏晋墓的年代及墓主问题 倪润安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所见乡、丘、里关系臆解 沈  刚
孙吴荆州基层社会统治模式与各级胥吏关系析论——以走马楼吴简为中心 周能俊 胡阿祥
从走马楼吴简看孙吴的中央集权化和军制 [日]柿沼阳平
关陇地区对北朝墓志形制的影响 [德]宋  馨
北魏墓志的等级制度考略 [日]松下宪一
丝绸之路与北朝晋阳 张庆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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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汉晋春秋》的史学成就 余鹏飞
王沈《魏书》曲笔考 杨永康
试从考古资料看海南岛南朝重置郡县问题 全  洪
追寻俚人文化的踪迹——俚人遗存的民族考古学研究 冯孟钦         文摘
            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十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由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山西大学主办，由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西省高校师资培训中心承办，山西博物院协办的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十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1年10月18日至21日在山西太原召开。参加会议的海内外学者达120余人，包括来自日本、韩国、美国、德国和我国香港地区的学者。会议提交论文90余篇，内容涉及魏晋南北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诸多方面。会议以“三国、两晋历史与考古热点”、“北朝的民族关系与社会发展”、“南朝政治文化与地域社会”三个主题分别进行了集中讨论。与会者踊跃发言，切磋争鸣，交流气氛热烈，开展了富有成果的学术探讨。
三国、两晋历史与考古热点
政治制度的研究历来是史学研究的重点，会议上，与会者从诏书、爵制、官制、机构等不同的角度做了探讨，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新的观点。楼劲指出魏晋以来干支诏书的干支都不是用来标示诏书下达的年、月的，只是用来说明诏书下达之日的。干支诏书均为“施行诏书”，在其编纂过程中经过删定成为当时最基本的一种“制诏集”，它可以补充或修正《律》、《令》条文，使编纂干支诏书成为一种性质明确的立法活动，并构成当时立法和法律体系的基础部分。鲁力探讨曹魏爵级及授与情况，指出曹魏的爵制承袭汉代，虽然在性质上并无差异，但爵级却在不断变化，不同类型的爵位混杂并存。认为考察曹魏爵级从“列侯制”向“五等制”的转变情况，是厘清汉唐爵制形式演变轨迹的必要基础。张鹤泉对北魏前期封授诸王爵位加拜将军号制作了深入的探讨，指出北魏的爵位制度在北魏初的国家统治体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认为.北魏国家封授诸王爵位加拜将军号的做法是从明元帝开始固定化的，直到孝文帝爵位改革后才废止；北魏国家通过改封诸王虚封地以此来表现王爵等次的降低；在诸王爵位的传袭上，实际爵位的继承与将军号的继承是分离的。胡阿祥探讨了遥领与虚封制度，归纳其演变特征为：三国时期蔚为大观，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规模较小，但情形复杂。指出，遥领与虚封是当时军事、外交、政治特别是正统观念作用下的正统实践的重要途径之一。日本学者大知圣子以南巡碑为中心，探讨了北魏前其爵和品相的对应关系，指出，北魏的爵与官品两者并不是一体相对应的关系。韩国学者李周铉研究了魏晋时期“开府仪同三司”设立的过程，认为开府仪同三司的官衔旨在起到使将军兼有等同三公的地位和职能的作用。
史学史研究是会议讨论的热点之一。与会者从历史人物对历史的评价、史籍编纂等方面做了讨论，肯定了史学史的文献价值。章义和分析三国人物对东汉史的解读，认为魏、蜀、吴三国人物对东汉史认识的差异性在政治意识和社会文化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我们探索历史的真实性具有很重要的帮助。习凿齿的《汉晋春秋》自问世之后，人们对其评价就褒贬不一。余鹏飞在校对《汉晋春秋》之后，对这部书提出了三点肯定其史学成就的观点，一是该书秉笔直书，补充了大量有价值的史料，著成信史；二是该书从理论上确立了“晋越魏继汉”的正统史观；三是该书选材得当，语言犀利，评议有的放矢且切中要害，取材形式多样，创治史新路。香港学者吕宗力从谶纬对史学著述的影响来观察史书体例的变化，认为魏晋南北朝史学著述不仅受到谶纬的影响，而且与之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时期，五德终始循环史观成为当时历史诠释的范式论述，特别是史书中有关《符瑞》等一类志的新创立，体现了谶纬对史书体例的影响。
