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学堂一个人，不论青春多么暗淡，其大学生活一定是光辉灿烂的；不论大学生活多么灿烂辉煌，其大学宿舍一定是龌龊不堪的。这个铁律，至少，对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来说，是难以颠覆的。 那时，一个房间八个人，空间狭小，倒在其次，很主要的是混乱和肮脏。“天子骄子”，都是“仰望天空”数星星、“胸怀祖国看世界”的，脚底下踩得是什么，是废纸、方便面袋子，还是中国青年报和情人的书信，是没人在意的。正如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之后，所呈现的场面，一样。 问题是，天安门广场，事后是有人打扫的。所以，脏和乱，只在一时。大学生宿舍，则，可能四年如一日。为此，大学成了名副其实的“围城”——城外的，想冲进来，多少人梦想大学生活；城里的，想逃出去。糟糕的居住环境，是逃离大学很主要的理由。 不过，我说的，是中国大学，是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大学。在香港大学，住在香港大学堂的学生，其居住环境，则是另一种模样。 我侄子刘仁鹤君，在香港大学上学。依我之见，香港这么一个寸土寸金之地，学生宿舍一定像“燕窝”一样狭窄，像鸡窝一样肮脏。但接近出乎我意料之外，他们住在一座都铎王朝和哥特式风格融为一体的古建里。 房子的平面构图，是大小不等两个矩形组合，一前一后，参差不齐；既不对称，也不方正。屹立在山顶的古建，白墙红顶，绿树环绕；正门外，有一棵高大笔直的棕榈树，海风吹拂，摇曳多姿。这棵树，被誉为港岛风向标。远望，即可知风云流向。站在宽敞高大的外廊上，海风徐来，水波不兴；潮起潮落，船来船往；一条曲折的甬道，如一只美人的臂膀，直通二楼门厅；门厅开处，挂着一幅字：活着的古迹。 侄子在前，我和同事田伟先一起进到古建里。看门人，也没问“你们是哪一部分的？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等哲学问题，可见，其管理十分松懈，漏洞多多。靠前，绝不会如此马虎。进大学校门，都要盘查，或者收费。想进入学生宿舍和留宿，没门儿。 这栋楼，住的是内地学生。三人一间、上铺睡人、下铺有一个写字台；每人一个大衣柜，别看房间里乱七八糟，衣柜却是井井有条，衣服干净整洁一丝不皱——因为，港大有很多正经活动，正经活动，衣着也必须一本正经。拖鞋T恤，和北京的膀爷一样，是不行的。比如，聚餐在一间哥特式教堂内，庄严肃静，先感谢主的恩赐，然后，悄无声息地用餐。一则，体会美味，二则，用心聆听主之福音。吵吵闹闹，和中国的菜市场一样，必然是不行的。当然，随着内地学生的涌入和中国文化越来越强势，这种仪式性晚餐，也越来越少了。 在中国，无论哪一所大学，要是你不混出个人模狗样，比如不错有钱、有权，或者有名的话，就别想再回到母校了。因为，除了在档案里，存着一行字，表明你曾经在此掠过之外，你的所有痕迹，已经被岁月全都带走了。这座房子的楼梯边上，依时间顺序，完整地保留着在这里“学习生活战斗”过的每一届学生的影像，“一个也不少”，一个也不能少。估计也有成大事的，不过，并没有给他们特写。 这是和内地不同的。内地首要的，是把有名校友挂起来示众，其余人等，都是“无名英雄”了。要是你老了，再回来，看看这些照片，是不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呢？不过，这种事儿，不属于我们。 踩着咯吱咯吱的木地板，我们在这座宫殿一样的房子里，转来转去。去了洗衣房，免费的。一个来自立陶宛的细高个子，熟练地用汉语和我们打招呼。只是，他篮球水平一般。健身房——有台球和各种器械，免费的。厨房，设施一应俱全，免费。浴室，每一层一个，免费。研讨室，和国民党军队的作战室一样，一个长条桌，两排桌椅，一个黑板。 研讨室边上，是一个小型图书室，里边横七竖八摆了一堆书。我翻了翻，发现一本书：金瓶梅，香港版的，不会有删节吧。内地，是看不到金瓶梅的；看到的，也是消了毒的。因为，政府担心人民都学坏了，所以，除去不错干部和研究人员，其他人只能耳闻。可是，那么吸引人、那么容易让人变坏的头号书，在这里大摇大摆着，却无人问津，岂不是怪事！是港人不好色？还是内地人太好色？ 据我初步观察，这里“无组织无纪律”，是一个典型的“五不管”地带——党不管，团也不管；学校不管，老师不管，楼宇管理员，更不管。一切都是自己说了算，自己的地盘自己做主。所有场所，对所有人开放。除了楼门，其他地方都没有锁。洗衣房、图书室、食堂、厨房、健身房，以及每一间学生宿舍，从不上锁。任何时间、任何人，都可以推开一个房间进去，或者喝一杯，或者弄点吃的，或者看看闲书，或者在跑步机上，把自己搞得满头大汗。 一切，都是开放的；一切，都是自由的；自由，才是大学精神。开放，才是学术真谛。如此说来，我没上过大学；如此说来，内地何尝有大学？ 以我之见，这样一座外观庄严、内部构造独特、设施完备的古建筑，当学生宿舍，是极大的浪费。靠前，是断不会这么做的。要不，就保护起来；要是用，一定用作党政或军国的办公楼，以壮党威军威和国威。倘如此，作用不是更大吗？ 但，香港人不，香港人把一座有150多年历史的、宫殿一样的古建筑，当学生宿舍。 内地和香港，大不同；这种不同，五十年不会变，至少。 