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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无可避免的吗?

俾斯麦、奥匈帝国皇帝约瑟夫弗朗茨、德皇威廉二世(左起)“一战”的深层次原因正如所有的历史重大事件都是由综合因素所导致的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也绝非只归咎于一个原因。一系列的历史发展因素构成了“一

俾斯麦、奥匈帝国皇帝约瑟夫·弗朗茨、德皇威廉二世(左起)

“一战”的深层次原因

正如所有的历史重大事件都是由综合因素所导致的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也绝非只归咎于一个原因。一系列的历史发展因素构成了“一战”爆发的深层次原因。但究竟是哪些因素对战争爆发要负更多的责任,历史学家们至今仍然意见相左。但若干特别重大的因素肯定对“一战”的爆发起了决定性影响。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为一边的三国同盟,俄国、法国和英国为另一边的协约国,逐渐形成了两大敌对阵营。两大欧洲联盟体系的形成和逐渐的固化,无疑构成了“一战”爆发的决定性前提。

19世纪90年代初,德意志帝国首相奥托·冯·俾斯麦制定的战略体系分崩离析。俾斯麦战略体系的核心是阻止俄国和法国相互接近,以避免德意志帝国在与这两个欧洲大国发生战争时陷入两面同时作战的困境。正是在这一战略体系崩溃后的废墟上,开始时虎视眈眈,最后拔刀相向的两大敌对阵营形成了。1890年,年轻的德皇威廉二世与年迈的帝国首相分道扬镳,而在此之前,俾斯麦的战略体系在80年代末实际上就已经摇摇欲坠了。在这之后,德意志帝国与法国和俄国的关系日渐恶化。1892年,巴黎与圣彼得堡签署了军事协议,1893年,这一协议变为正式的同盟国条约。

世纪之交,面对德皇威廉二世咄咄逼人的“全球政治”,英国日益不安,因而逐渐放弃了长期以来的“光荣孤立”政策。这一转向使英国的外交政策向法国靠拢,最终使英国在1904年4月加入了协约国同盟。三年之后的1907年3月,英国与俄国就多年来的矛盾冲突,特别是两国在南亚的激烈冲突达成了妥协。随着协约国联盟的成立,欧洲一分为二,两大阵营终于在1914年兵戎相见。

与两大阵营的产生与固化形影相随的是军备竞赛,这一军备竞赛肇始于德国和英国之间的海军军备竞赛。到了1911年和1912年,两大阵营的军备竞赛又演变为积极为陆上战争做准备。

海军军备竞赛的根源在于德皇威廉二世和他的海军国务秘书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所做出的决策。根据这一决策,德国将通过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舰队来确保其“全球政治”得以贯彻执行。如我们今天所了解的那样,德国力图用这支海军舰队迫使英国在谈判桌上就殖民地问题做出让步。德国也打算在必要时用这支舰队与英国皇家海军在北海一决雌雄。

对德国充满怀疑和不信任的英国人,最终把提尔皮茨卷入了这场军备竞赛,而这位德国海军国务秘书却在1910年和1911年输掉了这场军备竞赛。其失败的原因在于德意志帝国没有足够的财力,来建立一支在数量上和吨位上能与英国皇家海军比肩的舰队。海军军备竞赛的失利以及帝国海军的脆弱迫使普鲁士—德意志的将领们不得不制订在陆地上与协约国作战的计划。

此外,欧洲列强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帝国主义殖民扩张与1914年“一战”的爆发有着必然的联系。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欧洲列强开始了臭名昭著的殖民地争夺。在这一过程中,世界上尚未被瓜分的地区被分割一空,分别被划归了各自在海外的殖民地。欧洲列强海外殖民地的激烈争斗必然要反作用于欧洲大陆并使本已难以调和的矛盾更加激化和尖锐。

