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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王朝》并非一心为帝王唱颂歌

《雍正王朝》改编自二月河的《雍正皇帝》,是中国历史剧的一座丰碑,这部剧表现上讲述的是改革之道、官场斗争,实则描绘了一幅众生皆苦的画卷。孤家寡人的君王苦,犯言直谏的直臣苦,在夺嫡之争中落败的阿哥贝勒们苦

《雍正王朝》改编自二月河的《雍正皇帝》,是中国历史剧的一座丰碑,这部剧表现上讲述的是改革之道、官场斗争,实则描绘了一幅众生皆苦的画卷。孤家寡人的君王苦,犯言直谏的直臣苦,在夺嫡之争中落败的阿哥贝勒们苦,年复一年忍受压迫的百姓更苦。康乾盛世号称盛世,却依然避免不了黄河两岸饿殍千里,底层平民流落他乡,而该剧最着力塑造的雍正皇帝,哪怕倾注了所有心血,最后也落得个“他们不理解我”的嗟叹。人间万苦,孰能避免,在刘欢慷慨的歌声下,是《雍正王朝》悲凉的底色。

《雍正王朝》剧照

扭转雍正风评的历史剧

“为什么......他们都不理解我?”

1999年1月3日,历史政治剧《雍正王朝》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成为堪比四大名著改编电视剧的经典作品,一位勤劳国事却饱受误解的改革者形象脱颖而出,雍正皇帝在民间的形象,也因此剧而大大改观。如今,作为历史剧的扛鼎之作,很少人再去质疑《雍正王朝》的制作水准,但在刚播出的时候,它却顶着巨大争议。

上世纪九十年代,知识分子对清朝皇帝的整体评价远不如今天,尤其是雍正皇帝。新文化运动以来,雍正皇帝的风评迅速下降,大量民间读物将他塑造为得位不正、残忍狠毒的暴君形象,一直影响到八十年代。樊树志在《论清世宗》中提及1980年版《辞海》的“清世宗”条,讲到雍正帝历史的要点:

(一)“以阴谋取得帝位”;(二)“以高压手段对付与争位有关的诸弟”,害死允禩、允禟;(三)“康熙的亲信多遭贬斥;”(四)杀戳隆科多、年羹尧;(五)改变康熙对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笼络政策,屡兴文字狱;(六)“用藩邸亲信鄂尔泰、田文镜、李卫”;(七)建立军机处,取消诸王对下五旗军队的统帅权,加强君主专制;(八)实行摊丁入亩政策;(九)推行改土归流措施;(十)平定清海和硕特部贵族叛乱,镇压准噶尔贵族骚扰;(十一)与俄国订立布连斯奇条约的恰克图条约。

《辞海》的归纳侧重于对雍正的道德评价,忽略它的许多改革措施,颇能代表时人对雍正皇帝的看法。

1980年代,《清史列传》《清史稿》《清实录》《清会典》等重要史书出版,学术界的清史研究蔚然一新,直接影响到对雍正的评价。而《雍正王朝》的播出,成为扭转雍正口碑的关键节点,如果说在九十年代,对雍正的评判还存在巨大争议,那么从1999年开始,雍正作为“改革明君”的形象已深入广大国人心中。

“数英雄,论成败,古今谁能说明白。千秋功罪任评说,海雨天风独往来......”

1999年,伴随着刘欢爽朗的歌声、唐国强戴红顶穿黄袍的横身而出,电视剧《雍正王朝》横空出世。这部原本有56集的历史剧,最后在胡玫的主张下剪到了44集。

当它在央视一套播出时,很多观众大吃一惊,它的尺度之惊人、问题意识之准确,令人眼前一亮。其实,《雍正王朝》能播出,得亏了天时地利人和。1995年,央视一套开始实施电视剧“精品工程”——花重金购买地方优秀电视剧,收购价格从2万一集提到8万一集。当时,央视看中了胡玫的《雍正王朝》,为了购入此剧,一举花费了2600万的价格。当时的2600万元,购买力远比今天的一亿元要强。前央视台长杨伟光回忆过:“当我决定买下《雍正王朝》时,对于能不能播以及适不适合“此时”播还有些拿捏不准。我决定先送中央领导审看,如果他们说好,那我们就播;如果他们说不行,那只能当这2600万打了水漂......”好在几位中央领导的办公室也打来电话,肯定了这部剧。《雍正王朝》就此渡过政治关,于1999年元旦正式播出。

