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的观念

　　在过去的20年里，文化遗产已成为许多国家当代文化景观的重要特征。人们常常认为，如果他们的遗产难以界定，那就是独一无二的。人们以历史为荣并热衷于利用过往，在各种旅游文本中充满了对国家、地区和城市遗产的铺陈介绍。正如尼古拉斯·古迪森（Nicholas Goodison）在对英国博物馆接受补助资金的观点中提到：“最近的调查显示，近30%的游客被我们的遗产所吸引，博物馆和乡间民居占据了其中的重要部分。旅游是我们国家最大的收入来源之一。” 文化遗产为政府的规章辩护，而且现在又为有关私有权、共同所有权和公共福利的讨论提供重要的背景框架。然而，文化遗产的观念并非无法追溯，先不论前文提到的经济利益，我们可以合理地追溯它的起源，以及究竟应该将遗产的观念看得有多么重要。 近几十年里，基于对遗产公共政策的尊重，存在两个平行的争论点。第一个争论点涉及文化官员、博物馆管理人员、考古学家、人类学家、收藏家和律师。来自斯坦福大学的法学家约翰·梅利曼（John Merryman）将其界定为“关于文化遗产的两种思考角度”，分别对应文化国际主义者和文化民族主义者。前者力争推行“全人类的遗产”这一概念，而后者认为艺术、建筑、戏剧、音乐和食物是某一群体特有遗产的一部分。梅利曼指出，这两种思考角度被分别记录于自1954年到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两份公约的序言中。当然，这些定位不同的版本也被看作保护和管理文化遗迹及文物的案例。第二个争论点则发生在政治哲学家之间，尤其是自由派和各种论调的社群主义思想家之间，他们争论的问题包括人类的能动性以及个人或团体是否在政治舞台上具有优越性。本书将把这两个争论点联系在一起探讨。 本书分为三部分，每部分包括两章，希冀处理由上述争论引出的问题。第一部分涉及我们应如何讲述和描写遗产；第二部分是我们如何建构遗产；第三部分涉及私有权与共同所有权意识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至少在自由民主国家，我们该如何理解遗产的观念。全书的篇章之所以以这样的顺序呈现，是因为我相信，通过对遗产意涵、修辞和建构的了解，在第三部分关于权利和有价值的实践的讨论将更易被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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