在这一历史时期,社会达尔文主义适者生存、强者通吃的原则盛行一时,这一原则也在欧洲各列强的发展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同时,当时的国际体系却没有一个举足轻重、可以确保和平的权威力量。此外,许多国家的内部矛盾与冲突也成为战争肇始的原因。如奥斯曼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都是多民族国家,各少数民族要求高度自治甚至民族独立的诉求日渐高涨,统治者对此深感压力。为了维护现状,确保特定种族的统治特权地位,两国政府竭尽全力地反对这种民族独立运动。

由于担心现行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因民族独立运动的离心力而分崩离析,中欧各君主国和沙俄一再动用警察、军队等国家暴力机器,也大打舆论宣传战,以压制少数民族的独立运动。除了担心民族独立运动外,面对日益增长的工厂工人的数量,各国政府也心怀忐忑。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大量人口从农村移居城市,从而促成了现代无产阶级的产生。为了有一个较好的生活并分享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权利,城市无产阶级力图通过组建工会和政党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工人群体这些组建工会和政党的努力却遭受到政府的打压,政府极力阻挠工会和工人政党融入现存的社会政治体制中去,这必然会导致政治矛盾的激化。当涉及国家征税的负担分配,以及当国家收入回馈社会时谁应当是受惠者这些问题时,这种矛盾便毫无遮掩地显现出来。鉴于这样的社会矛盾,执政当局便越来越倾向于把内政与外交政策相联系,并根据现实的利益关系把内政外交当作相互支撑的工具,以达到稳定现存社会制度的目的。

人们总是能够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内政外交方面的深层次原因按其轻重缓急、直接间接来进行归类排序。数以百万的军人奉令奔赴战场,在鏖战中阵亡。让他们奔赴疆场的决定和命令,绝非出自某种无名无姓的神秘力量,而都是由人做出并下达的。欧洲各国的民众以及如工业家和银行家构成的社会精英集团也并没有做出开战的决定,议会和记者也并未直接参与开战的决定。

在柏林和维也纳,正是那些围绕在中欧两大君主国头戴皇冠的君主周围的小圈子做出了战争决定。在俄国、英国和法国,战争的决定权也在决策者构成的小圈子手中。这些小圈子只是对弗兰茨· 约瑟夫一世和威廉二世以及他们小圈子里的谋士们所策划的行动做出反应而已。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宪法规定,只有其君主才对战争与和平有最终的决定权。就这种意义而言,当他们独断专行时,宪法和法律是无能为力的。但其后果却是地动山摇、血流成河。简而言之,与伦敦、巴黎和圣彼得堡相比较,人们应该更多地在柏林和维也纳寻找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直接原因。

决策者们的责任

鉴于德奥两国的权力结构和决策环境,人们不禁要问,维也纳和柏林的君主们,以及他们的顾问们是如何看待1914年的世界以及如何估计未来的。

如果对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和威廉二世在不同场合的私下谈话和公开表态加以分析,可以产生这样的印象:这二位君主特别具有攻击性并对领土扩张具有强烈愿望。然而在他们战争叫嚣的背后,却隐藏着二人巨大的差异和越来越强烈的悲观情绪。无论是在波西米亚、梅伦地区,还是在巴尔干半岛东南部地区,斯拉夫人争取民族独立的抗争越来越强烈并使奥匈帝国处于分崩离析的危险之中。1908年兼并波斯尼亚后,俄国开始扮演全体斯拉夫人的保护者这一角色。这导致了维也纳和圣彼得堡之间关系的日益恶化。

1914年的形势对德意志帝国也不妙。对抗英国和法国的“世界政治”和军备竞赛政策使威廉二世在世纪之交后日益陷入孤立。但柏林并未就这一形势检讨自身的原因,而是把自身的孤立归咎于协约国“包围”德、奥这两个中欧帝国的威胁性企图。特别是英国和俄国在1907年签署协议从而完成了这一包围圈后,这一孤立便与包围圈画上了等号。内政方面,德国皇帝和哈布斯堡王朝一样,不得不面对如何打压境内日益不满的少数民族问题。但与德皇和其政府所面对的日渐壮大的社会民主党工人运动相比,少数民族的矛盾变得微不足道了。德皇和政府都把社会民主党工人运动看作国内政治方面的严重威胁。

