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样的现代化：一个苏南村庄的集体主义史（1950~2017）

　　“农村集体主义”是在农村地区实行的，以社区所有，社区组织控制生产资料，安排生产的社会组织体系。“农村集体主义”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建立，国家力量的推动彻底改变了农村社会的组织形态和产权关系。农村中以家族为主的传统自组织变成了村社的国家基层治理单位，生产资料变成了集体所有，农业生产成为集体经营。虽然在不同的时期，集体的范围和管理的权限有所变化，但自成立之时起“集体主义”就成为当代农村社会较为基本的存在形态，而且至今在很多农村影响力都非常大，可以说，“农村集体主义”是影响中国农村变迁的关键因素。但是以往对于集体主义的研究多是从一个历史片段和一个维度来进行论述，提出一个普遍的解释机制，这导致理论分析与农村的实际发展经验会有很大的分歧。而本文则是尝试分析一个长时段的村庄历史经验，来考察农村集体主义变迁过程，以此提出农村集体主义是在组织和产权两个核心制度规定下的一个不断建构过程，这个建构过程导致了农村实际发展经验的丰富面向。本文所分析的河村是一个具有完整集体主义历史线索的苏南村庄。在合作化运动期间，农村集体在政治运动的浪潮中不断推进，职能不断增加。互助组建立了集体组织架构，初级社赋予了集体生产经营权，高级社赋予了集体资产所有权，同时不断强化对于生活方式和思想动态的政治规训。伴随着集体主义演进的过程，国家权力也不断在农村得到深入。人民公社时期是国家主导的集体主义，国家在生产和分配上拥有绝对的权力，集体负责具体的执行和微观的调控，同时辅以强大的政治动员来维系国家集体主义的运作。乡村工业时期集体主义转向了社区为主导，国家的控制放松，村社区能够调动村和地方政府的资源来发展工业经济，以村集体为核心成为了重要的发展模式，同时建立了差序型的收益分享格局。后乡镇企业时代村集体的核心作用仍然存在，但个体合作的因素也发挥着影响力，集体通过吸纳个体资本形成了资本运作的发展模式，同时通过福利来维系集体的合法性和专业性。所以，通过本文所考察的一个村庄的集体主义史可以看出，在当前，农村中集体主义并没有消失，仍然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只是其具体类型在历史中不断建构，展现新的表现形式。这样一种集产权与行政，并且二者相互强化的体制型塑了中国农村特殊的治理方式，使之区别于单纯的行政或经营性组织体系。并且，集体主义的框架对于中国农村的发展模式形成了制约，使得在中国农村，集体主义不断与新的市场、制度环境结合而出现超出理论概括的实践形态。

　　陈家建 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为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被评为“百人计划青年杰出人才”。研究方向为基层治理、组织研究、城乡发展。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社会》、《The China Quarterly》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