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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青年”文化偶像流变:从孔子到曾国藩到马云

“小镇青年”与文化偶像2018年伊始,罗振宇在他的跨年演讲中,特别提到了两个不容忽略的群体:一个是从时间上划分的00后,他们这一代从2018年开始,已经步入成人世界;一个是从空间上划分的“小镇青年”。

“小镇青年”与文化偶像

2018年伊始,罗振宇在他的跨年演讲中,特别提到了两个不容忽略的群体:一个是从时间上划分的00后,他们这一代从2018年开始,已经步入成人世界;一个是从空间上划分的“小镇青年”。

我国地方行政区,一般分为四个层次,省级、地级、县级、乡镇级。到村一级,则不是国家公务员。乡镇属最基层行政机构。全国四万多个乡镇机构,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下延的根茎末端。其中镇数量最多,重要的镇,一般也是县政府驻地。小镇,可以看做文化的树根,而城市,则是文化的花果,两者血脉相连,却又差异明显。

除49个一二线大城市外,大抵生活在三四线城市及以下行政区的青年们,都可被视为“小镇青年”。不同于上世纪的一代还有种地的经历,互联网时代的“小镇青年”,大都告别了农业,有的在镇里谋事,有的到省会大城市打工。由于文化资源的分布不均衡,他们更敏感于看到差异的部分,在这个过程中建立着属于自己的审美标准。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化偶像。2003年,国内有媒体票选二十世纪中国十大文化偶像,入选者是鲁迅、金庸、钱锺书、巴金、老舍、钱学森、张国荣、雷锋、梅兰芳、王菲。当年这份看上去有点不伦不类的名单,可见那时候的社会文化风气和投票者的精神世界格局。十五年过去了,若再次票选,二十世纪留下来的这十个名字,也许会换掉一半以上。

如果上溯几百年甚至一两千年呢?票选清朝文化偶像,身为臣子的曾国藩,恐怕要排到主子阵营的小玄子康熙爷前面去。而四阿哥雍正帝,靠着穿越剧的男主光环和故宫淘宝的魔性卖萌,或许要比他的祖宗后代更得新时代青年喜欢。但三十年前还不是这样,1991年,郑少秋、赵雅芝主演的《戏说乾隆》热播的时候,大家都瞩目乾隆皇帝这个风流倜傥的“大猪蹄子”。文化偶像是随着时代的精神需要而不断变化着的。

“小镇青年”这个崛起的群体,有着属于自己的独特偶像体系,他们人口众多,奋斗力惊人,也就更容易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他们学习偶像,直到自己成为偶像。在潜移默化中,文化的河流不断为他们的成功而改变着自己的进向,他们心中的偶像人物,也逐渐成为社会全体成员共同追慕的文化偶像。

孔子:“小镇青年”成为所有人的文化偶像

上古三代的“偶像”,更多体现在宗教意义上,那时候,天帝在天上不响,人间由天子打理,各种学问都在官府,民众只管种地织布。天帝、天命、天子,是人所崇拜的对像,是神秘而应该恐惧的存在。即便艳羡,也绝不允许效仿,那是僭越,是死罪。

文化偶像,则是允许被效仿,甚至可以被超越、被取代的。这是文化的积淀性、演化性决定的。到了“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春秋战国时代,普通人有受教育,被文化影响的机会,才有了文化偶像的需求。创造文化偶像的祖师爷,大概是孔子。孔子是“小镇青年”奋斗成功的典范。他早年丧父,家境衰败,自承“少也贱,故多能鄙事”,管理过仓库,当过放牛郞。为了学而优则仕,他好学不厌,被公认“博学”。这样的奋斗者,才需要偶像的激励和召唤。他的文化偶像,是周公。