今天我们知道,德国工会和社会民主党(SPD)与其说是推崇革命的,不如说是推崇改革的。然而这并不能祛除政府对他们在投票选举方面所具有的巨大能量的恐惧感。1912年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一跃成为帝国议会中最强大的党派并要求实行议会民主制。该党左翼甚至要求对政治体制进行更为激进的改革,要求更改宪法并削减专制君王的权力。德皇和他的顽固保守派顾问们在和平时期对此是绝对不会认可采纳的。

在德国军方眼中,内政外交的这种形势,使帝国的前景黯淡无光。1914年3月3日,维也纳的总参谋长弗朗兹·康拉德·冯·赫岑多夫与作战部部长约瑟夫·梅茨格上校交谈时,提出了这样的想法:“我们是坐等法国和俄国装备完毕后向我们发动进攻还是趁早解决这场不可避免的战争?哪一个选项更值得一做?斯拉夫人的问题也已变得越来越棘手,越来越危险。”在一周之前,普鲁士—德意志军队总参谋长赫尔穆特·约翰内斯·路德维希·冯·毛奇发给柏林外交部一份备忘录。在这份备忘录中,他谈及了俄国新的军备规划对德国产生的威胁。

几周之后,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总参谋长在卡尔斯巴德会晤时都一致认为,时局的发展对这两大军事强国极为不利。回到柏林后,毛奇向外交部国务秘书戈特利布·冯·贾高表达了自己的顾虑。后者在笔记里记载了这次谈话:“未来的前景使他(毛奇)心情沉重。在3到5年的时间里,俄国将完成其军备计划。敌方的军事优势将变得如此之巨大,以至于他都不知道我们该如何应对这一军事优势。目前我们还多少能够应对这些敌人。根据他的观点,在我们多少还有获胜可能的时候,除了用先发制人的战略,来一场彻底击败敌人的战争,我们别无选择。总参谋长因此让我来决定,我们的政策是否应该为一场很快就要开始的战争做好准备。”

6周之后,奥匈帝国的王位继承人和他的夫人在波斯尼亚的萨拉热窝被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谋杀了。又过了4周,数以百万的年轻人奔赴“一战”战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战死沙场。从萨拉热窝谋杀到战争爆发的这几周充满了戏剧性,为了能够更为充分地了解这几周的具体发展过程,有必要在此提及几个基本要素:

一、如面临重大危机时一样,在1914年6月时,决策层内部就采用何种政治战略和策略,存在着巨大的意见分歧。战争的决定权仅在一小撮决策者手中,而且从来就没人就开战的问题询问过平民百姓,甚至社会的精英阶层对此也一无所知,没有任何风声透露给他们。只有当战争总动员令下达时,各方面才勉强达成了一致意见。但就在这时,柏林和维也纳的“鸽派”和“鹰派”之间仍然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冲突。

二、决策者们并不知道未来如何,因而也就不能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决定有什么样的后果。这就导致了他们投机冒险的趋势。这些冒险事后证明是代价高昂的,而且最终都是一些错觉而已。

三、在1914年前的年代,人们还不会在一个棋盘前对各种军事行动如电影脚本一样推演一番,以便检验敌方对我方战略有何反应,从而对这些战略做相应的修正。1914年7月的各种考虑和衡量其实都是一些推测空想而已。这些推测空想大大低估了各大国做出反应的各种可能性。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人们首先关注维也纳的决策。萨拉热窝的刺杀事件,使奥匈帝国的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深感震撼和痛苦,因而人们等待着,看维也纳会对6月28日的事件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竟在波斯尼亚首都萨拉热窝刺杀奥匈帝国的皇位继承人和他的夫人,在欧洲谁也不会指望年迈耄耋的皇帝会吞下这枚苦果。那位一直在等待机会的总参谋长康拉德果然立刻表态。他公开宣告,塞尔维亚是萨拉热窝阴谋的幕后推手,因此必须对塞尔维亚实行强硬策略。国防部长亚历山大·克罗巴廷也表示支持总参谋长。与此相反,匈牙利总理斯蒂夫·格拉夫·冯·蒂萨建议保持头脑冷静。他的观点得到了奥地利总理卡尔·冯·史德格的赞同。

