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外交：人类命运共同体解读

　　本书在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西方理念之争及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问题，从政治、经济、文化、哲学四个方面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和研究。首先，在政治层面，本书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的核心，修正了摩根索“权力政治论”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学说，从根本上突破和解决了国家的强大与权力的欲望之间的难题，权力*次和国家的发展脱钩，这是对以往所有政治学说的重大*越。“人类命运共同体”还彻底突破了“修昔底德陷阱”为代表的西方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证明新旧大国之间并不一定只能发生冲突甚至战争，也可以和平共处。本书还用建构主义观念对身份和利益的建构理论分析了当前的中美关系，指出“领导者和救世主”观念构建了美国的霸主身份，“集权和专制”观念构建了中国的威胁者身份，观念的差异更有可能促使中美走向误解和矛盾的边缘，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其次，在经济层面，本书认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经济学意义，体现在经济全球化向纵深拓展以及从经济自由主义到经济民族主义再到经济世界大同的理念延伸。“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视公平公正平等互利合作的理念，消除了着眼于重商主义和自由主义经济发展、以贸易保护主义为代表的经济民族主义，包蕴着真正意义上的经济世界大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绝非西方的“马歇尔计划”，而是呈现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崭新的经济发展之路，强大后的中国绝不会像历史上的那些传统帝国主义国家那样走上侵略扩张的经济霸权老路，只会成为世界各国的福音。再次，在文化层面，本书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人类社会迄今为止全球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平等，说明了文明可以互相融合和包容，并非是亨廷顿所说的冲突，反映了儒家文化和文明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和平包容特质。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僵化地看待历史的发展，忽略了资本主义本身所难以克服的痼疾。在马克思看来，文明发展具有历史的延续性，人类社会千百年来的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文明交往史，世界历史是动态的、不可逆的、不断向前发展进步的，历史从来不会被终结，只会被更好的文明和制度不断*越，资本主义一定会被共产主义制度战胜和*越。*后，在哲学层面，本书认为， “人类命运共同体”把老庄思想等与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相互依存理论等中西理论进行了结合并作了当代诠释，认同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要潮流。同时，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否定了人类社会的霍布斯无政府状态的冲突性，以及洛克的有限合作社会的矛盾性，也不同于柏拉图的理想国、罗尔斯的正义社会及康德的理想社会，而是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世界大同观点的进一步细化、升华和完善。总之，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提高和突破，是中国国力不断提升及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对外交提出的新挑战和新要求，体现了中国外交从内敛和区域性逐步走向外向和国际化的趋势，打破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固有理念和模式。世界各国发展模式应允许有多样性，而一个日趋自信的中国需要更多智库和与西方相抗衡的理论支撑。本书重点分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西方理念之争，这也是本书*重要的内容之一。中西方理念之争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西方认为，中国要改变世界秩序、挑起冲突、称霸世界；中国非西方的异质文明是冲突之源，中美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难逃“修昔底德陷阱”，中国与西方之间是零和博弈，中国之所得即为西方之所失。因此，西方一定要遏制中国的崛起。中国的观点则是，中国一直深受“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天下为公、大同社会等儒家思想的影响，主张用以和为贵、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以民为本、合作平等策略处理对外关系。二是西方认为，世界历史发展是相对静态的，资本主义是世界历史的*后终点，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先进的，没有制度可以*越，社会主义在２０世纪暴露出的弊端证明它一定会被资本主义*终完胜。中国的立场则是，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平等，文明应互鉴互赏，世界各国发展模式应允许有多样性。本书认为，中西方上述理念之争的实质和根源是中国经济上*常规的发展和政治上独特的理念、模式及军事上飞速提升的实力让西方恐惧，而中国悠久的文化历史底蕴和独特的魅力对世界其他文明的影响能力也让西方恐惧，另外，西方现有理论根本无法解释中国的发展并陷入理论焦虑和恐慌。本书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未来应该从以下一些方面进行构建：发挥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构筑中国文化自信，弘扬传统文化应纳入立法和国民教育体系，进一步改进、完善和加强国家形象宣传；借助“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中国文化传播，进一步加强孔子学院和熊猫外交等文化对外传播途径，加强和沿途沿路各国的文化交流及相互理解，进一步提升中国文化话语权，打破西方文化价值观一统天下的格局；加强与西方国家的沟通，*越文明冲突论，求同存异，力争双赢，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联系，扩大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朋友圈，创造和坚守新颖的中国理念、智慧和方案，构建公正的全球价值。本书*后的结论部分，提出了三个需要反思的问题：一是我们自身强大了，更应处理好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小国穷国的关系，应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道路；二是西方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质疑也必须正视，虽然我们不可能彻底改变他们的价值观和信仰，但至少应该通过我们双方的努力尽可能缓解和消除西方对我们的误解，让我们的崛起征程上遭遇的干扰和压力能少一点；三是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应始终保持清醒，不以物喜也不以己悲，我们做得对的，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外来压力都应该坚持下去，走自己独特的发展之路，但西方对我们中肯的批评我们也要虚心接受，这就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道理。 本书主要采用了文献资料分析法、实证分析、比较分析、理论分析与政策设计相结合等研究方法，以中美关系为主要案例支撑，梳理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四个方面的内涵，并提出了一系列独特的视角和观点，特别是将孔孟之道和老庄思想与西方理论进行比较，将“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柏拉图的理想国、罗尔斯的正义社会及康德的理想社会、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世界大同进行比较，既具有历史的广度，也具有历史的深度，提供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崭新理念的多维度思考问题的视角。笔者多年来持续关注传媒话语权、文化软实力、建构主义等问题，并将经过多年深入思考的观点及困惑融入了本书的写作中，若能对当前学界“人类命运共同体”问题相关研究有所帮助，实乃本书的荣幸。

　　何英，女，200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国际关系专业，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为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是国际关系理论和中美关系，早年致力于美国媒体对华报道的建构主义分析，近年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问题、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以及“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等问题。目前已经发表学术论文二十多篇，学术专著4部：《说不还是说是？—中国的困境与抉择》（香港文汇出版社2006年8月版）、《美国媒体与中国形象》（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5年8月版）、《突破“修昔底德陷阱”——中美关系的建构主义再解读》（上海大学出版社2017年1月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当前中国的实践：问题与解决路径》（上海大学出版社2018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