香港大学堂一个人，不论青春多么暗淡，其大学生活一定是光辉灿烂的；不论大学生活多么灿烂辉煌，其大学宿舍一定是龌龊不堪的。这个铁律，至少，对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来说，是难以颠覆的。 那时，一个房间八个人，空间狭小，倒在其次，很主要的是混乱和肮脏。“天子骄子”，都是“仰望天空”数星星、“胸怀祖国看世界”的，脚底下踩得是什么，是废纸、方便面袋子，还是中国青年报和情人的书信，是没人在意的。正如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之后，所呈现的场面，一样。 问题是，天安门广场，事后是有人打扫的。所以，脏和乱，只在一时。大学生宿舍，则，可能四年如一日。为此，大学成了名副其实的“围城”——城外的，想冲进来，多少人梦想大学生活；城里的，想逃出去。糟糕的居住环境，是逃离大学很主要的理由。 不过，我说的，是中国大学，是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大学。在香港大学，住在香港大学堂的学生，其居住环境，则是另一种模样。 我侄子刘仁鹤君，在香港大学上学。依我之见，香港这么一个寸土寸金之地，学生宿舍一定像“燕窝”一样狭窄，像鸡窝一样肮脏。但接近出乎我意料之外，他们住在一座都铎王朝和哥特式风格融为一体的古建里。 房子的平面构图，是大小不等两个矩形组合，一前一后，参差不齐；既不对称，也不方正。屹立在山顶的古建，白墙红顶，绿树环绕；正门外，有一棵高大笔直的棕榈树，海风吹拂，摇曳多姿。这棵树，被誉为港岛风向标。远望，即可知风云流向。站在宽敞高大的外廊上，海风徐来，水波不兴；潮起潮落，船来船往；一条曲折的甬道，如一只美人的臂膀，直通二楼门厅；门厅开处，挂着一幅字：活着的古迹。 侄子在前，我和同事田伟先一起进到古建里。看门人，也没问“你们是哪一部分的？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等哲学问题，可见，其管理十分松懈，漏洞多多。靠前，绝不会如此马虎。进大学校门，都要盘查，或者收费。想进入学生宿舍和留宿，没门儿。 这栋楼，住的是内地学生。三人一间、上铺睡人、下铺有一个写字台；每人一个大衣柜，别看房间里乱七八糟，衣柜却是井井有条，衣服干净整洁一丝不皱——因为，港大有很多正经活动，正经活动，衣着也必须一本正经。拖鞋T恤，和北京的膀爷一样，是不行的。比如，聚餐在一间哥特式教堂内，庄严肃静，先感谢主的恩赐，然后，悄无声息地用餐。一则，体会美味，二则，用心聆听主之福音。吵吵闹闹，和中国的菜市场一样，必然是不行的。当然，随着内地学生的涌入和中国文化越来越强势，这种仪式性晚餐，也越来越少了。 在中国，无论哪一所大学，要是你不混出个人模狗样，比如不错有钱、有权，或者有名的话，就别想再回到母校了。因为，除了在档案里，存着一行字，表明你曾经在此掠过之外，你的所有痕迹，已经被岁月全都带走了。这座房子的楼梯边上，依时间顺序，完整地保留着在这里“学习生活战斗”过的每一届学生的影像，“一个也不少”，一个也不能少。估计也有成大事的，不过，并没有给他们特写。 这是和内地不同的。内地首要的，是把有名校友挂起来示众，其余人等，都是“无名英雄”了。要是你老了，再回来，看看这些照片，是不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呢？不过，这种事儿，不属于我们。 踩着咯吱咯吱的木地板，我们在这座宫殿一样的房子里，转来转去。去了洗衣房，免费的。一个来自立陶宛的细高个子，熟练地用汉语和我们打招呼。只是，他篮球水平一般。健身房——有台球和各种器械，免费的。厨房，设施一应俱全，免费。浴室，每一层一个，免费。研讨室，和国民党军队的作战室一样，一个长条桌，两排桌椅，一个黑板。 研讨室边上，是一个小型图书室，里边横七竖八摆了一堆书。我翻了翻，发现一本书：金瓶梅，香港版的，不会有删节吧。内地，是看不到金瓶梅的；看到的，也是消了毒的。因为，政府担心人民都学坏了，所以，除去不错干部和研究人员，其他人只能耳闻。可是，那么吸引人、那么容易让人变坏的头号书，在这里大摇大摆着，却无人问津，岂不是怪事！是港人不好色？还是内地人太好色？ 据我初步观察，这里“无组织无纪律”，是一个典型的“五不管”地带——党不管，团也不管；学校不管，老师不管，楼宇管理员，更不管。一切都是自己说了算，自己的地盘自己做主。所有场所，对所有人开放。除了楼门，其他地方都没有锁。洗衣房、图书室、食堂、厨房、健身房，以及每一间学生宿舍，从不上锁。任何时间、任何人，都可以推开一个房间进去，或者喝一杯，或者弄点吃的，或者看看闲书，或者在跑步机上，把自己搞得满头大汗。 一切，都是开放的；一切，都是自由的；自由，才是大学精神。开放，才是学术真谛。如此说来，我没上过大学；如此说来，内地何尝有大学？ 以我之见，这样一座外观庄严、内部构造独特、设施完备的古建筑，当学生宿舍，是极大的浪费。靠前，是断不会这么做的。要不，就保护起来；要是用，一定用作党政或军国的办公楼，以壮党威军威和国威。倘如此，作用不是更大吗？ 但，香港人不，香港人把一座有150多年历史的、宫殿一样的古建筑，当学生宿舍。 内地和香港，大不同；这种不同，五十年不会变，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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