年迈高龄的弗兰茨· 约瑟夫一世身处鹰、鸽两翼之间。皇帝与他的奥匈帝国外长利奥波德·格拉夫·冯·贝希托尔德一起多次反对鹰派。其原因在于,他相信德国人和罗马尼亚人可能会抛弃陷入困境的哈布斯堡王朝。为了了解确切的情况并尽可能确保获得德国的支持,弗兰茨· 约瑟夫一世派遣亚历山大·格拉夫·冯·霍约斯带着写给威廉二世的亲笔信前往柏林。

6月28日后,柏林的决策层也同样分裂成两大派别。总参谋长毛奇和一帮将军组成的阵营力图通过帮助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惩罚性征讨来引发一次更大的战争。上文已提及,毛奇相信只有通过一场战争才能使1915至1916年将发生的,不利于两大中欧王朝的力量倾斜推迟发生。他认为,这种力量倾斜发生后,就不再可能赢得对俄国以及其盟友法国的战争。对萨拉热窝刺杀事件,德皇的反应也是“要么现在动手,要么永远没机会了”。

弗里茨·费舍尔在60年代通过以上提及的这些表述提出了一个论点:德国一开始就打算发动一场世界大战。正如他所撰写的著名书籍的书名那样:德国“抢夺世界霸权”。他认为,德国力图通过一场世界大战来获得对世界的统治权。作者还认为,帝国首相特奥巴尔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在7月初的几天就代表了德国的这种战略。然而在这本书出版后,新曝光的有关德国战争态度的记录文献,清晰地表现了来自柏林的意见分歧。与毛奇相反,贝特曼代表着一种温和路线。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和贝希托尔德似乎也不再打算进行一次针对塞尔维亚的讨伐战争,于是他游说德皇威廉二世,给维也纳出具一张仅支持在巴尔干半岛进行有限军事行动的“空头支票”。

尽管我们没有德皇对此表态的任何记录,也没有德皇与霍约斯商谈的任何记录材料,但德皇在霍约斯来访之后,与军事顾问们进行了商谈。对此还有一系列的报道。根据这些报道,德皇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奥匈帝国将对贝尔格莱德发出最后通牒,如果最后通牒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奥匈帝国将进军塞尔维亚。德皇还认为:“因为沙皇不会支持这些谋杀皇帝的谋杀犯,而且俄国目前的军事和财政状况也不具备进行战争的能力,所以俄国不太可能为保护塞尔维亚人而进行干预。法国,特别是鉴于其财政状况,也同样如此。关于英国德皇陛下并未提及。”所以德皇传话给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奥匈帝国的皇帝完全可以信赖他。威廉二世相信:“8天之后随着塞尔维亚的屈服,整个局势就会变得明朗起来。”同时德皇也提出这样的见解:“人们还是必须为另外的结局做好准备”,这就是说,鉴于其他列强会做出的反应,首先是对沙皇俄国会做出的反应,人们必须要有风险意识。然而与此相关的材料表明,其他列强会做出反应的风险被当作可以承受的事情而被大大地低估了。

反对毛奇的“鸽派”贝特曼在7月5日这天似乎成功说服了德皇把冲突限制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毛奇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同意,要么耐心等候,静观这一战略能否成功。与此相应,柏林最重要的军事指挥人员都去尽享夏季的休假了,德皇本人也登船向挪威方向游弋而去。只有贝特曼和贾高在柏林密切注视着维也纳的事态发展。

对1914年7月危机的糟糕应对

德皇关于巴尔干半岛局势将在一周之内变得明朗的估量,以及德国为奥匈帝国开具“空头支票”的想法,皆建立在这样的预测基础之上:维也纳方面很快会就最后通牒的内容达成一致,如果塞尔维亚拒绝奥匈帝国提出的要求,奥匈帝国可迅速做好开战的准备。但事实证明这两项预测都是错误的。

