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一共包含八章，第一章到第三章是本书的理论基础。长久以来，有关艺术品的价值来源存在着内部论和外部论的争论，丹托和迪基的艺术体制理论被归为了外部论的阵营。艺术社会学家贝克尔更是坚定地持这一立场，他从“艺术世界”的视角论述了艺术品的价值是如何在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各个环节中被构建起来的。在布尔迪厄看来，艺术品的价值是在艺术场域中被构建起来的。然而，他试图利用“资本”的概念来囊括内部论和外部论这两个方面，因为无论是内在属性还是外在评价，都可以被转换为资本在场域中流通。场域中的不同利益相关者依靠资本获得有利站位，场域中的各方关系形成了决定艺术品价值的法则。那么，艺术品的价值是否可以衡量呢？又该如何衡量呢？第二章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迪基为了弥补艺术体制理论偏向于外部评价的遗憾，设计了“艺术比较矩阵”，试图通过给艺术品的内在属性打分的办法来比较和衡量艺术品价值的高低。文化经济学家则另辟蹊径，他们将艺术品的价值分解为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又认为价值可以表现为资本的形式，他们或许认为将大的目标分解和细化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文化经济学中的条件价值评估法通常会用于评估文化遗产的非使用价值，但并不适用于艺术品价值的衡量。衡量艺术品价值的问题似乎只能依靠社会和人文科学的方法。在第三章中，本书试图以布尔迪厄的理论为基础，探讨在艺术博览会这个特定场域中艺术品的价值是如何被构建的。艺术品受到艺术场域中的不同利益相关者的相互关系的影响。当不同利益相关者在艺术博览会的场域中进行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的协商和交换时，艺术品的价值也会被相应改变。受到阿帕杜莱的价值锦标赛理论的启发，本章认为画廊主处于场域的核心位置，他们使得静态的艺术品拥有了动态的社会生命。通过画廊主与艺术博览会中的其他利益相关者们的资本交换和协商，艺术品的价值也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重塑。第四章是本书的研究背景。要讨论艺术博览会，必须先要讨论艺术博览会所根植的土壤，即艺术市场。本章首先分析了西方成熟的艺术市场结构是怎样的，然后将中国的艺术市场的现状与理想中的艺术市场进行比对，总结出中国艺术市场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其次，梳理了中国艺术博览会发展的三个阶段，并且明确了本书的研究对象为“新兴艺术博览会”而非“传统型艺术博览会”。第五章主要介绍了本书的研究方法。本章选择了第11届艺术北京博览会作为单体案例进行质性研究，讨论了为什么要选择单体案例研究作为主要的研究方法，以及选择“艺术北京”作为案例的原因。案例研究法通常还需要结合其他的研究方法。本章还介绍了如何利用参与式观察法和质性访谈法来进行数据收集，以及如何使用Nvivo分析工具进行数据分析。第六章到第七章是本书的案例分析部分。本书所涉及的艺术博览会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包括：艺术博览会的组织者、画廊主、媒体、批评家、美术馆人员和藏家。第六章主要讨论了艺术博览会的组织者与画廊主的价值协商过程。一方面，讨论了组织者针对画廊主所采取的一些行为，包括针对画廊主的一系列审查，以及从空间和时间上对画廊主进行分级。审查和分级策略能够赋予一部分画廊主更多地获得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的机会。另一方面，讨论了画廊主针对组织者所采取的一些价值协商行为。一般来说，画廊主的级别越高，协商的权力越大。第七章分别讨论了画廊主与媒体、批评家、美术馆策展人、藏家，以及画廊主与画廊主之间的价值协商过程。所谓的“传统型中间人”——媒体、批评家、美术馆策展人、藏家—在艺术博览会的场域之外也在持续地对艺术品的价值产生影响。那么，当我们把目光聚焦于艺术博览会这个特定场域时，他们又会与画廊主产生怎样的交集，而他们会对画廊主、艺术家和艺术品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在这里，价值协商的时间范围不仅仅指的是艺术博览会正式开始的那短短几天，还包括在其开始之前的准备阶段和结束之后的收尾工作。第八章着重讨论了艺术博览会对于艺术品价值的影响。第二章曾提到前人为试图衡量艺术品价值所作出的努力。由于美学和文化经济学都没有提供一个较好的衡量方法，本章试图从社会学的方向做出一些尝试，目的并不在于找到一个量化艺术品的价值的方法，而是试图寻找艺术品在生产、分销和消费过程中，到底受到了哪些外界因素的影响。这些利益相关者是如何将资本传递给艺术品，从而提升它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并尝试着将视线聚焦于艺术博览会的场域来构建一个艺术品的价值模型。在结论部分，首先对于之前提到的研究发现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其次从现实的层面反思了中国艺术博览会机制的现状和中国艺术市场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并且给出了一些建议。最后还对将来一些可行的研究方向进行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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