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是世界四大古老文明中没有中断的文明，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空间上不断拓展、时间上绵延不绝，在经历各种沧桑磨难仍然屹立不倒，就得益于中华文明的强大凝聚力和生命力。中国哲学作为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表达了中国人对于宇宙人生的根本思考，形成了重视和谐、崇尚道德、自强不息、知行合一等重要思想，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中国哲学的这些特点是中华民族在自身生存发展的历史中逐渐形成的。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经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了“轴心时代”（Axial age）的观点，指出在公元前800年到200年之间，世界主要文明古国不约而同地实现了文明的突破，出现了大批哲学家和先知，他们的思想奠定了各自文明的基础，深刻影响了后来文明的发展。中华文明从周代就开启了这一渐进的转变，形成了天民合一、天德合一等重要思想，实现了从宗教神学到人文主义的转变，在春秋战国时期开出了绚烂的花朵，形成的“百家争鸣”的局面。汉代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将先秦诸子的主要流派概括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刘歆在《七略》中，又在此基础上增加了纵横家、农家、杂家、小说家，形成了“九流十家”的说法。可以说，先秦时期是中国哲学多元化、具有原创性的时代。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采用了法家的意见，“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并做出了“焚书坑儒”的专制举动，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但是，由于秦朝只存在了十五年就崩溃了，先秦诸子的一些流派并没因秦朝残暴的文化专制政策了而销声匿迹，一些学派在汉初仍然存在。直到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先秦诸子的思想才走向消歇，儒学成了汉朝的国家哲学、意识形态，思想界也实现了大一统的局面。汉代的哲学主要以经学的形式存在，尤其是董仲舒为代表的春秋公羊学影响较大。董仲舒的儒学吸收了阴阳家、墨家、法家等流派的影响，强调天人感应，有将儒学宗教化的倾向。东汉时期，谶纬神学大盛，因此也引起了很多理性哲学家的批评。尤其是王充站在道家自然主义的角度对这套宗教神学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也开启了后来道家复兴的契机。 魏晋时期，由于剧烈的社会变动以及残酷的政治斗争，“名士少有全者”，客观上也促进了道家哲学的复兴。魏晋玄学在某种意义上又可以称为“新道家”，是道家哲学的一种新发展。在这一时期，出现了王弼、何晏、嵇康、阮籍、欧阳建等一大批思想家，围绕本末、有无、体用、言意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虽然表面上看来有些”不着实际”“玄之又玄”，但客观上促进了哲学思维的发展。 从东汉时期，佛教就传入中国，在经过了魏晋、隋唐长达七八百年的时间，逐渐与中国哲学融合，形成了天台、华严、禅宗三派中国特色的佛教流派。尤其是禅宗，更可以说是佛学与道家的融合，代表了佛教中国化的最终成果。在这一时期，受佛教刺激，也形成了本土化的道教，在唐代了得到了官方的支持，形成了儒、道、佛三足鼎立的局面。佛道二教的哲学对中国哲学本体论、心性论的发展有重要的刺激作用。 魏晋、隋唐时期，儒学在学术上主要以经学形式存在，在国家层面主要表现为政治、社会制度，就精神生活、哲学义理层面，与佛、道二家相比，则有“相形见绌”之势。再加上唐末、五代剧烈的社会变动，从中唐开始，韩愈、李翱等人就表现了强烈的忧患意识，试图重整社会秩序，复兴儒学。宋明时期，面对佛老的冲击，很多哲学家一方面受其影响，另一方面则立足于儒学，试图从儒学中挖掘一些足以与佛道二教抗衡的内容，使儒学向更加重视形上本体、重视心性修养的方向发展，形成了“宋明理学”（Neo-Confucianism）。 “宋明理学“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继先秦哲学之后发展的第二个高峰。这一时期可谓群星璀璨，出现了二程、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一大批哲学家。宋明理学也传播到韩国、日本、越南等东亚、南亚地区，对亚洲文明产生了重大影响。 由于明清易代的剧烈社会变动，宋明理学对于儒学进行的哲学化、心性化的发展，在明清之际也引起了很多思想家的批评，他们认为宋明理学受佛老的影响，有过于“玄虚”的倾向，因此部分思想家开始反对宋明理学，重新提倡儒学“经世致用”的面向。颜元、李恭提倡的实学在当时和后来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戴震也反对宋明理学家理一分殊、存理遏欲的思想，提倡“分理”及“理欲合一”的思想，他的思想在清末民初也引起了很多思想家的共鸣。 在清代，由于推行文化专制政策，以及对于宋明理学的批判，“汉学”重新复兴，哲学（义理之学）在一定程度上走向衰微。直到清代中后期，由于内忧外患，特别是西方文明的冲击，春秋公羊学重新复兴，出现了康有为、谭嗣同等哲学家，试图借助春秋公羊学中的历史哲学与西方进化论的结合为其变法活动提供思想支持。当然，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在当时也遭到了章太炎所代表的古文经学派的激烈批评。另外，严复等人也开始通过翻译，向中国介绍西方哲学。在这一时期，陆王心学、佛学也出现了复兴的趋势。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孙中山一方面受西方文化影响，提倡自由、平等、民权等西方价值，另一方面又继承了中国哲学的一些内容，努力创建其“知难行易”的政治哲学、革命哲学。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开启了中国哲学发展的新阶段、新篇章。 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遗产。”如今，中国已经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人民逐渐意识到传统文化在中华文明生存、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开始有了更强的文化自觉。在这种情况下，认真学习中国哲学史，从中吸收有益的成分并加以发展，以适应时代的需要，就显得非常必要。 现在，市面上流行的中国哲学史的著作不可谓不多，但是多为关于哲学史的一般介绍，能够从专业研究者的角度，对中国哲学史的重要知识点进行系统概括，并总结为一些专题的著作却很少见。因此，为满足广大中国哲学史的学习者和爱好者的特别需要，山东人民出版社策划了本书。本书的编者都是长期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专业人员，因此能够对中国哲学史的重要内容有着宏观而准确的把握。另外，他们对哲学重要名词概念和问题的解答，也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够对广大中国哲学爱好者、学习者的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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