考古新材料的发现是推动史学发展的有力支撑。近年来，新发现大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考古材料，从考古发现中认识历史，丰富历史是此次会议的一个亮点。2009年12月27日河南省文物局向社会公布位于河南省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南的大墓为曹操高陵后，引起学术界的强烈反响，关于曹操墓的争议不绝于耳。负责西高穴大墓发掘的河南省考古与文物研究所潘伟斌虽未到会，提交了《曹操墓的考古学证明》，从四个方面结合文献资料，分析了曹操墓的埋葬特征和出土文物，指出该墓葬的墓主人非魏武王曹操莫属。倪润安从“晋制”演变发展的角度，考察了北京石景山八角村发现的一座出有特殊壁画石龛的重要魏晋墓葬的形制和随葬品的年代范围，进一步研究充实魏晋都城洛阳地区“晋制”墓葬的演变序列和阶段性特点。曹操历来被当作“篡汉奸臣”，直到1959年郭沫若创作了话剧《蔡文姬》，才树立了曹操光辉的形象。李凭通过对曹操的历史形象与文学艺术形象的划分比较，首先肯定了他的历史地位，认为他是开创魏晋南北朝历史阶段的第一人。同时也赞成曹操的艺术形象存在的合理性，提出应该让曹操的历史形象与文学艺术形象相得益彰地流传下去。北朝的考古发现为日益深入的北朝史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张庆捷探讨了平城北魏墓葬发掘的壁画中的宴饮图，指出，宴饮图在平城墓葬壁画中反复出现，说明此为当时社会的主要内容，它补充了鲜卑族社会生活的许多细节，对我们了解鲜卑拓跋和北魏社会来说，有很重要的意义。认为墓葬壁画宴饮图反映出北魏定都平城期间，丝路不仅通达平城，而且平城早已成为丝路商人乐舞者云集的国际大都市。贾小军解析了河西壁画墓中的“夫妇劳作图”，指出，“夫妇劳作图”及其反映的生活场景，应与汉魏以来河西地区社会生产中作为基本生产单位的一夫一妇家庭，以及民众的家庭规模有关。认为这种以一夫一妇为核心的小家庭，是构成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社会的真正细胞，是推动这一时期河西社会生产发展的核心力量。德国学者宋馨通过对北魏平城时期的墓志研究，认为主导中国墓志的方形形制是在北魏时期开始形成的，其中少数民族文化对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墓志形制的形成中体现出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融合。松下宪一对北魏时期墓志外形尺寸及雕饰所形成的等级规定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墓志的大小与北魏官员的品级高低不一定有有密切关系，北魏墓志没有明显的礼制上的规定。殷宪对北魏的畿上塞围提出了新观点，认为它在平城之北，走向与秦汉以及明长城基本一致，应在从阳高县北界到凉城县南的大同市新荣区北界，到左云、右玉县北界。戴卫红考证了吐鲁番文书所见《谥法》的残本源流后，认为它不仅受到汉代谥法文献的影响，也正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家对《谥法》进行增广、阐释的产物，是从北朝政权流传至高昌地区的。韩昇介绍了近两年来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和历史系跨学科合作，利用人类基因调查的先进科学手段展开对鲜卑基因研究的现状，在实地考察稷山境内玉壁城、高欢城、斛律光寨、华谷城、高凉城后，对采集到的大量古代人体骨骼、马骨和植物标本进行DNA检测，为确定鲜卑族基因提供重要材料。
走马楼吴简出土至今一直是学者研究的热点。资料发布的增多与研究视野的扩展，使吴简的研究从注重经济转向到社会、文化、法律等方面，学者们也更加注重利用吴简发掘时的揭剥图和其他考古信息来帮助研究。伊藤敏雄对长沙吴简中的朱痕和朱笔进行了探讨，张荣强以结计简为中心讨论了吴简中的户籍文书。沈刚评述了以往研究吴简“丘”、“乡”、“里”问题的成果，认为吴简中出现的“丘”是秦汉以来土地占有关系长期演化的结果，孙吴临湘地区的地方政权为适应这一变化的现状，所实行的新的赋税征缴方式，并由此带来了基层社会组织管理方式的变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凌文超利用前贤很少关注的盆号等考古学整理信息和简牍形制、简文笔迹等简牍遗存信息，结合简文格式、内容等对吴简采集简中库皮账簿进行全面的整理，为吴简采集簿书的整理提供了新的方法，有助于吴简文书学的建构。
北朝的民族关系与社会发展
