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人物评价”这一类型的研究，似乎愈少出现于中国古代史治学者的研究成果之中。取而代之的要么是关乎古今中外、动辄人类命运的宏大选题，要么则是考据史实、梳理文献的微观个案研究。较之上述深刻而富有学理性的选题，学者们似乎也真的不屑于关注那些本应属于历史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人。因而有关古代人物评价的论述文章，也就愈加不被热衷于“前沿”“热点”的学者所重视，偶见几篇有关人物评价的大作，也只是学者们攻关课题之余，如同漫步后花园一样的“玩票”之举。
诚然，由于对历史上的著名人物，特别是中国古代人物的研究，势必要求学者极尽所能，还原其所处的政治、社会与思想环境，同时不仅要在史料文献记载的基础上，更要充分站在古人的立场上表述观点。稍有不慎，很可能就会误解古人，而使得历史研究不复其客观深刻之本色，而成为主观的“诛心之论”，或成为说书艺人般的“故事会”。从这一角度来看，学者对于人物评价持以慎重态度，似乎也具有充分的理由。下文以诸葛亮这位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人物为例，即可证明人物评价的难度确实存在。
按照我们对三国历史的一般认识，诸葛亮早已是世所公认的千古名臣——究其个人而言，诸葛亮不仅足智多谋，有“隆中对”与“联吴抗曹”之战略远见，而且忠心辅佐蜀汉两代君主，有“六出祁山”“鞠躬尽瘁”之忠臣义举；究其历史地位来看，最为孱弱的蜀汉政权，得以在魏、吴之夹缝中求得生存，离不开诸葛亮“东和北拒”之功效。所以，无论是刘备创业阶段，还是刘禅为帝时期，诸葛亮与蜀汉政权之关系可谓休戚与共、互相成全。此外，得益于影响巨大的文学作品《三国演义》，使得诸葛亮在世人心目中智慧与忠诚的形象，也被无限拔高，代代传颂。
影视剧《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
尽管夸张、溢美是历史题材文学作品的惯用手法，并不能作为“史实”而采信。但在历史文献中，对于诸葛亮的记载却也同样体现出其忠臣之本色。《三国志·诸葛亮传》十分清楚地记载着：当刘备兵败于陆逊，仓皇逃至人生的终点站——永安白帝城后，其于弥留之际，特向前来接应的丞相诸葛亮说出了那番著名的“托孤之语”：“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意思就是我儿子刘禅如果成器，你便好生辅佐；如果是个败家子的话，就请你取而代之。面对如此重托，诸葛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此后，诸葛亮诚如其言，对内尽心尽力辅佐刘禅治理蜀汉；对外六出祁山，征伐魏国，力图匡复汉室；最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殒身于北伐军中，从而成为一代忠臣的典范。
值得说明的是，《三国志》的撰著者陈寿本就是蜀汉人，《三国志》中《蜀志》的大多取材，正是基于蜀汉建国以来，史官的如实记载。所以从史料的真实性而言，“白帝托孤语”应是对刘备临终之言论的如实记载。也正因为此，陈寿才将这段感人的故事放置于严肃的历史记载之中，陈寿之后，无论西晋常璩撰《华阳国志》，还是北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也都将此事记于史文，这本身就是一种肯定与表彰；元代胡三省于《通鉴》此事后注云：“自古托孤之主，无如昭烈之明白洞达者。”清代学者何焯、桂馥也都分别在自己的读书笔记《义门读书记》与《晚学集》中，称刘备此举近乎“尧舜”禅让，是“英雄之士之大略”的绝好体现。显然，根据古代学者的理解，刘备对诸葛亮可谓肝胆相照、信赖有加，正是超越了一般的君臣关系，因而才会有如此肺腑之托。
