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以区域研究为视角，以清水江下游及渠水界邻区域飞山公杨再思信仰为主线，通过对飞山公杨再思信仰于不同空间场域中、不同人群历史记忆下多样性实践的历史人类学考察，深入阐释该地域社会民众的生活实践与区域社会结构、地域支配关系关联与过程演变。 论文从共时性与历时性的视角，基于深入的田野调查并结合地方志书、碑刻、族谱等文献，结合“王化”过程下该区域社会大量移民的进入并构成族群多样性及文化多元性的历史背景，综合考察飞山公杨再思信仰的形成与演变及呈现出与地域结构、族群关系密切的关联性。在某种意义上，中央王朝边疆开拓与地方治理的需要，以及杨氏“巨族”与中央王朝的不断互动，促成了飞山公杨再思由杨氏祖先向神明的演变；而地方官员不断借助该区域战乱等灾难性事件，创生飞山公灵应故事以配合中央王朝的敕封，以实现该神明的“标准化”、“正统化”，*终将飞山公塑造为“忠于朝廷、维护地方稳定”的神明。在族群间的战乱、移民、文化资源发掘等历史情境下所形成的社会结构中，也呈现出飞山公介于人与神之间多重形象，以及在生活实践中基于人群结构差异而无法以某种形象标准统一界定其存在的事实，诸如杨氏族人强调飞山公的祖先身份，其他民众将其视为灵验神明，而地方政府又将其视为文化资本等。自宋至清历代中央王朝都曾致力推行的神明“标准化”、“正统化”，只是该区域社会中信仰演变的一种可能趋向，而不同历史时期特定区域社会空间中，人们基于客观条件与主观需要展开的飞山公信仰实践，则再现了这一信仰文化多样性与区域社会结构演变之间的紧密关联与张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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