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民族村寨社区参与式旅游扶贫机制及效应研究

　　现有研究表明，旅游发展与贫困减缓间确实存在一定的正向关系，但如何提高旅游扶贫绩效仍然是目前国内外旅游扶贫研究的核心内容。目前，旅游扶贫绩效评价方法从定向评价逐渐转向定量评价；评价内容从区域经济效应转向区域经济、社会、环境多维绩效评价；从评价方法主要通过问卷调查来分析。从扶贫管理视角分析，社区居民对旅游的减贫感知评价是衡量旅游扶贫绩效的重要手段。少数民族民族地区旅游扶贫逐渐成为旅游领域的研究热点。目前，学者针对少数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的研究主要基于旅游资源、旅游产业发展、社区旅游参与机制、旅游扶贫绩效定性分析等方面，针对少数民族村寨社区参与式旅游精准扶贫及其绩效研究少。国内外学者对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研究呈现相对集中、跨文化、问题取向等特点。东亚和东南亚、北美印第安人集中区、加勒比海、南欧与西欧、非洲南部等是国外研究案例主要分布区；国内学者研究样本集中在贵州、云南、四川、广西、湖南等省和自治区，具体锁定于贵州花溪区镇山村、黔东南西江苗寨、朗德苗寨、肇兴侗寨，云南宁范县泸沽湖落水村、元阳县哈尼菁口村、西双版纳的傣族园，四川甘孜州甲居藏寨、阿坝州理县桃坪羌寨、汶川县萝卜寨，广西平安寨、程阳马安寨等。这些村寨的共同特点是：民族旅游文化资源保存良好，具有一定资源、交通或区位优势，且已获得了各级政府的助推。国内外学者在研究中存在一定的共识以及分歧。村寨旅游扶贫的核心在于贫困人口受益，其在贫困减缓、创造穷人就业机会、复兴传统民族文化等方面的作用得到国内外学者的普遍认可，国内外研究均发现由于参与主体权利不平等，在民族地区发展村寨旅游扶贫往往存在经济漏损、贫困人口参与不足、社区资源被无偿挤占、社会传统文化遭到破坏等问题。对于如何提升村寨旅游扶贫的绩效，由于所处阶段的差异，国内外学者的主张有一定分歧：国外研究更强调市场机制，倾向于立足村寨，从内生视角解决村寨旅游扶贫的相关问题，普遍认为应该突破“孤岛”格局，打通村寨产业经济结构之间的关联，尊重地方文化资本的价值，针对市场特征实行多元化的经济战略；国内研究更强调行政作用，普遍从社区参与能力、扶贫机制、产权制度、产业融合等视角进行思考，关注自上而下的“外生”策略，对于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内生机理及动力机制的讨论相对有限，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精准性不足。村寨旅游扶贫研究应该以“扶真贫”和“真扶贫”为着力点，“精准”破解贫困。现有研究，在样本选择上具有典型的区位易达性、资料易获取性、过程可行性等取向，而其他大量具有普遍代表性的民族村寨旅游扶贫至今鲜有关注，未能“精准锁定”贫困村寨。并且，大多个案研究过于微观、定性主导，缺乏系统及定量的研究视角，各地的经验相互难以迁移，不利于村寨旅游扶贫政策的制定和宏观战略的实施。第二，缺乏系统视角。“村寨旅游扶贫”的相关研究往往落脚于对具体村寨的一般描述，习惯于将民族村寨视为一个“经济孤岛”、将旅游产业视为一个孤立的产业系统看待，停留在扶贫框架下整个经济链条的某个中间环节，忽视了区域经济要素之间关系的把握。在研究中未将村寨旅游扶贫纳入大的扶贫产业体系中来探寻村寨聚落经济转型的特征及动力。第三，靶向偏离。“社区”是～个非均质群体，贫困人口的参与才是解决贫困的根本。现有的研究大多从“社区增权”的视角讨论村寨旅游扶贫“经济功能”，但旅游发展并“不会自动破解贫困”，以社区为旅游扶贫的研究对象，遮蔽了社区中不同群体的受益差异（Ashley等，2000）。新形势下，我国大面积贫困的问题已基本解决，扶贫攻坚越来越锁定于“发展条件差”及“自身能力弱”的深度贫困地区及弱势贫困群体。随着扶贫任务的推进，村寨旅游扶贫研究必须围绕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矛盾，破解新的现实难题；最后，方法欠整合。目前的研究方法，虽然定量方法逐步增加，但仍然以定性研究为主。我国民族村寨具有地域性、经济性、文化性、民族性等特征，在乡村结构、产业特点及扶贫模式千差万别，迫切需提升研究方法的针对性及科学性。

　　刘韬，男，1988年7月生，湖南新邵人。现任安顺学院旅游管理学院讲师、贵州省高校乡村振兴研究中心兼职研究人员。2012年毕业于贵州财经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公开发表学术论文7篇，出版著作2部，授权专利2项，主持省级项目1项，厅级项目3项，校级项目2项，此外作为主要成员参与厅级以上项目3项。主要研究领域：旅游产业经济、欠发达地区产业结构与政策等。本书由2017年贵州省科技厅软科学基金“贵州民族村寨社区参与式旅游扶贫机制及评价研究”（黔科合基础[2017]1510-1）2018年安顺学院校级学科平台项目“贵州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研究基地”（Asxyxkpt201802）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