现当代以来，历史学家周一良先生结合魏晋南朝时代“托孤”现象，认为所谓“君可自取”实际上是当时普遍流行于世的一种特殊的激励之词，是君主对于臣下的勉励，诸如同时代的孙策，在身故之际也曾对作为顾命之臣的张昭说过“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刘备托孤语》）。另一位史家田余庆先生则更具体地指出，刘备此语表面是说给诸葛亮听，而实际则是针对与诸葛亮一同接受托孤遗命的李严。彼时蜀汉政权内部派系林立，李严所代表的“东州士人”大有威胁刘备荆襄旧部之势，故而刘备需要通过托孤之语，凸显诸葛亮的特殊地位，使其他势力不敢轻举妄动（《李严兴废与诸葛用人》，见《秦汉魏晋史探微》）。由于现当代学者基本都摆脱了古代政治伦理的束缚，从而能够以更加理性与客观的心态面对历史，但根据以上分析依旧能够看到，学者既对刘备与诸葛亮的君臣之情加以肯定，同时也依旧相信诸葛亮对于蜀汉政权的忠心。
不过，我们也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古代的政治道德，本就要求君臣和睦，上下同心。因此，史家也十分愿意去发掘、塑造并称颂如同刘备和诸葛亮这样君臣相契的典型搭档，而大多数读者也都愿意相信这种使人感动落泪的“正能量”。但是，帝制中国残酷的政治现实也无时不在提醒着世人，所谓君臣和睦的外衣之下，势必也蕴藏着刀光剑影的血酬定律。因此，尽管无法否认刘备以“君可自取”嘱托诸葛亮的史实，但针对刘备托孤之语动机的质疑，也同样不绝于史家之论。
得益于裴松之所作《三国志注》，我们知道尚在距离蜀汉未远的西晋时代，那位善发惊世之语的大评论家孙盛，认为“备之命亮，乱孰甚焉”，如果“所寄忠贤，则不须若斯之诲；如非其人，不宜启篡逆之途”，因此刘备这套看似饱含信任的诚挚之语，实际是从侧面提醒诸葛亮不要觊觎刘禅的皇权。所以，孙盛认为刘备之语是“诡伪之辞，非托孤之谓”。而之所以没有引起政治风波，则是因为“刘禅闇弱，无猜险之性；诸葛威略，足以检卫异端，故使异同之心无由自起耳。”（《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注引孙盛评语）与孙盛观点相近者亦不乏其人，如清代所修《通鉴辑览》亦以刘备所谓“君可自取”之语是猜忌之辞，是对诸葛亮忠贞之心的亵渎（见《三国志集解》）。如果按照以上论调的思维看，看似饱含君臣之情的白帝托孤语，其实应是刘备以退为进，施加于诸葛亮头上的一道“紧箍咒”，正是通过“君可自取”这一充满诱惑而又难以实操的远景，迫使诸葛亮无法产生二心，从而必须得恪守人臣之道，一心辅佐刘禅。当然，持此论调者，恐怕多是根据自己亲身经历或观察到的现实经验得出的认识，进而以之揣度作为历史人物的刘备的心态，故难免有诛心之嫌。
尽管学者对于白帝托孤语的评价不一，但不难看出，以上诸论其实都具有一个潜在共识——即所有论者皆不否认诸葛亮本人对蜀汉政权与刘备、刘禅父子的忠心。正如明清之际的大学问家王夫之所云，诸葛亮之心，“必欲存汉者也”（《读通鉴论》）。不过，十多年前，沪上学者朱子彦先生根据汉末魏晋时代的权臣政治这一显著的历史经验，颇为大胆地提出了一个惊世之论——诸葛亮并不忠于蜀汉政权，而是作为专权之臣，把控朝政，并有取刘禅而代之的野心（《诸葛亮忠于蜀汉说再认识》，《文史哲》2004年第5期）。朱文根据《三国志》的记载指出，蜀汉政权内部有诸多人士对诸葛亮大权独揽产生非议（如廖立、李严、来敏、魏延等）。但是，由于这类人士是蜀汉政治斗争的失败者，故其言论在史书中只是作为针对诸葛亮的“谤言”，而不被以往史家所关注；同时，蜀吴两国通过往来书信交流国政大事时，与吴主孙权对接者并非蜀主刘禅，而是诸葛亮，这一举动显然违背了君臣之职属；此外，诸葛亮死后，刘禅不再设立丞相，逐步“自摄国事”，也应是对诸葛亮专权的一种“报复”。
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之《三国志》
由于此论颇为离经叛道，文章即出，也一度引起了不小的争议。毕竟，诸葛亮作为一位千古名臣，其道德与功业皆是有口皆碑，垂范后世。即便是陈寿撰《三国志》时，对诸葛亮的军事才能稍有非议，认为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三国志·诸葛亮传》陈寿评语），也会招致后人的怀疑。以致后世史家在《晋书·陈寿传》中以如下记载来“照应”其对诸葛亮的轻视：因为陈寿父亲为马谡参军，后其受马谡牵连而受“髡”刑，且陈寿又曾被诸葛亮之子诸葛瞻轻慢，所以陈寿出于报复的目的，故意贬低诸葛亮。
