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似乎一直满腔热情地投身于美，正如耶路撒冷满腔热情地献身于正义；柏拉图把各个种的自然称作该种的形相；而形相有时也单独指美之形式——这三点加在一起，可能会使人猜测柏拉图之所以把美等同于诸在之在，乃是因为他错把他所属的那个民族的精神当成了事物的本质。 美并非柏拉图的高原则，柏拉图的高原则是善，或善的型相，它高于在。苏格拉底的无知终止于美与善之间颇成问题的关系——美就是诸在之在，善则是那没有它就没有在或诸在的东西。假如柏拉图不是首先思考他去往美的道路，而是单纯作为希腊性的传声筒，这一关系不可能成为问题；而除非柏拉图已经开始思考人们体现于日常用法中的关于美的共同意见，这一关系也不可能全面成为问题。《泰阿泰德》、《智术师》和《治邦者》不但在语言上、而且在主题上都由美联系在一起。《美之在》一书中，伯纳德特以《希琵阿斯前篇》作为引子，翻译并注疏了柏拉图的三篇对话——《泰阿泰德》、《智术师》、《治邦者》。解读这三篇对话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阅读方式，使人在阅读柏拉图时，面对那混合着苏格拉底式和柏拉图式反讽的迷宫，一旦意识到每一条似乎能领人走出这迷宫的线索——在人企图去倚赖它时——都会突然断掉时，还能站得稳而不致失衡。 美不仅仅是偶然性地与苏格拉底的转向相结合，而是本质性地属于这种转向。其间的本质联系即在于此。苏格拉底的转向人类事务乃是把美从诗人们那里夺走，并把美确立为一个哲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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