奥匈双元帝国内部,奥地利与匈牙利之间的矛盾存在已久,从未得到解决。这就导致了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装备低劣,而且其军队只能征召不到29%的可服兵役的民众入伍。一些重要军事单位在1914年夏季允许服役人员放假,以便他们能够回到自己的故乡帮助收割粮食。如果提前召回这些休假的士兵,就会引起俄国和法国的警觉和猜疑,从而破坏与柏林达成的冲突局部化战略。

第二个阻止对贝尔格莱德采取快速行动的误判来自于蒂萨,他反对向塞尔维亚人发出让其难以接受的最后通牒。他认为,维也纳应该先给塞尔维亚人提出一份要求清单,如果贝尔格莱德拒绝满足提出的要求,再发最后通牒。他警告不要让塞尔维亚解体,他本人绝不会同意兼并塞尔维亚,俄国对此也不会袖手旁观。尽管他的同事们完全不赞同他的建议,但大家仍然与蒂萨进行了多次谈判。7月1日,贝特曼十分不安地从维也纳方面了解到了相关情况。两天之后,内阁才通过了最后通牒的草案,各方面最后达成一致,决定在7月23日把最后通牒递交给贝尔格莱德。这样的一再拖延进一步证明了7月初维也纳发生的一切是多么的无序和混乱。

除了收割休假这一意外和蒂萨带来的困难之外,在制订详细计划时,另外一件事情也没有加以考虑:谁也没想到法国总统雷蒙·普恩加莱将在7月20日至22日对圣彼得堡进行一次早已宣布的国事访问。如果最后通牒在他启程回国公之于众,作为同盟者法俄的最高领导人会亲自商讨对此如何回应。为了避免发生这种情况,维也纳等到普恩加莱已离港出海了才向贝尔格莱德递交了最后通牒。

如果把俄法首脑会面及时加以考量,那么又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维也纳和柏林都把目光聚焦在圣彼得堡这个塞尔维亚人的保护者身上,而很少考虑如果俄国插手法国会如何行动。维也纳和柏林都认为巴黎并未做好战争准备,并且也会力图把这次危机限制在巴尔干半岛的范围之内。就是认识到了有俄国干涉的风险,柏林也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毛奇制订的军事行动计划中,俄国和法国一直是被看作为不可分离的盟友。多年前这位德国的总参谋长就把德军进攻俄国的军事计划束之高阁了。

毛奇继承了其前任阿尔弗雷德·冯·施里芬制订的方案。按施理芬的计划,在东线发生战争危险时,应率先对法国展开攻击。也就是说,如果德国与沙皇俄国发生战争冲突时,首先应该对其盟友法国发动进攻。在西线迅速取得预计的胜利后,再把德军兵力投入到东线,在第二阶段的重大军事行动中打败俄国。这一战略谋划的要点在于,俄国这一“蒸汽压路机”在东线的军事行动迟缓,从而为德军的两阶段作战的计划提供可能性。

对这一两阶段作战的计划所蕴含的风险,这位总参谋长心知肚明。如果在西线对法国的进攻未能速战速决,后果如何?为了保证对法进攻取得迅速的成功,施里芬制订了一项穿越比利时的包抄行动计划。按照这一计划,德军应穿过比利时展开对法国的进攻。与法国东部的洛林根地区不同,法国的北部相对平坦且不设防,这样德军便可在短时间内征服比利时这个撮尔小邦,从北面直捣巴黎。

1832年,英国向比利时承诺,保证维护其中立国地位。而德国的这一战略必然会导致英国插手。然而在7月初,柏林并没有认真考虑施里芬计划可能引起的连锁反应。正如一位德皇的军事顾问在霍约斯来访第二天的7月6日所报道的那样,这位德国君主完全没有提及英国。毛奇在精细地制订其西线进攻计划时,似乎也没有认真考虑大英帝国可能出手干预的可能性。英国皇家海军的强大,使德国海军对进行一次世界大战充满了担心。德皇的海军不可能无忧无虑。7月中旬,当英国在围绕不列颠岛的海域进行战备演习时,这一担忧变得更为强烈。英国舰队列队在斯皮特海德前的海面上驶过,以这种阅兵式结束了这次演习。