孔子为何选择了周公?因为周公是周代礼乐制度的建立者,而孔子是礼乐制度坚定的拥护者、学习者、传承者。韩愈《师说》里讲,孔子师从郯子、苌弘、师襄、老聃。苌弘、师襄精通音乐,郯子、老聃懂得古今之礼。孔子绝不是去向老聃学“道可道,非常道”双押RAP的,而是“问礼”。他学习礼乐,就是向偶像周公不断迈进的节奏。虽然孔子从政是失败了,但他在模仿文化偶像的道路上学到的礼乐知识,成了他转型搞“知识付费”的文化资本。于是,他成了一个新兴行业(就当时而言)——民间教育业的导师。

直到有一天,这个第一代“小镇青年”的名字和他梦寐以求的偶像永远地在一起了。他们被后世合称为“周孔”,成了两千年名教的代名词。

孔子的成功,激励了后世更多“小镇青年”奋斗者。“国民老周公”,是贵族出身,背后毕竟有爹可拼,有家族可靠,但孔子一没拼爹,二低起点,比周公更具效仿价值。他本人因此取代了自己树立的偶像周公,成为后世“小镇青年”的文化偶像。出身贫贱、私淑孔子的孟子,就是学习标兵一枚,最终得以配享孔庙,与孔子相提并论为“孔孟”。这与当下的粉丝期待与偶像合影留念上热搜,心情是一样的。


《四书章句集注》,朱熹撰,中华书局,2011年1月

诸葛亮、关羽:帝国时代制造的文化偶像

孔子作为“小镇青年”奋斗神话的第一代文化偶像,其影响力之大,贯穿了整个中华帝国史。即便到“打倒孔家店”百年之后,也未见完全消亡。不过孔子的好学,使他晋身知识分子精英阶层。那些读书做官的成功“小镇青年”,参加考试需要代圣贤立言,熟读孔子,是必修课。而广大未能“学而优则仕”的“小镇青年”,文化活动就是在茶馆听个说书讲史,这些人,需要新的价值体系让他们有个念想,于是增加了从民间知识系统发酵而来的文化偶像:文有诸葛亮,武有关羽。

对于大一统的帝国来说,孔孟的“原罪”,是不忠。孔子周游列国,干七十余君。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朱元璋听了气得要罢免孟子配享孔庙的资格。孔孟毕竟身处思想相对自由的轴心时代,有与帝国价值观不相符之处。帝王更希望广大民众愚忠愚孝,方便其思想管理。同样身处乱世的诸葛亮、关羽,其忠义就是帝国时代普通人的品行标本。

作为文臣的诸葛亮,得到了史学家陈寿的褒奖,称其与管仲、萧何相当。然而应变将略,陈寿认为非其所长。孔明如何变身后世“多智而近妖”的诸葛神算?民间自有民间神话偶像的方式。一个成功的人物,世人往往将其成功讲得更容易、更轻松,以此凸显其高人一等,天命所归。例如武林高手可以寸铁杀人,一招毙命,厉害是厉害了,但众人无从学起,没有模仿的空间,反而成不了偶像。一个失败的人物,世人若要推崇,则只能将其失败讲得更加艰难,更加曲折,更加无辜,因此智慧在这个曲折过程中反而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事业的失败,反而成就了民间流传的三国故事中诸葛亮之智慧的成功。

诸葛亮成了民间集体智慧的“箭垛式人物”,这些谋略术数在《三国演义》中得以全面展现。据说清兵入关,便是拿《三国演义》当兵书用。古今乡镇,少不了熟读《三国》的人物,他们也许考不上科举,或无意出仕,但智商不低,身为塾师,心怀天下,时时以卧龙自喻,外号一般也与诸葛亮沾沾边,如“加亮先生”“今亮”,《白鹿原》中那位神奇的朱先生,也属此类。

同样,关羽也非三国最武勇的将领,但因为忠义项上拿了满分,成了历朝历代推崇的“武圣”。明朝清朝,警察黑帮,都拜关公,真正黑白两道通吃。空有肌肉没啥文化的乡镇小混混们,更崇拜关二哥,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能当上大哥的。日本学者渡边义浩在《关羽:神化的〈三国志〉英雄》中分析,因为中国历史上晋商的崛起,关羽还被人们作为商业之神来崇拜。这位败走麦城的失败英雄,以“父凭子贵”的方式,靠着后代乡党争气,竟万古流芳。作为财神的关羽,现在还在全球华人各商业街小店的壁上挂着,承受人间无数的电子香火。


