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五岁，还不想死

序言 事实上，对于克里斯蒂娜·阿尔诺迪的这本小册子而言，任何序言或者后记之类的文字或许都是多余的。“我十五岁，还不想死”，题目已经将一切包括在内，包括叙述者的视角：一个十五岁的，因为二战行将结束之际发生的布达佩斯包围战，躲进自家地窖中生活了两个月的小姑娘。 对于这个小姑娘来说，在暗无天日的地窖中，战争的真实状况——它的起因，它所包含的所谓“正义”与“罪恶”，“善”与“恶”，还有所谓政治力量的对峙都失去了意义。这一类二元的游戏相对于受害者——从来无所谓真相、也永远不会得到真正的真相的民众永远是真正的受害者——来说过于高级。小姑娘看到的只有死亡的迫近，还有在死亡迫近的时候，她听到自己内心发出的最真实的声音：我不想死…… 所有人都不想死，包括曾经决定他人生死的德国士兵。《我十五岁，还不想死》是对于这段“不想死”的生活的真实记录。记录就从地窖生活开始，十几个彼此并不相识的人躲在地窖里，各自被剥夺了身份、财富，形成了一个奇怪的大家庭，“在同一个极度拥挤的空间里睡觉、吃饭、洗澡甚至拌嘴”。他们忍受着饥饿、恐惧、绝望乃至死亡的威胁：每一秒钟，苏联人和德国人交战的子弹和炮弹都有可能摧毁他们的藏身之所，夺取他们的生命。而在一起共同面对死亡的意义就在于彼此有可能团结在一起共同抵抗死亡，但也有可能在自己的死亡与他人的死亡之间做出选择。 十五岁的小姑娘冷静地介绍了居住在地窖里的这群人：把自己儿子培养成“知识分子”，并且以此为骄傲的看门人夫妇；带着宝宝的伊露丝；被大家戏称为“医生先生”的医科大学学生；银行家遗孀；“上校夫人”；坚持自己是“中立国国籍”的检察官夫妇俩等等。而在这群人中，最具传奇色彩的莫过于皮斯塔，一个“不属于哪里”的匈牙利士兵。一开始，他就为这个混杂的、前途未卜的大家庭充当起英雄的角色，允诺为大家找食物（尽管他找来的是石膏，而不是面粉）、找水、找药、找医生，甚至带领大家向被炸毁家园的人施以援手，还带回了一对无家可归的恋人。在原本互不相识、彼此戒备的人群中，他的出现就像是一缕阳光照亮了阴暗的地窖。甚至在十五岁孩子的眼里，他就像是有神的庇护，永远不会被死神带走的一个传奇。但是，为了给在地窖中举行婚礼的新娘弄一顶头纱，这个英雄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死亡由此变得更为真实起来。 在死亡面前，人性受到了最大限度的拷问，小姑娘并没有回避这一切，同样也没有将这一切过于崇高化。因为在活着都成为一种奢侈的状况下，人性中自然流露的善和美本无须粉饰，同时也可以和卑微、自私并存。小姑娘的笔下，人对于食物、水和生存的渴望是最真实的，例如大家对于皮斯塔允诺拿来的“面粉”的期待。为了也能够分得三分之一的面粉，住在底楼开餐馆的夫妇甚至贡献出了几听罐头，为大家做了一顿“红烩牛肉”。但是发现皮斯塔拿来的是石膏之后，老板娘爆发了：“她激动的神情让我都以为她发疯了，其实只是她灵魂中丑恶的一面让她整个人都变得狰狞起来，恶毒的话从她口中喷涌而出：‘你们刚才吃的不是牛肉，只不过是马肉……加纳尔街上有匹死马，我们用从它的腿上割下来的马肉做了这顿饭。现在你们好好享受吧，好好享受你们吃进肚子里的那些烂肉……”’同样，一群人跨越死尸，向浴室进发的场景也令人难忘：在那样的时刻，无论什么样的身份，无论是富有还是贫穷，是高贵还是卑微，羞耻心都不再是问题。