对英国人到底持何种态度,有着不同的猜测。7月20日,海军少将保罗·贝恩克与贾高的谈话就表现了这种不同的猜测。本克认为在这件事上,“英国将和其他盟友一起向我们开火。从纯军事的角度看,这本身是一件正确的举动”。贾高表达他的观点时,并未提及比利时问题:“英国会静观事态发展,其态度也由事态的发展而定。”这种强调英国人的目的在于“向伦敦表明威胁,如果英国宣告反对我们,我们就将占领荷兰。”这份记录文件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原来计划的把危机限制在一定区域的战略14天之后便搁浅了,事态的发展超出了贝特曼以及其外交人员的掌控。

当维也纳的最后通牒递交给贝尔格莱德后,事态发展趋势便十分清晰明了了。7月25日,俄国明确表示,不会听任塞尔维亚被毁灭。俄国外交大臣谢尔盖·沙查诺夫强烈要求给德、奥一个清晰明了的回答。沙皇一方面要求将领们保证做好战争准备,另一方面又寄希望于找到一个和平解决危机的方案。当奥匈帝国指责贝尔格莱德没有满足最后通牒提出的条件而于7月28日进攻塞尔维亚时,各列强卷入这一危机就成为历史的必然了。在这期间,威廉二世、毛奇以及其他的军事顾问们已经从休假中归来。他们立刻确定,贝特曼在7月5日制订的计划已告失败。于是他们力求与俄国和法国算一次总账,对冲突来个一劳永逸的彻底解决。德皇和他的将领们在萨拉热窝刺杀事件前就把与法、俄的对决看作迟早要发生的事情,7月5日只是稍加迟疑地暂时搁置在一边而已。

此时的贝特曼十分绝望,但仍然试图通过各种外交手段来避免这场即将来临的世界大战。但是,他所制订的方案遭到了失败,而就算他的努力真的受到重视的话,他本人在德皇决策者圈子里的地位已大为削弱,其意见已无足轻重。贝特曼转而从事另外一项工作:努力使德国民众支持德皇的决定。在向萨拉热窝发出最后通牒后,不仅在西方世界,甚至在德国人们中间都产生了维也纳是战争的发动者的印象。随后,在德国的不同城市都出现了针对哈布斯堡王朝的和平示威活动,各地方的工人运动也参加了这些示威活动。

帝国领导层对这些抗议活动深感忧虑,于是在贝特曼和内政国务秘书克莱门斯·冯·德尔布吕克领导下,开启了与社会民主党右翼领导人的商谈。贝特曼和德尔布吕克故意掩盖了事实发展真相,而是向社会民主党右翼领导人描绘了一幅俄国即将展开对无辜德国攻击的黑暗图景。德尔布吕克十分清楚,德国工人阶级绝不会同意德国发动一场侵略战争,但却可以动员起来参加一场反对沙俄专制主义、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战争。在7月的最后几天里,柏林抢先公布了俄国的战争动员令,这对德国而言尤为重要。德国在7月31日向沙俄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沙皇在24小时之内撤回战争动员令。当俄国的战争动员令传到德国,而沙皇也拒绝回复德国的最后通牒时,德皇威廉二世在8月1日下午签署了德国战争动员令。这是一个让人热泪盈眶的戏剧性场面。事态的这一发展顺序,给德国普通百姓造成了俄国人是侵略者的印象。了解内幕详情的德国海军大臣这天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气氛棒极了!在把我们表现成被侵略者这件事上,我们的政府做得太英明了。”

毛奇的部队展开了入侵法国和比利时的军事行动,随后的8月4日英国参战。带来大规模惨痛伤亡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拉开了序幕。


本文摘录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弗尔克·贝克汉恩 著,华少庠 译,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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