《关羽:神化的〈三国志〉英雄》,[日]渡边义浩著,李晓倩译,后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8月

王阳明、曾国藩:转型时代成功典范的文化偶像

民国后,孔子等人的影响自然还在,但科举已废,冷兵器战争结束,赚钱也不再依赖关公保佑而是重在运营管理。孔子、诸葛亮、关羽,虽然各有让人敬仰的素质,但都属于“失败的英雄”。这些理想主义者,在世间往往很难有“完满无缺”的幸运,如果时代没有发生剧变,偶像的失败也是抚平广大失败者的安慰。但晚清民国的巨劫奇变,中国人对文化偶像提出了新要求,在救亡图存的压力下,能生存、能发展、能挽救、能成功,是更重要的考量标准。

两千年的时间积累,总会诞生一两个“天不时地不利”但仍能成功的幸运儿,虽然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但终能修成正果,垂为衰亡时代的成功学典范。例如“明朝一哥王阳明”。

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一直被热读,作者极力推崇王阳明为大明第一人,这大概是如今“王阳明热”的助因之一。王阳明的成就,的确有其不得不被承认之处。“此心光明”的立德,平宁王乱的立功,创心学《传习录》的立言,件件符合三不朽的传统,活着的时候,比在陈绝粮的孔子风光。

王阳明的地位,就是在孔子被不断赶下神坛的晚清民国建立起来的。甲午战争,中国败给同样曾被列强入侵的日本。日本维新的成功,恰恰成了中国翻身的启示,有志之士纷纷赴日,考察自强之道。阳明学在日本的维新中,曾发挥过强大的精神作用。晚晴的启蒙思想家章太炎、梁启超一致认为,日本的维新,王阳明的学说是其先导。晚清的革命党人,如陈天华、孙中山、宋教仁、胡汉民、汪精卫,都曾研习过阳明学。这股风气,至今不衰,王阳明的传记及其《传习录》,给期待翻身的“小镇青年”带去“在世界中心呼唤爱”的精神动力。


《明朝那些事儿》,当年明月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5月

与此同时,另一个文化偶像也被竖立起来,曾国藩。正如诗坛有李白必有杜甫,棋坛有范西屏必有施定庵。一个如神龙莫测;一个如老骥驰骋。“小镇青年”选择的模仿对象,会由自身的偏好决定。与王阳明出身显赫、头脑灵活、能说会道、擅长提炼“金句”不同的是,曾国藩本身就是个“小镇青年”,踏实认真,老老实实,一心做事,虽然写了百万字家书,就没写出过几句让人拍案叫绝的漂亮话,全都是——可操作,可操作,可操作。

张宏杰在《曾国藩传》中,勾勒了曾国藩老实得如火腿一般的人生。他没有显赫的家世,天赋堪称晚清同时代大人物当中最差,考了七次,才中秀才。这么个笨拙的人,最后却一步步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在复杂的时代变局中,超越众人,成就最大,被誉为大清“中兴第一名臣”,死后谥号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的最大荣耀。

王阳明善于发现自己的“良知”,曾国藩则善于发现自己的缺点。他初至北京做官,面对全国精英,不断反躬自省,批评自己的浮躁、傲慢、虚伪。对抗太平天国之时,屡战屡败,两次投江自尽,多次深陷绝境,还被领导杯葛,于是他蛰居老家反思,大彻大悟,脱胎换骨。面对与洋人的差距,他率先拒绝自卑与自傲杂糅的观念,倡导洋务运动,以诚信为外交原则,赢得了后世有识之士的尊重。