当然，诸葛亮并不是神而是凡人。因而，将其将其捧至不可侵犯与质疑之神坛，既不可取，亦无必要。况且，如朱子彦先生对诸葛亮忠心的质疑，在史料文献中并非没有根据。除了朱文中所引述的史实，笔者亦发现，早在刘备为汉中王时期，就继承汉制，设置尚书台作为直接听命于最高统治者的中枢机构；而蜀汉建国后，诸葛亮以丞相之职，录尚书事，即以外朝首脑的身份同时参与内朝尚书机构政务；同时，刘禅时代的尚书台首脑，也都是诸葛亮亲信。可见，蜀汉政治的中枢一直由诸葛亮控制。而且，正如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所言“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可见彼时刘禅在政治上并不独立，政令其实是完全出于丞相府。
同时，在诸葛亮执政的时代，蜀汉的重点战略是对外作战，因而军国大事都是围绕着北伐进行，所以政权的最高权力，肯定也是由诸葛亮及其丞相府幕僚所把持。而在诸葛亮死后，这一惯例也得以维持，蒋琬、费祎等继承者也都凭借丞相、录尚书事的方式，实现外朝首脑对内朝政务的主导。因此，将诸葛亮视为权臣，其实完全可以成立，在此基础上进而揣度其是否具有僭越之心，从逻辑上看亦未尝不可（参见笔者有关研究：《录尚书事与蜀汉政局》，《西北师大学报》2016年第6期；《“白帝托孤”与诸葛亮权臣之路》，《许昌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
不过，尽管诸葛亮的确作为秉持军政大权的权臣，并架空了蜀主刘禅；但诸葛亮也确实始终忠于蜀汉，并无二心。二者都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后世学者之所以对刘备与诸葛亮的君臣关系产生怀疑，进而对后者的忠心加以揣测，其实正是因为基于以上两个事实，而产生的不同理解所致。笔者认为，历史研究本就是基于史料记载所作的推演与再现，既然我们无法亲见历史，自然也就无法百分之百地还原历史原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结合其他历史经验与自身的经历来推测历史人物的动机与行为。可信的历史记载已经展现给我们的，是为兴汉大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臣诸葛亮，如果抱定传统的道德动机论，我们当然可以毋庸置疑诸葛亮的忠心耿耿，况且诸葛亮留存于世的表章文字也都清楚地向我们展示了一位古代士大夫忠君爱国之本心。但是，史书中也同样清楚地记载了诸葛亮大权独揽、架空刘禅的事实。结合汉魏时代波诡云谲的政治乱局，特别是董卓、曹操等权臣秉政对于帝国中央集权的强力冲击，这种“主弱臣强”的权力结构，很容易被后人“嫁接”或“代入”到蜀汉政治的现实中去，这也自然会使学者进一步怀疑诸葛亮大权独揽的意图。
德国心理学家弗洛姆在《日常生活中的两种生存方式：占有与存在》一文中认为，人的生活方式往往可以被划分为“存在”和“占有”两个取向，前者倾向于长期、持久的道义与信仰，而后者侧重于短期的时效与功利。因此，不妨大胆猜测，诸葛亮的内心很可能也曾在“存在”或“占有”之间摇摆，当然我们已然无法穿透时光对其详加叩问；但能够把握的是，作为研究者的我们，在看似客观理性地剖析历史人物的同时，是否也曾想过，在自己的内心，是否也已经带入了一种动机的预设，从而深刻影响了我们对于历史人物的判断。
所以，在先后明确了研究对象与研究者的动机之后，我们似乎也能够认为，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其实并非流于浅薄之举。而且，正因为人物评价的核心依旧落实于“人”，那么对这类研究所产生的共鸣，也理应既包括看似不食人间烟火的书斋学者，也涵盖了并非科班出身的众多历史爱好者。所以，以笔者之浅见，当下以历史研究、特别是以中国古代史研究为业之学者，其实也大可不必高高在上，对人物评价弃之如敝履；而应在尊重史实与学理之前提下，借助人物评价这一途径，有效弥合“专业”与“非专业”之间的界限，并推动历史学在社会公众领域的进一步普及。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