民族关系研究一直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重点。本次会议不仅探讨了有关的民族政策，而且从胡与胡之间、胡族内部文化演变中探讨民族的融合，在民族关系研究上有新突破。陈金凤通过对晋武帝民族政策的分析，指出西晋初期民族问题复杂，晋帝武针对各少数民族的特点与实际而制定的民族政策，基本解决了直接危害政权稳定与发展的民族问题，同时也较好地密切了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成为“太康中兴”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韩国学者金荣焕探讨了五胡十六时期匈奴族、弗部、鲜卑拓跋部之间的关系，指出各部之间民族成分相互渗透，加速了少数民族之间的融合。王欣通过对高昌王国马氏和麹氏王朝时期内徙举措的研究，指出，高昌国作为北魏经营西域、控制丝路交通、牵制柔然和高车的一支重要力量，出于战略考虑阻止了其内徙的举措，但却加强了中原同西域之间的联系，促进了民族关系的发展。杨龙对北魏前期的汉族士人的社会交往研究，指出，北魏前期的汉族士人虽然在政治上受到较大的限制，但他们仍然试图在现有政治状况之下，通过社会交往建立社会网络，从而形成相互间的身份认同并获得有效的政治资源。这种交往促进了汉族士人政治地位的提高，为孝文帝以后的政治改革和发展提供了基础。刘军通过对拓跋宗师考述，指出，拓跋宗师是西晋宗师与游牧氏族长老制融合的产物，他通过“宗议”干预皇族事务，标志着拓跋氏族群开始向汉式的家庭制靠拢。刘凯对出现于北魏前期的祭祀机构“神部”进行了考证。
北朝社会发展研究是会议的探讨的一个新领域，与会者从经济、女性、城民、家庭关系等方面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刘驰通过探讨十六国时期的丝织业，指出新丝织生产中心的出现是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具体表现。就丝织业而言，当时的生产中心除邺城与成都外，还有中山（今河北定州）与长安（今陕西西安）。十六国时期的官营丝织业，在丝织业生产史上占有着重要位置。张建丽探讨了北朝妇女观的继承和发展，认为北朝时期，以鲜卑为代表的北方游牧民族融入中原社会，并对妇女的性格产生影响。士族妇女得到平等的教育机会，这种趋势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影响融汇合一，使女姓处于有利于表现自身存在价值的地位。同时，佛与道的盛行突破了儒家妇女观，游牧民族母权遗俗渗透到中原社会，使北朝妇女观表现出强烈的时代特点。范兆飞对魏末城民身份的认定方面作了辩析，指出史书中“城民”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具有“镇兵”、“军户”之义，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只是“城内居民”的简称。认为城民的身份不仅具有阶层高低之别，还有族群胡汉之异，城民身份的多元性体现了北魏胡汉、胡胡文明相互涵化的典型特征。王仁磊对这一时期的家庭关系做了探讨，认为统治者通过表彰孝悌节义、严惩违犯家庭伦常的犯罪维护正常家庭关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在上层社会中盛行的纳妾和蓄妓的婚姻形态对家庭关系造成较大的破坏。美国学者Keith Knapp从孝子传探讨了这一时期家庭中的父子关系。
南朝政治文化与地域社会
在南朝政治文化的探讨中，关于寒门士族的研究在已有的基础上有了新的成果。张旭华指出宋齐时期，随着寒门庶族势力的兴起，一些寒门地主通过各种途径跻身上品，进入士族队伍，使传统选官格局发生动摇，南朝的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主要表现为“二品清官”和勋品勋位制度的出现。认为这是南朝寒人势力兴起之后的产物。王永平探讨了东晋孝武帝、司马道子对宗室、寒士与寒人的重用及其影响，指出由于门阀士族的衰弱，东晋孝武帝时期一度皇权强化，为了巩固执政地位，孝武帝与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不断起用宗室人物、士族社会中门第较低的儒学寒士，甚至重用寒人佞幸以强化集权。这些宗室、寒士成为皇权的政治附庸与工具，他们肆意攻击士族，反而加剧了皇族的乱政。认为这股新的政治势力与群体的出现及其相关政治举措，预示着晋宋之际社会变革的某些趋向，成为南朝政治的先声。
关于南朝地域文化的探讨。魏斌从洞庭“古祠”的考证，提出中古时期湘水下游的祠庙分布与环境变迁密切相关，这一祠庙景观展现出华夏和楚文化南进过程中的影响与融合关系。认为地方祠庙信仰取决于自然环境与区域生计系统，华夏和楚的文化因素沿湘水进入后，同样要适应于此。在早期南方华夏化过程中，地方祠庙景观也出现了类似南方汉语方言中的上层、底层现象，即上层表现为华夏化的面貌，而土著因素仍在底层得以延续。冯孟钦通过对俚人遗存的民族考古学研究，追寻俚人文化踪迹，认为目前还在使用水波纹罐的海南黎族，是俚人最正宗的后裔。高凯从麻风病的传播看梁武帝佛教改革背景，为史学研究提供了的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