有赞扬也有争议

为了拍摄这部剧,胡玫付出许多。她是顶着压力上来的,当初制片人从十几位候选中定她的时候,有人啪地摔了电话,说:“让一个女的来导演这部戏,简直是胡闹。”而据演员焦晃回忆:“胡玫拍戏,拍得脸都发绿了,她确实很辛苦。”据胡玫的自述,“1997年春节,刘文武找到她作为导演候选人之一的时候,她开始翻阅《雍正皇帝》原作,她没想到这部书给她带来了强烈的震撼,经历了一次精神洗礼。随着对原作解读的深入,胡玫把整部戏前半段定为“夺嫡篇”,后半段定为“治国篇”。”后来,胡玫邀请张黎做总策划、总制片刘文武、编剧刘和平、摄影池小宁、美术秦多,《雍正王朝》就此紧锣密鼓地开拍。这部剧的创作阵容令人惊叹,导演有胡玫,编剧有刘和平,演员有焦晃、唐国强等,他们恰逢一个相对宽松的创作环境,所有这些元素聚积,才有了中国历史剧的黄金时期。

《雍正王朝》不但刻画一个明君形象,而且将历史政治作为内容核心,为“什么是历史剧、怎样拍历史剧”确立了新的思路。简而言之,历史剧的核心是政治,决定一部历史剧高度的,是它对政治的眼光和思索。优秀历史剧必然有深刻的政治思考,敢于对政治中的人事关系抽丝剥茧,理清特定时代的阶层关系、时势人心,从胡玫的《雍正王朝》《汉武大帝》,再到张黎、刘和平的《大明王朝》《走向共和》,莫不如此。

《雍正王朝》之前的“历史剧”其实更像古装剧、造型剧,考究是考究了,却不敢对政治问题深入呈现,或是隔靴搔痒,或是暧昧不明,这与环境的压力有关,也和创作者对历史的认知有关。甚至,历史剧创作者长期纠结于“历史还原度”问题,认为照着史书拍才是好的历史剧,这是本末倒置,历史剧作为艺术作品,应以还原历史精神为宗旨,而非重复史料。否则,戏剧的创作会被压制,历史剧的发展容易僵化。

同时,历史剧另一个严重问题就是“帝王思维”,一部大历史被简化为皇帝建功立业的历史,皇帝成为历史的主角,民众臣服于此,而在进步史观和成王败寇思维的影响下,历史人物被切分为正面与负面,好皇帝光芒万丈,坏臣子不得好死。即便是《雍正王朝》也没有完全走出这个逻辑,但它对雍正乃至各势力团体人物的塑造,却是摆脱脸谱的。改革急先锋雍正有他刻薄、狠毒的一面,八阿哥虽是党争失败之人,却也有识人之明。而李卫、邬思道、田文镜、年羹尧、隆科多、十四阿哥等人,亦各有各的多样性。《雍正王朝》真正的缺憾在于对女性角色的刻画,乔引娣等女性形象完全沦为帝王的附庸,活脱脱古代帝王故事话本里的女性翻版,而女性形象单薄一直是刘和平剧本的硬伤。

《雍正王朝》引得一批人击节叫好,也激起巨大争议。一些人以为《雍正王朝》在讴歌清朝,为暴君翻案。其实,该剧对封建王朝是一个绝大的反讽。拼命如雍正,呕心沥血、励精图治,却换来骂名滚滚来,可见封建王朝的结构性症结多么严重。刘和平擅用反讽,体现于《雍正王朝》和《大明王朝》中——雍正越呕心沥血,越反衬清王朝的腐朽;同理,嘉靖越大智近妖,越说明明王朝的黑暗。漫漫长夜,才希望圣光普照,沉疴遍地,方有非人政治。

《雍正王朝》剧照

阴阳调和、虚实相生之道

《雍正王朝》对台词的讲究精确到一字一词上,这不只是原作者的功劳,也不是编剧一人之力,全赖整个剧组的文化水平。李保田说:“演员最后拼的是文化。”诚哉斯言。试举一例。剧中第一集,黄河水灾,多地无粮,阴森森,惨凄凄,朝堂之上,四阿哥胤禛禀报清查户部的结果,无粮可拨无款可派,焦晃饰演的老年康熙帝听完,目露凶光,面有苦色,继而仰望虚空道:“这些年玄烨把国事交给太子......还有你们这些阿哥们协同办理,现在弄成这个样子!”俄而停顿,拉高语调,“我们还谁也不知道!”

这段话看似和一般的皇帝斥语无异,但注意焦晃的动作和用词。在说话时,他用的是“玄烨”,即他自己的名字,而不是“朕”。一词之差,这句话从外往内收,从天子自上而下训斥臣子变成天子向上天自我忏悔。这是焦晃的自我修改,刘和平在剧本里写的是:“康熙拿着清单的手已禁不住微微颤抖,声调也失去了平时的从容清朗:‘这几年朕把国事交给太子和你们阿哥协同管理,想不到会弄成这个样子……’”而在二月河的原著里,则压根没有这段话。康熙在大殿上的话,不仅是自我忏悔,也在暗示王公大臣,你我不只是欺君,还在欺骗上天。在古代,欺天者,天子可“代天行罚”。焦晃这一改,如神来之笔,一下子拉高了这部剧的格局,呼应中国政治历史重要的天道传统,为《雍正王朝》定了基调。

