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遼浮圖銘》又稱《大魏故蘭倉令孫府君浮圖之銘記》，刻於北魏正光五年（五二四）。石高三十三點四厘米，寬六十點八厘米，計三十行，行十六字。民國時期山東省桓臺縣出土。北魏時曾任蘭倉令的孫遼去世後，其後人因其生前篤誠佛事，遂按當時習俗在墓前建浮圖，“願令事與須彌等壽，理與日月齊明，永流懿迹，式傳不朽”。六朝志銘之類刻石大都形制偏小，書寫者幾乎不留姓名，與出土之簡牘、帛書、信剳墨書比較，差剔不小。其中不少書、刻皆粗劣者，丟失了不少書寫的筆意細節。但也有少數寫刻精美的品種，如傳世的《張玄墓志》等。《孫遼浮圖銘》也屬於這時期的精品之一，存字完整，刀口清晰，宛如新刻，較為準確地保存了原書者的書寫風貌。六朝碑志刻石，其風格或奇肆倔强，或稚拙古樸。而此碑清新俊逸，用筆起落排宕，拙中有妍，筆意清健，方正之中略取欹斜之勢，動静有序，疾徐相問，在整齊中求變化，頗值得玩味。結構上開張生動、寬博舒展，向背、俯仰、露藏、輕重皆顧盼呼應，平中見奇。時見筆斷意連處，用筆控制得鬆緊得度。結構隨筆勢或左大右小，或左小右大，欹斜變化，富於想象力。點畫或經意內捩，或舒展外拓，在虛實相间、斷連交錯中現出妙心與靈氣，與一般魏碑的率直粗俗不可同日而語。此銘不僅書法藝術價值高，還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孫遼浮圖銘》云：“君姓孫，名遼，定州人也。綿緒太原，分流樂安。爵土有因，遂居鉅鹿焉。”後世之研究者通過銘刻內容與史書所載參證，發現北魏時期居於定州的孫遼一族，乃是出自春秋戰國時期齊國樂安之孫書、孫武、孫臏及汉代孫會宗之曾孫孫福嫡裔，為考證《孫子兵法》作者孫武之世居桑梓故里樂安之地望，提供了新的、不可多得的佐證根據。此本為民國時期舊拓剪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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