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者说：我们的中国时代

大国智囊  王振耀：站在民间 ／2 　　中国公益研究院为我提供了一个从政府空间到社会空间转变的契机。在民政部慈善司任司长时，我被大家称为“学者型的官员”，转到中国公益研究院之后，学界又给了我另一个开玩笑式的评价“官员型的学者”。 王辉耀：我的理想是做好社会公益和国际智库 ／10 　　三十年来，我突然发现自己在做着同一件事。从留学开始，我的人生便与国际化粘合在了一起，国际商务、国际社团、国际化智库，国际化一直是我人生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旋律。 王巍：不极致?很幸运 ／20 　　这个时代给我们太多机会，让我们从头到尾参与到中国资本市场的建设当中，参与到并购当中，推动行业协会的发展。 李山：去而复返 ／24 　　我预见到，当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第一的时候，中国的金融机构，包括投资银行就一定会发展起来。我正好在高盛工作，最懂的就是投行，于是就萌生了创办中国自己的投行的想法。 林毅夫：西方理论并非真经 ／34 　　回国之后，我参与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方面做政策研究，一方面做理论研究。这让我发现其实并没有真经。 张军：为了构筑发言权 ／42 　　当时我做了三个抉择：第一，要回来；第二，必须要做中国经济的研究；第三，必须出海。我们这代人是学人，是观察者，有必要把中国经济所发生的一切用比较标准的，西方人听得懂的方式、语言和方法，传递给中国以外的人。 肖耿：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 ／48 　　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其流传下来的体制我称之为条块体制。我们的条条是中央集权到各个市场监管，这是几千年来都有的，但是我们还有块块，每一个地区相互竞争，几百个城市相互竞争，然后我们现在把中国的条块体制引入了市场经济。 傅志寰：为国家学习 ／58 　　我们这批留学生，主要是留苏学生，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之间，在新中国成立不久便被派出去了。当时中国的工业基础、科研基础都相当薄弱，这些人回来后在某种程度上起了骨干作用。   科教先锋 刘西拉：永远奔腾的就是我 ／66 　　清华百年校庆的时候，我回来，找到教材料力学的吴老师说：非常感谢您，您非常高超的教育水平使我们工作13年以后，四十多岁去和美国二十多岁的拼，照样拿第一。 施一公：科学家的成长与使命 ／70 　　在清华，我受到了清华观念的感染和清华精神的熏陶，但我确实不知道怎样从被动地接受知识转化到主动地寻求知识。这步转化最终是在霍普金斯大学读博士期间实现的。 俞立中：我的土插队和洋插队 ／78 　　土插队时，下乡十年，让我加深了对中国社会复杂性的认识；洋插队，让我了解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今天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和一个轨迹。这两段经历对我的影响也自然而然地反映到我的工作中。 饶毅：科学家的社会责任 ／86 　　在北京大学，我在体制上进行了改革，也推动了文化上的改变。从开始回来，我就认识到回来的意义不是帮我做什么东西，而是我做下来的东西是一个实在的、值得推广的、对这个单位有好处的东西。 童世骏：在源头经历“全球化” ／92 　　“文革”十年，求知、读书变成一个要躲躲闪闪、要辩护、要检讨的事情。改革开放之后，我们进了大学，不仅可以理直气壮地读书，国家还鼓励我们出国，这是何等的幸运。   文化使者 洪晃：传播中国软实力 ／98 　　我不是个对时尚特别热衷的人，之所以去做一本时装杂志，并最终能够坚持下来，主要是因为看到中国本土设计的希望和它未来发展的趋势。 胡雪桦：“胡”说电影与人生 ／104 　　出国之前，父亲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上了飞机，我把信打开，他信里讲了很多，当中有几点，我终生难忘。他说：你永远要记住，你是中国人，你永远要把艺术放在第一位，你是属于艺术的。 袁岳：探索极限之外 ／110 　　在生活中间，我们面临的是极限，但是极限外有另外一个自我，这个自我在通常情况下是不会被发现的。哈佛给我最重要的认识，或者说对我一个很重要的改变，就是告诉我：探索极限外的事情是哈佛最重要的特点。 高晓松：流放自我?收获辽阔 ／116 　　长辈一直这样教育我，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1997到1998年的两年间，我提着一把琴和一个箱子，行走于世界的不同地方，不停地走，一直走到身上没有一分钱。 萧丽河：那一刻我爱上了光 ／124 　　这盏出现在前面的灯不只是光，它还是温暖和希望。我被感动得泪流满面，被一种无法用语言描述的情感冲击着，那一刻，我爱上了光，成为光的门徒。 蒋琼耳：忐忑与上下 ／130 　　“上下”能得到跟爱马仕的合作机会，得到国际媒体、世界的关注，其实不完全在于我个人。最伟大、最吸引全世界和这些品牌的是中国的文化和我们悠久的手工艺及生活艺术的文化底蕴和历史。   时代创客 于刚：握手就是承诺 ／138 　　从2007年春节刚过，刘俊岭跟我谈起创业，到2007年底离开戴尔，2008年2月招募员工，再到2008年7月1号店上线，期间经历了一年半的时间，这次创业，我们是经过深思熟虑和很长时间准备的。 王伯庆：我的麦可思故事 ／148 　　1994年博士毕业后我就留在美国工作，从那时起我就想回国工作或创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机，我一直等到2006才回国。