焦晃在《雍正王朝》里的表演,可以载入中国电视剧史。他使老年康熙一角饱满起来。他不只是生杀予夺的皇帝,还是满族的最高领袖、大家庭的父亲,他曾“指挥楚汉如旋蓬”,如今“百年盛世不足喜”。摆在他眼前的,不只是丰功伟业,还有沉疴遍地,焦晃准确地把握住皇帝的神态和肢体语言,他站在大殿之上,仿佛他就是康熙,没有半分虚假。《大明王朝1566》中,杨金水说:“真正的贵人换衣服,是不愿意让人家一眼看出来的,可仔细看了才知道,一天之内换了四套衣服。那才是贵人。”似焦晃的表演,就如“贵人换衣服”,大巧若拙、微入纤毫。

在演员的不俗表演的基础上,《雍正王朝》有意探讨中国政治的阴阳调和、虚实相生之道。康熙就是片中最善于此道的君主。第三集开始,康熙受赈灾一事刺激,决心派人追查户部欠款。户部欠款人数众多,不但有老臣达官,还有显赫的阿哥们,谁去都会得罪人。康熙决定派铁面王胤禛追查,当胤禛使出雷霆手段,众人退无可退,集体向康熙求情,康熙从大内拿出“体己钱”,替功臣们还债。这件事,表面看是四阿哥的失败,其实,康熙一开始就知道欠款无法全部追回,但他通过此事,一来给四阿哥立威,二来为自己聚拢人望,三也为将来的改革埋下铺垫,可谓一举三得。

另一个例子是康熙对十三阿哥的处置。他将十三阿哥关入宗人府八年,并不是要惩治他,而是保护他和继续观察四阿哥。在太子被废后,局势已逐渐变为四阿哥、八阿哥、十四阿哥三人相争。乍看之下,八阿哥大有希望,佟国维等人甚至集体推荐他,其实他一点希望都没有,因为他是“辛者库贱妇所生”,又好博贤名,且诱审肖国兴、利用十四阿哥模仿的手迹陷害太子,这一件件加起来,让康熙绝无可能欣赏八阿哥。但对四阿哥和十四阿哥,他还是犹豫的。康熙尤其重视四阿哥,只有四阿哥适合扛起改革大业,但他担心四阿哥陷入党争。四阿哥和十三阿哥是好刀,好东西,不如先藏会。康熙考虑到局势的复杂,索性借个名头关了他。既是保护他,也是免得未来八爷党以他做文章,引祸四阿哥。此举看似打压,实为厚爱。康熙要四阿哥去做真正的孤臣。

苏轼说:“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之,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刚柔并济、阴阳调和。天下方能大定。《雍正王朝》里康熙的做法,乃至《大明王朝》中嘉靖对海瑞的“明杀实宥”,都是对这段话的演绎。

《雍正王朝》并非在一心为帝王唱颂歌,而是要追溯中国政治的传统。它大胆地跳出历史剧传统中的“士大夫视角”,将历史剧从“皇帝——文官”这种简单关系中解放出来,《雍正王朝》不只有皇帝与文官、武官的博弈,还有乡绅与农民、满人与汉人、改革派与保守派等群体的周旋,这些群体互相交织,才有了它的草灰蛇线、绵延千里。

这部剧孜孜以求的不是一人独治、英明神武的独裁者,而是一种精神的回归——做事不问可不可能,但为应不应该。所以,为君者,“一心要江山图治垂青史,哪管它身后骂名滚滚来”;为臣者,但凭一颗真心,“致君父为尧舜,免百姓之饥寒”。

由头至尾,《雍正王朝》都在强调“得民心者得天下”,并对“民心”和官意做出区分。八阿哥一度有人望,但他的人望是建立在官意的基础上,而非民心。四阿哥一度是“孤臣”,但他做事以大局为重、民心为重,所以他终获认可。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民心不只是巩固政治的手段,也是历朝历代政治合法性的来源之一。如赵汀阳先生在《天下体系》中所说:“对于制度的合法性的证明来说,‘民心’比‘民主’更为正确。……因为大众的选择缺乏稳定性,随着宣传、时尚和错误信息而变化无常,只是反映暂时偶然的心态,而不是由理性分析所控制的恒心,……因此,民心并不就是大众的欲望,而是出于公心而为公而思的思想。”

《雍正王朝》要树立的就是一批大道为公的群像,他们为了让国家更好而奔走着。这里不只有雍正,还有十三阿哥、张廷玉、孙嘉诚、李卫等人,他们已经不只是自己的历史原型,也是创作者眼中的理想君臣,他们不只是利益上的同盟,内心也在惺惺相惜。“大道为公”的价值根植于其中,所以,哪怕《雍正王朝》是应时之作,二十年之后,它仍然不过时。于是,每年元旦,随着刘欢的再次开口,这部已经让观众熟得不能再熟的作品,仍让人愿意留在电视机前。他们看到滚滚黄河东流逝,听到刘欢唱:“有道是人间万苦人最苦/终不悔九死落尘埃/有道是得民心者得天下/看江山由谁来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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