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票据法为视角，分别从民商事习惯调查对立法的影响，票据立法的移植与本土化，商事裁判对商法本土化的推动几个方面出发，结合其他商事部门法内容，对民初商法本土化进程、结果及其影响进行研究和反思。全书分为五章：本书共有五章，第一章介绍我国传统票据的沿革，并对清末的“志田案”进行分析评价。第二章评述清末、民初的民商事习惯调查和传统票据习惯的整理，以及它们对民商事立法本土化的推动。与清末相比，民初的民商事立法更注重社会实用性，在公司、票据等领域，大量传统商事习惯调查成果被立法所吸纳，客观上推动了民初商法本土化的进程。第三章比较民初五部票据法草案的优劣，并对票据立法进程中移植与本土化的冲突和调和进行评析。民初票据立法成果和立法精神被此后的南京国民政府所继承，1929年《票据法》全面采纳“共同案”涉及传统票据习惯的条文，为中国近代以来的票据立法本土化进程画上比较圆满的句号。第四章探寻民初的司法实践和商事公断对商法本土化的推动作用。大理院、地方各级审判厅和商事公断处共同组成商事裁判体系，传统商事习惯被广泛运用并融入商事规则中。第五章对民初商法本土化进行反思，并提出三个问题：如何对待传统商事习惯？如何发挥商会的作用？如何看待判例要旨对商事立法的补充？ 书后还有六个附录，附上了前清、民国时期的几部票据法草案，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本书的学术价值和创新之处在于通过数据统计，将民初商法做为一个整体进行深入的量化分析，在该研究领域具有一定的开拓性作用。同时，通过横向比较商事部门法的本土化，对于我们从宏观上把握传统法律近代化历程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此外，它还厘清了民初商法本土化进程，方便我们纵向掌握我国商事法律体系的发展过程，对研究当今商事法律体系的建立与完善，能够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就现实意义而言，本书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角度，是商人对法律体系建立与发展的作用，在我国现阶段同样面对建构商法体系的问题，如何充分调动商人们积极参与立法，使商法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不仅有利于经济的规范化发展，也有利于提高法律。同时，在商法国际性不断加强的今天，我们仍然面临一个法律移植与法律本土化的过程，相似背景下的相似经历，民初的商法本土化，包括立法和司法方面的经验教训，都会对我国现行的立法和司法有所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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