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清代战争全史”丛书之一，本书以《西南边疆之战》为书名，所研究的对象有以下条件：一是在地域上，限于发生于西南边疆的战争；二是时间上，限于雍正、乾隆两朝，因为其他时段内发生于西南边疆的战争，已归入丛书的其他卷；三是限于规模和影响上都较大的战争。“西南”作为一个方位大区的概念，自秦汉时，已奠定了以“西南夷”分布区域为基础的“西南”范围，即以川、滇、黔为核心的区域。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历目前，“西南”都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方国瑜先生首先从地域的视角，将“西南”大致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概念，狭义的“西南”相当于今天的川、滇、黔三省，广义的“西南”则还包括藏、桂两地甚至湘、鄂西部某些地区，“此两种划分既都体现了一定的历史延续性，并考虑到了其所指内部在许多方面的一致性”。而至少从明代开始，广西逐渐体现出稳定的“西南”省份地位。如成书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的《广志绎》，对全国分区论述时，其中卷五论“西南诸省”，即云：“蜀、粤（指广西）入中国在秦汉间，而滇、贵之郡县则自明始也。相去虽数千年，然皆西南一天，为汉夷杂错之地，未尽耀于光明，故以次于江南。”虽然王士性的《广志绎》对“滇、贵之郡县则自明始”的看法并不准确，而其称此时的“西南”范围包括滇、黔、川、粤（广西）的意见则值得重视。“西南”一词，除所指地域概念之外，在民族分布格局上又呈现广泛的相似性，“云、贵、川、广汉少民稀，在川为蛮，在云贵为苗为裸，在广为狼，为摇獞，为冷狼，虽种类甚繁，强弱不一，而暴虐凶顽若生天性。”元明以来，在此区域内设置了大量土司，清廷通称其为“西南土司”，湖广也成为重要的土司地区。因此，入清以后，湖广地区也被纳入西南的范围之内。如《明史·土司传》称：“西南诸蛮，有虞氏之苗，商之鬼方，西汉之夜郎、靡莫、邛、莋、僰、爨之属皆是也。巴、夔以东即湖、湘岭峤，盘踞数千里，种类殊别。”同样，《清史稿·土司传》也将川、滇、黔、桂、湖广明确称为“西南诸省”。西南地区彼此地域相连，相互间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联系密切，尤其在民族问题、土司问题上具有许多相似之处。入清以后，清政府从地方“有管辖之殊，而靖地安民原无彼此之别”的原则出发，制定了一些普遍适用于整个西南区域的统治政策，使西南五省的概念被进一步确立和固化。而与川、滇毗邻的西藏，作为一个特别的区域，则并未被包括在西南大区之内。在清代，西南五省均在所谓“内地十八省”范围内，但云南、广西因其辖境与其他国家接壤，毫无疑问属于边疆，而贵州、四川及湖广，其辖境虽未与其他国家接壤，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边疆，但其境内俱有所谓民、苗、蛮错处之区，在相关话语中也被泛称为边疆。因此，本书所指“西南边疆”，其地域范围即为清代的川、滇、黔、桂、湖广五省。清朝历史，从明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起兵，到清宣统三年（1911）清朝覆亡，历300余年。据李治亭先生的意见，清朝300余年的历史，可划分为三个一百年，即“百年创业”“百年盛世”“百年衰亡”，无论是哪个时期，都战争频仍，贯穿于清朝历史的全过程。相比较而言，在清朝的三个百年历史中，“百年盛世”时期所发生的战争相对要少一些，中原腹地基本无战事，相对宁静，而在边疆地区，尤其是西南边疆地区，则战事不断。雍正、乾隆两朝，处于“康乾盛世”鼎盛时期，同时也是其边疆巩固、疆域奠定的重要时期，相应地，战争也频仍，仅在西南边疆域内域外，所发生的大小战争便难以计数，其中规模和影响较大的有5次：一是始于雍正四年（1726）五月，迄于乾隆元年（1736）六月，历时10年零2个月，在雍正朝大规模“改土归流”背景下，以武力“改流”和开辟“苗疆”为内容的“改土归流”之战；二是始于乾隆十二年（1747）二月，迄于乾隆十四年（1749）正月，历时整2年的次征讨大小金川土司的战争；三是始于乾隆三十年（1765）十一月，迄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十一月，历时整4年的清朝与缅甸雍籍牙王朝之间的战争；四是起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六月，迄于乾隆四十年（1775）二月，历时4年零8个月的第二次征讨大小金川土司的战争；五是乾隆五十三年（1788）十月至乾隆五十四年（1789）正月，历时仅3个月的安南之役。以上所指时间，均只是各次战争的用兵时间，战前筹划和战争善后的时间未包括其内。以上5次战争，涉及的地域不同，规模大小不等，持续时间长短不一，性质、目的、结果各不相同，但所产生的影响都较大。其中两次征讨金川土司的战争，性质与雍正年间征讨其他土司的战争并无区别，但不在所谓“大规模改土归流”的时间范围内，且用兵的规模和影响均较大，因此未将其纳入章“改土归流之战”的讨论范围，而是单独成章。事实上，乾隆朝两次征讨金川土司，以及与缅甸的战争和安南之役，均被纳入清高宗的所谓“十全武功”，即乾隆朝十大很有影响的战争中，其中发生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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