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 乐 七考

　　田君的《古（乐）七考》，是忠实地实践于以考证为方法的学术研究之路上的作品，又能从乾嘉学派对散见语句或文物制度的考证进一步推进而形成以专题为中心的考证性研究，其中的这些“证明”又饱含了他要彻底追究相关问题的“推演”过程，因此他的这部研究成果可以成为这一专题研究的“系统”之作，而这就是*能让我这个导师引以为傲的。学术必须传承，在传承中递进，在传承中发展，一代一代的学者在这个永无止境的传承中充任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作为其中的一个环节，我们从老一辈学者那里，看到了基本的学术研究方法与态度，从青年一辈的学者那里，看到了真正的学术研究的方兴未艾的踏实学风。这对我们来说，又是可以宽慰的。文献学虽然来自于古代的学术传统，实际上也必须拓宽眼界，阅读更多学科里的经典著作，从中汲取真正的科学的精神与方法，这样才能使古老的文献学及考证方法得以实现现代转化，从而在新的学术研究的长河中推陈出新，永葆青春。而这又是我对于田君一代所寄予的期望。以上借田君《古（乐）七考》一书出版所写的序，希望表达作为一个学者对于从事学术研究的思考所得，并与更多的有志于学术事业的后来者共勉。我们看他这部《七考》中并不是只就《乐经》一书加以考究，而是从《乐书》《乐记》《乐论》《乐经》等不同文献的角度来展开全面的考察，这样就能不限于一隅，从比较广阔的视角进行考证研究，而到*后则要归结到《乐经》和“乐学”两个重大问题上，这就使《乐经》的考证变成了关于古代音乐相关文献及相关学术的专题研究。清代乾嘉学派素称高明，他们的考证研究多是对古籍中的局部语句或内容进行考证，或者能对某部专书进行比较完全而深入的考证研究，但把散乱的文献资料综合起来为一个专题来作考证研究则不太多。但如果有这种以专题为中心的考证研究出现，就往往是有重大学术价值的成果。如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里的“古无轻唇音”一条，就是一个专题性考证研究，由此形成的结论就能成为定律式的成果。又如王引之的《经义述闻》中的《春秋名字解诂》，也是在考证《春秋》三传的研究中发现了可以归纳起来的专题，从而形成了这种专题性考证成果。

　　田君，湖北武汉人，华中师大历史学学士、历史文献学硕士、博士，四川大学历史文献学博士后，曾供职于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现在四川大学古籍所从事儒学研究。主要学术方向为经学与礼乐文化，发表论文40余篇，转载于《新华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等，先后承担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及各级科研项目15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