然而，也同样是这群人，越是身处黑暗与威胁之中，他们就越是向往精神上的慰藉：他们仍然会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施以援手，会为一对新人的婚礼穿上像模像样的衣服，千方百计地找点礼物，用以表达真心的祝福——皮斯塔甚至还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最困苦的时刻，他们也都还期待着向神父忏悔之后的解脱：“烛光透过泪水形成的温热水帘，折射成七色彩虹；地窖逼仄的围墙似乎也消失了，变成了一座华丽的教堂，光线越来越绚丽灿烂，就像金黄色的阳光通过穹顶射进来。一些颤抖的声音唱着圣歌，传人我的耳朵；一种纯粹的喜悦之情令我不禁心醉神迷。” 克里斯蒂娜描绘的这段时光会让我们想起内米洛夫斯基的《法兰西组曲》：一样的二战背景，一样的逃亡画面，一样平静却不乏震撼的叙事，目光也一样直指战争中的人性。不同的只在于《法兰西组曲》是借助“上帝之眼”看出去的，关于战争的宏大叙事，而《我十五岁，还不想死》则是在一个孩子的视野所及范围内，关于战争的一幅微缩景观。但是，场面的大小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个十五岁的孩子，在地窖中，除了向往一顿温饱的饭菜，不是还心心念念着没有读完的巴尔扎克和狄更斯吗？尽管是一个十五岁孩子的日记，我们已经可以从中感受到一个作家的天赋，可以感受到她从巴尔扎克和狄更斯那里接受的文学教育。在这样的写作传统中，中心从来就只有一个：人。《我十五岁，还不想死》中的这群地窖房客和《法兰西组曲》中大逃亡画卷里的法国人有本质的区别吗？的确，同样身处死亡阴影下的人的所作所为又会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 因此，尽管是一个孩子的简单目光，它并没有承载非理性的仇恨。没有事先的道德评判，也没有所谓德国人和苏联人代表的“正义”抑或“非正义”的战争的区别。苏联人曾经作为地窖中这群房客的希望存在过，但是这种希望很快就破灭了：苏联人的到来并没有让布达佩斯恢复往日的平静与美丽。甚至连这些苏联士兵们，即便他们并不比德国士兵更罪恶、更凶残，却也并不比他们更高尚、更仁慈。劳德瑙先生白白将犹太人的黄色星形标志佩带在身上，苏联人向他开枪的时候，他的脸上写满了“惊讶、恐惧以及愤怒”，但竟然难免一死：虽然作为犹太人，他侥幸躲过了德国人的枪子儿，却倒在了苏联人的枪口下。而对于十五岁的“我”来说，布达佩斯包围战的结束远不意味着苦难的结束。地窖生活之后，“我”和父母就开始了逃亡，先是逃到位于巴拉顿湖边的乡村小屋中，最终，三年之后，“我”的一家再次踏上逃亡之路，只是这一次躲避的不是荷枪实弹的战争，而是所谓的“政治迫害”。读到这里，我们难道还能够相信，战争会随着“敌人”的失败而消失吗？ 我们因而也不会怀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了将近七十年的今天，在亲身经历人类历史上这一惨痛浩劫的证人都已陆续离世的今天，再重新将这段记忆呈现在人类面前的必要性。只是，我们都知道，记忆书写相对于“经验表达”而言，永远带有强化性质。所以，“强化”些什么早已不再仅仅是一个写作方式的问题，它直接针对的是写作者的道德，进而针对的是文字和文学的道德。在这个意义上，没有经过任何粉饰的《我十五岁，还不想死》才显得弥足珍贵：它是找寻关于“人”的真相的一种努力。 或许，所谓的真相可以归结为小册子最后的一句话： 活着，是多么美好啊！ 或许，我们可以在最简单的语义层面上理解这句话，相信这应该就是这本小册子获得“纪实文学大奖”的原因，同时也是在再版三十年后，在中国出版的意义所在吧。 袁筱一 2012年7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