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和任何在内容上是正当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有着共同的运命：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实际的呼声”。这是马克思提出的科学研究基本的方法论原则，即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理论研究，都应当密切关注自己所处时代强音，不能是游离于客观现实世界的自我直观和主观遐想。理论必须参与客观的现实生活，关注现实问题，并解读时代所提出的种种问题。以问题为导向，从现实条件出发讨论解决问题的可行性方案，使之成为时代精神的体现，这正是理论强大生命力之所在。面对新时代的新议题，大的原则应立足中国实际，从中国视角作出解释。“现代化”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势必引起社会诸多领域的“蝴蝶效应”：与市场交换相适应的市场主体行为的理性化和契约精神导向；人口、物资、信息等各种生产要素突破一定时间、空间限制，流动性大大增强；现代化程度越高，要求分工越细，相应的管理、标准、规则越统一和一致。由此，现代化所引发的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而导致的价值和理念的改变，使传统社会遭到冲击，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成为现代国家发展的首要条件和基本任务，其中政府治理现代化或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核心命题。国家只有足够强大，才能集聚一切力量做该做的事；国家只有足够理性，才能做好该做的事。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全球现代化发展趋势的应有之义，包含有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复杂内容。完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是一项艰苦庞大的工程和任务，实质是历史性地展开一场中国社会变革，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彻底历史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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