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没有送出的信：老外交官凌其翰的统战往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台湾岛内民众要求统一的呼声日益高涨，原本属于“政治禁区”的话题可以公开讨论，讨论的范围从民间逐渐发展到国民党高层人士，从要不要统一转为讨论如何实现统一。台湾与大陆对峙的坚冰开始松动。

1980年8月，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顾问凌其翰致信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并抄送王炳南：

进入八十年代，台湾问题已成为三件大事之一。……自觉对争取台湾归回祖国工作，我还具有一定的历史条件。

四十年前，凌其翰曾在重庆中央政治学校担任外交系教授，当年的不少学生已成为国民党外交界的要员，凌其翰觉得兴许能有接触的机会。

凌其翰致韩念龙信 1980年8月

凌其翰（1906-1992）祖籍上海南汇，在《申报》做过编辑，还当过东吴大学的法学教授，1933年起从事外交工作。1949年10月任巴黎驻法公使时宣布起义，并发表《中国驻法使馆、驻巴黎总领事馆全体馆员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宣言》。在所有的国民政府驻外使领馆中，第一个升起五星红旗。次年5月奉周恩来指示回国效力。

凌其翰遗作《我的外交官生涯——凌其翰回忆录》

1986年4月，凌其翰又写信给中宣部副部长、新中国第一任驻法大使黄镇：

昨晤汤兴伯同志，他准备调任纽约总领事，而他又熟识沈昌焕胞弟沈昌瑞，此人长居纽约，通过此人，可徐图与沈昌焕联系。对台工作有多种渠道，而这一渠道迄未开拓，环顾国内，舍我其谁。弟对此颇有急迫感。

凌其翰之所以感到急迫，是因为一个月前，蒋经国在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中国国民党对于统一的主张”。这是鼎革之后，国民党最高负责人首次阐述关于和平统一的主张。

凌其翰致黄镇夫妇信的留底稿，1986年4月

凌其翰觉得急迫的另一个原因是，张雪玲马上要来北京，她可以作为信使给她的表哥沈昌焕带信。沈昌焕（1913-1998）是江苏吴县人，曾担任中国远征军陈诚的少将参议、蒋介石的私人英文秘书。他毕业于燕京大学，还是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学系的硕士。凌其翰与沈昌焕是老同事，1942年凌其翰主管国民党外交部礼宾司时的助手就是沈昌焕。当年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英国议会代表团访华时，凌其翰识人善用，安排沈昌焕担任翻译，这位青年才俊给蒋介石、宋美龄留下了很好的印象。1948年凌其翰卸任礼宾司司长，改由沈昌焕接任。大陆易帜后沈昌焕去了台湾，两度执掌台湾外交部门。对沈昌焕个人仕途的发展，凌其翰的知遇之恩无疑是相当重要的。沈昌焕对此心知肚明，特地来信表示过感谢，两人的私交也不错。

凌其翰一直关注着海峡对岸这位老部下的情况。1979年6月，刚刚卸任台湾“外交部”工作的沈昌焕，出任“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此时距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仅仅半年。凌其翰认为台湾情况已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蒋经国此时对沈昌焕的新任命绝非偶然，很值得注意。凌其翰想通过台湾来人带信给沈昌焕的弟弟沈昌瑞，邀请他来大陆访问，向沈昌焕及台湾方面如实反映大陆的情况。

凌其翰在给沈昌焕的信中写到：

昌焕吾兄惠鉴：

南京一别，荏苒卌载，流光如矢，世变沧桑，弟已进入耄耋，而兄亦年逾古稀，偶念及吾兄与弟之友情，真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往事历历，旧谊难忘！兹乘令表妹雪玲女士来美之便，托其带上寸札，拜托令弟昌瑞兄吉便带上寸札，聊表区区关怀之意。弟卜居北京东交民巷十三号大院一号楼二〇一室，倘蒙赐复，不胜荣幸之至，专颂俪祺。弟凌其翰 一九八六年七月于北京

凌其翰致沈昌焕信，1986年7月

虽然完成计划的可能性很小，但凌其翰在写给黄镇的信里，还是热切地期盼自己能有机会做些统战工作，甚至把倪征燠作为自己的榜样：“虽进入耄耋之年，老骥极愿请缨出枥，弟与倪征燠同年，只要原则问题解决，一切有征燠同志先例可循。”倪征燠（1906-2003）是我国著名的法学家，二战后参加过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工作。新中国重返联合国后，倪征燠也做出了许多成绩：他多次作为代表出席国际海洋法大会；1984年还当选为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官，成为新中国第一位享受国际司法界最高荣誉的国际法官。

凌其翰的投石问路计划没有获得成功。沈昌焕叮嘱家人：“到美后如与大陆人士接触后，不得接受传递书信等。”9月3日，凌其翰放弃联系，“目前尚难办到”。

1950年夏，凌其翰等人从巴黎回国，从马赛启程，驶过地中海，穿越苏伊士运河、红海，经东南亚到达香港，再辗转抵达北京，整个行程历时一个多月。西望巴黎，凌其翰感慨万千，他写了一篇见闻记，名为《从法国归来》，发表于《光明日报》。黄炎培特地将文章剪报送呈毛泽东，毛泽东阅后回信：

来示并剪报收到，都好，遇见凌先生时，请代我致谢意。他的文章写得很生动，观点也是正确的。

凌其翰旧藏《从法国归来》剪报

毛泽东致黄炎培，1950年

回国后的凌其翰，当选过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还曾作为中国法律工作者代表团成员，出席布鲁塞尔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大会。令人扼腕的是，由于在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中的“不当”言论，凌其翰被划为极右分子，取消预备党员资格，行政职务从九级降至十三级。此后凌其翰主要从事编译工作，主编了《国际条约集》中1917年至1959年各集，晚年还撰写了自传体回忆录《在河内接受日本投降内幕》及《我的外交官生涯——凌其翰回忆录》。

凌其翰写给沈昌焕的这封信，最终没有被送出。1987年11月，台湾允许民众到大陆探亲，两岸的通道被逐渐打开。六年后“汪辜会谈”开始举行。可惜凌其翰没有等到这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