因为要找一个适合自己的创业机会，而我的工作经验是做就业研究和数据分析。 田溯宁：中国互联网园丁 ／154 　　1995年，我开始在国内创业。刚回国时，完全不懂什么叫业务，什么叫公司，就是一种简单的热情在支持着我要将互联网带到中国来。 莫天全：创业是想做一点事 ／162 　　事实上，很多创业都不是计划好的，而是在某个节点上遇到了好机会。搜房网也是一样，我曾在美国道琼斯公司工作，当时道琼斯有一个分公司是专门做房地产信息的，而我正好负责亚洲中国版块，熟悉这块的信息提供商。所以，打算创业时，很自然地选择了与房地产相关的产业。 陶闯：归来有点迟 ／170 　　2008年，北京奥运会，我和太太买了黄牛票回北京看开幕式。回来后，我才发现，自己在海外的这15年，国内发展迅速，国内变化之大让我非常震惊。于是，2009年，我回国开始了第二次创业，这就是大家知道的PPTV。 郭盛：褪去光环?扎实创业 ／176 　　互联网本就该是个砸钱、烧钱，甚至是毁钱的地方，能把互联网公司做到盈利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既有社会责任，又有商业兴趣，所以我选择了加入智联招聘。   商界翘楚  李雷：机会是永远存在的 ／184 　　比利时的留学生涯和美国的工作经历，让我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加深了对MBA的了解。现在中国的情况与我们那时相比已经有了突飞猛进的变化，国内对MBA的认识也有了很大的进步,甚至还兴起了一股读MBA热。 张亚勤：创新的时代 ／190 　　1999年，微软决定在中国成立研究院，做与产业有关的技术研究，李开复博士给我打电话谈了他的想法，我也觉得在中国成立一个世界级的基础研究机构是很好的创业机会。   资本引擎  沈南鹏：创业者背后的创业者 ／200 　　2005年，有一次在美国出差，我偶遇红杉的两位执行合伙人。他们在了解我的投资银行和创业经历后，认为我能够成为一位很好的投资人，并提出了非常好的合作条件。这是我职业规划中最好的选择。 张磊：做企业的超长期合伙人 ／208 　　2005年，耶鲁大学捐赠基金会给了我们三千万美元回国创立高瓴资本公司，现在我们已经成为亚洲最大的投资基金之一。我们的理想是跟最好的创业者合作，帮助他们释放能量，实现梦想。 周立群：心高似海阔?志广百梦圆 ／216 　　对一个企业家来说，创业要有坚韧不拔的毅力，立业要有远大的抱负，守业要有正确的经营理念。而我自己的发展历程和取得的成果，可以总结为一句话：“得益于改革开放，受益于中俄友好。” 徐小平：信念的力量 ／222 　　1994年创业失败后，我回到加拿大，写剧本、传记，在所谓的文化界鬼混。准备回国前，俞敏洪到北美考察，他的到来为我回国提供了最完美的平台。 阎焱：个人努力很重要 ／230 　　多年以来，我一直在中国做投资，发现没有出国经历的人做得也很好，金子到哪儿都会发光。关键是个体差异，只要自己努力，在国内也有很好的空间。 葛甘牛：选择与人生 ／238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后，我和李山联合给国务院领导写了一封建议书，呼吁在内地资本市场发展的浪潮中建立综合性的投资银行。    律政骄子  王俊峰：见证中国律师业发展 ／246 　　当时在中国的国际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很是高傲，他们的蔑视让我们心有不甘，并由此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我们中国也应该有这样的律师事务所。正是专业精神和爱国情怀的驱动让我有了下海成立一家律师事务所的梦想。 高西庆：苦难给予我的馈赠 ／256 　　1988年8月，我和王波明准备回国，希望利用在国外的所见所学到国内搞一个股票交易所。当时最大的障碍是意识形态上的。我们约定，五年时间内，不论出现什么艰难困苦，都要继续坚持做。 陶景洲：由“误会”开始的人生 ／264 　　我读法律是一场历史误会。我当时报的志愿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接到通知时却变成了北京大学政治法律系。到了学校才知道，法律系是绝密专业，必须根正苗红才能读。就这样，我开始了自己的法律生涯。   公益力量  杜可名：让爱飞起来的蒲公英 ／274 　　一路走来，我们已经创建了近70个蒲公英图书馆。我们一直牢记我们为什么出发。这简单的初心一直支撑我们走下来，也一直让我们记得要真正地为孩子做些事情。 徐家良：中国的公益慈善 ／282 　　社会企业是运用企业的运营方式实现公益的目标和使命。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型，社会问题也越来越多，而且各种各样。社会企业的发展刚好可以弥补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解决社会问题的不足。 蔡史印：对话黑暗?遇见光明 ／288 　　偏见永远都存在，不可能百分之百地被消除，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但“黑暗中对话”体验会让我们意识到自己持有某种偏见，并有意识地去纠正。黑暗其实更像一面镜子，让我们更多看到自己。 廖晓义：乐和家园的中医式环保 ／296 　　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西医式的模式搞环保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必须找到一条像中医一样综合解决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的路径，一条以国学为灵魂、以乡村为载体的新的文明路径。   后记／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