同样是“小镇青年”的毛泽东,对曾国藩就曾有极高的评价:“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独服”二字,可见分量。后来,毛泽东接受阶级论,称曾国藩是“地主阶级中最厉害的人物”,虽换了一个角度,隐隐然仍是佩服的意味。

张宏杰认为,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后一个偶像:“就在儒家精神世界崩溃的前夜,曾国藩这个最后的精神偶像出现了,好像是儒学这位长寿老人临死前的一次回光返照。传统的人格之美集中在曾国藩身上,在风雨飘摇的末世做一次告别演出式的呈现,绚烂而又凄婉。”

所以,对自忖起点较低、前期积累逊于城市青年的“小镇青年”来说,以曾国藩为偶像,似乎又比以王阳明为偶像,更显踏实、沉厚。例如同样的戡乱,王阳明只是平定一场皇族内部矛盾而已,曾国藩却另有文化救亡的意味。曾国藩的一生,是在大的时代失败中尽全力挽救的夸父追日、精卫填海、女娲补天。这种情绪,笼罩了中国近百年。后人毕竟也要在这样的时代,生老病死,度过一生。所以曾国藩的无望的努力,恰恰印证了,在人类精神的征途上,意志力可以到达的高度。


《曾国藩传》张宏杰著,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1月

杜月笙、马云:新时代商业社会的文化偶像

传承两千多年的传统文化,因为西方文明的入侵而半被动半主动地走向衰亡,取而代之的是新的“社会”阶层兴起。对中国人而言,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以耕读为基础的“过家家”游戏,升级为以资本为手段的“大富翁”游戏。所谓庙堂,所谓江湖,也不过是放大的庭院,而现代中国,不再是那个以一户户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家庭叠加而成的农业国家,而是如同马克思所说的商品生产、交换中形成的社会。这是现代化的过程,一个商业社会形成的过程。在这个以经济为中心的新时代,有着重新发现文化偶像的需求。

早期,从混乱无序的乱世建立起商业顺序,不可缺少“教父”式的人物。而卖水果出身的“小镇青年”杜月笙,成为民国时期上海滩的“教父”,这样的故事,自然吸引奋斗者的眼光。他从一个青帮底层,广结善缘,混到上海大亨,致使章太炎那样的文化泰斗,章士钊、杨度等社会名流,都对其表示欣赏。他“急公尚义,有求必应,有诺必践,有德不矝,有功不伐”,抗日期间,更是不顾一切毁家纾难。中国人吃够了政治流氓的亏,也吃够了道德高标的亏,杜月笙是当时极少数拥有现代双赢思维而不是“你死我活”的成功人士,他允许社会灰度的存在,但本人行事力求磊落,所以成为“江湖儿女”的新偶像。


电影《乘风破浪》剧照

韩寒电影《乘风破浪》中,那个90年代江南“小镇青年”徐正太,就是以杜月笙为偶像。他的梦想,是“歌舞厅里只唱歌,桑拿馆里就洗澡”。说得正式一点,就是维护一个社会的公序良俗。90年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又一次剧烈转型,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预示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徐正太如果永远活在上个世纪,也许真能成就一番事业。正太有这样一句台词:“我就像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然而,世界的改变,绝不以某一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电影中,另一个“小镇青年”马化藤的离开,带出的是下一个时代的故事和英雄,那是GAFA的时代,是BAT的时代。这个时代,“为爱情赴汤蹈火,为兄弟两肋插刀”的“教父”退场,“金主爸爸”乘“云”而来。

在南方周末、拍拍贷等发起的《相信不起眼的改变:2018中国小镇青年发展现状白皮书》中,调查数据显示,“小镇青年”心中,成功者是马云、李嘉诚、马化腾这样的企业家,而不是明星小鲜肉。其中马云占比64.4%,以超出第二名近10倍的票数,获得压倒性胜利。对比马化腾的“高科技”,马云“明明只想做点小生意”却不小心做大的成功,是“小镇青年”们更容易模仿的道路。于是,马云代替了关羽,走马上任新一代财神,承受着商业时代广大创业者的香火与礼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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