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锦全文集》第九卷收入《岭海千年第*相——张九龄》和《海瑞评传》两部论著。张九龄是较早开发影响岭南文化的人物。但他不是书斋学者，而是千秋金鉴、一代名臣，明代海南人邱浚写有《寄题张丞相祠》诗二首：“岭海千年第*人，一时功业迥无伦。江南入相从公始，衮衮诸贤继后尘。”邱浚对张九龄的历史定位，称他为岭海千年第*人。张九龄是唐朝开元年间的宰相，也是历史上岭南籍的第*个宰相，不但时间*早，而且他的道德、文章、才识都为后来岭南的名臣所不及。所以邱浚的第二首诗，说“谁知岭表千年后，公向中州出一头”，这样定位看来还是可以的*如果从先秦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标准来衡量，张九龄都应当得到高分，他在朝臣中表现出的道德操守是无可非议的，至于用人亦有失误并非为他个人的私利，比之朝廷大政用人的争议，如导致牛仙客误国，李林甫祸国，以至安禄山叛国的灾祸，都是由于玄宗不听九龄的劝谏而自尝苦果的。玄宗在位时不听这位贤相对国家大事的谏议，到避乱入蜀时才想起九龄的“先觉”，在“褒赠”诏书中称九龄为“辅相之臣，生则保其荣名，殁乃称其盛德”，“谠言定其社稷，先觉合于蓍策，永怀贤弼，可谓大臣”。这种表扬当然于事无补。据说当时玄宗还写下两句：“蜀道铃声，此际念公真晚矣；曲江风度，他年卜相孰如之！”当年拒谏，后日追思，确实有点“真晚矣”，但人世间是没有后悔药的，后人张维屏写的诗作：“若使早依《金鉴录》，*尊何至《雨淋铃》。”这不过是对玄宗入蜀时的狼狈相，徒增追忆而已。其实张九龄并不是专职谏官，他的定位应该是外王方面的经世致用的名臣，是务实的治国人才，他在职期间，推行选贤任能的用人政策，提出革新吏治的政治主张，推行仁德治国的王道信念，实施发展生产、便利交通的经济举措。九龄治事取得的效益并非为他的功名成就和个人私利，而是如王维在《献始兴公》诗中所说：“侧闻大君子，安问党与仇。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这里称赞他不计较个人恩仇，坚持按原则办事，一心为公，为人民谋利益，这才是大君子的形象。唐朝是个诗国，九龄也是个有成就的诗人。但由于他的政治家身份，匡时济世的政绩掩盖了诗名。他亦不以诗人自居，作诗只是副业。但他晚年提携王维、孟浩然两位诗人，所写诗作虽然不多，但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评说：“今观《感遇》诸作，神味超轶，可与陈子昂方驾，文笔宏博典实，有垂绅正笏气象，亦具见大雅之遗。”清人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说：陈子昂、张九龄“独能超出一格，为李（白）杜（甫）开先”。这些评价，正说明九龄在开盛唐一代新风中的积极作用。笔者在书中对九龄在内圣外王之道的人生成就中做了评述，还写了“天人关系的哲学沉思”和“人生感遇的诗国心声”，对他的哲思和诗艺做了研讨，这对他被列入历史文化名人，应是更符合实际，并期望得到读者的关注。本文集收入了另一部著作《海瑞评传》。海瑞和张九龄近似，都是属于政治实干家一流，所以将两人合在这一卷文集中。海瑞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清官，他与宋朝有名的清官包公相比，在民间广泛流传的声誉似稍逊于后者，但也享有“南包公”的称号。海瑞四岁丧父，母亲谢氏守节抚养，从小就对他灌输儒家的思想教育，口授《孝经》《大学》《中庸》等篇章，稍长大后还为他寻求明师，使他能成为明礼义的治国良臣，海瑞后来讲到母亲对他的影响，谓其“持家有纪法，教子有义方，律身以正义”。由于母亲的言传身教，海瑞在青少年时已很注意个人的身心修养。当他从私塾转到郡学读书，适逢郡学考试，他写了一篇《严师教戒》（也称《自警词》），自己在神前立誓，表明一辈子对人生的态度。他这篇《自警词》大意是：他认为人生在世上，不能白活着，而要按照圣人的教导来要求自己。人活着不需要中科举、做大官。比如做府、县官容易弄钱，还有华堂美女，对此是否动心？在金钱世界中，能否不受影响？做人是否言行一致，还是只说空话，不干实事？自己有没有趋炎附势或欺世盗名，有没有文过饰非和存在各种私心杂念？他认为人穷不值得羞愧，品德不好才是污点。上面那些只要沾上一条，既亏待自己，更有辱祖先。自己若是犯了任何一条，不如早死为好。像这种自说自话的神前发誓，有的人可能说过就忘了，但海瑞确是一生遵守这篇《自警词》。他不但自己不做坏事，还反对社会以至官场上的歪风邪气。他一生坚持正义，直道而行。如他初出仕任福建南平县教谕时，上司下来视察县学，两个训导在两边跪下迎接，但他却挺立在中间，只是拱手为礼。当时三个人中间站立，两旁跪下，很像个“山”字形的笔架，故世传“海笔架”先生。由于海瑞在接待视学官时不肯下跪，当场被责问行的是何等礼。他抗声答应说是“宪纲礼”。所谓“宪纲”，是《明会典》中定下的《学规》，有司官到儒学中，“学官无跪礼，惟揖请拜”。这一条规是明太祖洪武年间定下的，因为儒学是教官代表孔子施教的地方，应保有师道尊严，所以在明伦堂中，无论多大的官来视察，师生只是作揖迎接，并无跪礼。但这种规定在明中叶后，士风日坏，即使身为教职的学官，也是自贬士气，屈身随俗，也就是海瑞说的“舍礼以媚人”。海瑞这种刚直的作风，虽是有点惊世骇俗，由于他是一生按照儒家礼法行事的人，从不违背早前立下的誓言；但他又不是一个独善其身只求自保的人，他在少年时已立志“必为圣贤，不为乡原”。对这个污浊的世界要进行揭露和斗争，不做孟子所批评的那些“同乎流俗，合乎污世”的“德之贼”。他一生直道而行，在南平当教谕时不向视学官以至按院屈膝，任淳安知县却智斗权臣鄢懋卿，到京城当一个六品的主事官却敢于上书骂皇帝。在当时“自分必死”的情况下依然批评当时的朝政，说“今之医国者只一味甘草，处世者只两字乡愿，古治之盛，何由而见”。他认为当时朝臣中无人敢担当国政，只是随俗浮沉，而深表遗憾。由于海瑞不怕死，皇帝反而没有杀他，奏疏传出后，“一日而直声震天下”。他坐了10个月的监牢，老皇帝死了，新君将他释放复职，几年后当上应天巡抚御史。由于他为民请命，在摧折权贵的斗争中，因受到诬陷而被迫引退。海瑞居家候用16年，到72岁时才得以被起用为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又转为吏部右侍郎。由于南京是陪都，所任官只是闲职，并无实权。但由于海瑞的声望办了一些善政，继续发挥爱民的作用。上面只是概括讲述海瑞一生的精神风貌，也就是说的为人。但是，他的一生行事总是有他思想的支配，书中再分章剖析他的政治、教育和哲学思想。如培养立身行教的致用人才，主张人法兼资的立国政策，重本培元的重民意识，求真求实的认识方法，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都构成海瑞思想的系列特色，读者看过全书后可以多加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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