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1日，日本国民级动画《哆啦A梦》的第39部剧场版动画《哆啦A梦：大雄的月面探测记》（ドラえもん のび太の月面探査記）在本国上映。这部将故事舞台设置在月球的作品有不少值得纪念的意义：今年是人类第一次踏上月球的50周年暨《哆啦A梦》卡通开始连载50周年、也是朝日电视台将《哆啦A梦》系列动画化的40周年；当然，还有已经显得有些俗套的“‘平成’最后的哆啦A梦”。
《哆啦A梦：大雄的月面探测记》海报
“哆啦A梦”，这只其貌不扬但带着真诚微笑的猫型机器人来自2112年，是野比世修家的猫型机器人，受主人所托回到1970年代的日本帮助世修的“笨蛋”高祖父野比大雄，借以让野比家兴旺。作为“哆啦A梦”的主人，大雄善良但是胆小怕事，碰到事情就哭哭啼啼去找哆啦A梦帮忙。其余的主要角色还有“源静香”，大雄同班的好学生代表，成绩优秀；“胖虎”（刚田武）脾气暴躁爱唱歌以及欺负同学；“小夫”（骨川小夫）则是家庭条件优越的小孩，爱和胖虎在一起欺负大雄。
根据官方公开的信息，《哆啦A梦：大雄的月面探测记》除了剧场版动画还会有小说版。整个故事讲述了大雄在看到月面探查机捕捉到的白影后，主张那是“月亮上的兔子”；然而他的想法却遭到大家嘲笑；于是大雄用哆啦A梦的秘密道具在月球背面制造了一个兔子王国；某天一位名叫鲁卡的少年转学来到大雄的班级，并与大雄一起前去兔子王国。担任编剧的辻村深月表示，“哆啦A梦他们在月球世界的冒险能让大家看得开心的话，我也会非常高兴。”
或许很少会有这样的现象，作为日本著名畅销书作家的辻村深月其实也是《哆啦A梦》忠实粉丝，“能够为我非常喜欢的《哆啦A梦》创作剧本，并写成小说，实在让我感到诚惶诚恐”。当昔日的粉丝（辻村深月生于1980年）已经成长为同一部动画的编剧时候，除了能够感慨岁月的流逝，同样也能令人为“哆啦A梦”这一“IP”的长盛不衰感到惊异。
粉丝编剧辻村深月
“哆啦A梦”这个名字是与原作者藤子·F·不二雄联系在一起的。1944年，就读于日本富山县高冈市的小学生藤本弘认识了转学而来的另一位少年安孙子素雄，两位热爱漫画的男生从此成为好友。1953年，藤本和安孙子将组合的笔名正式改为“藤子不二雄”（命名方式相当于“羽泉”）。日后藤本弘在谈到哆啦A梦的诞生时说：“它的原型就是一只系着铃铛的野猫，我家刚好有一只，说不准你家里也有。”在赶稿的焦虑中，家里突然闯进了一只小猫，灵机一动的藤本弘将女儿被踢倒的不倒翁玩具与猫的形象结合起来。起初，藤本弘和安孙子素雄给这只不倒翁一样上下浑圆的花猫取名“Doraneko（どらねこ）”，意为“铜锣猫”。为了使主角显得更人性化，藤本弘决定将名字改成“Doraemon（ドラえもん）”。“Emon（えもん）”的汉字写作“卫门”，原为日本古代武官职称（比如《聪明的一休》里的“新佑卫门”），“Doraemon” 亦即“铜锣卫门”。就这样，哆啦A梦诞生了。
《哆啦A梦》第一卷
几乎从面世的那一刻起，这只代表着快乐、和平、友爱和想象力的机器猫就受到了读者的热爱，并迅速成为日本动漫的代表作品之一。2002年4月22日，美国《时代》周刊评选出25位最能代表亚洲形象的“亚洲英雄”，其中就包括唯一的非人类英雄——哆啦A梦。《时代》周刊》的评语是，“美国神话学家坎贝尔认为：英雄是那些敢于踏上征途、翻越障碍，用某种方式说出我们心中的普遍情感，让我们可以更有所为、变得更好的人。常常浮躁、笨拙，但却无往不胜、眼神中闪动着永不服输的光芒的肥猫哆啦A梦完全符合这个标准，它让人们不再抑郁，时刻面带微笑。”2008年3月19日，日本外务省“任命”哆啦A梦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动漫文化大使”。2013年，“哆啦A梦”又加入了东京2020申奥委员会，成为首位申奥特殊大使。
2013年8月23日，申奥大使哆啦A梦为东京奥运会造势。 东方IC 图
可惜原作者无缘目睹这些高光时刻。1987 年，藤本弘与安孙子素雄拆伙后以笔名“藤子·F·不二雄”继续每年独立完成一部《哆啦A梦》大长篇（电影版剧本）创作。1996年9月23日，藤本弘正在为《哆啦A梦大长篇——发条都市历险记》电影的影画原作执笔时突然昏倒，在送往医院过程中因肝衰竭去世。而恰在此前不久，藤本弘还在接受采访时说道：“我还不打算将《哆啦A梦》完结，即使彻底绞尽最后一滴脑汁，留下最后一口气，也想继续试着画下去。”谁料想这竟一语成谶。幸运的是，藤子·F·不二雄虽然已经过世，但他的后继者仍然将这部1969年开始连载的作品延续了下去，直到最新的这部剧场版动画。与此同时，为了纪念藤本弘先生，日本川崎市还在2011年末建立了专门的藤子·F·不二雄博物馆。
藤子·F·不二雄博物馆
《哆啦A梦》的魅力究竟在哪里呢？上世纪90年代末红极一时的歌手范晓萱曾经在自己的成名曲之一的《小叮当》里唱道，“……躺在草地上幻想，想东想西想玩耍，想到老师和考试，一个头就变成两个大，好在我有小叮当，困难时候求求他，万能笔和时间机器，能做任何的事情……”作为一个动画角色，“哆啦A梦”无疑是每一个人生失败者、懒人和白日梦痴的幻想。大雄这个角色无疑是一个现代社会标准中的“loser”：没背景、没能力、没成就。如果没有哆啦A梦和它的神奇道具，大雄就只能还是那个被老师嫌弃，被同学欺负，爱做不切实际的幻想，心地善良的失败者罢了。
范晓萱《小叮当》MV
正是《哆啦A梦》将观众带入了一个奇妙的、充满想象力的世界。哆啦A梦神奇的“四次元”口袋让观众始终保有对未来世界的好奇。几乎每一集一个新道具登场的设置，可以说是哆啦A梦常青的秘诀。作为一个来自22世纪的机器猫，哆啦A梦的道具体现了“22世纪”高度发达的科学水平，用来解决20（21）世纪的难题简直绰绰有余。想想看，尽管成天睡觉不用学习，有了“睡眠学习机”就可以了；吃了可以复印课本的“记忆面包”，第二天考试绝对没问题；有了“隐身机”可以修理欺负自己的“胖虎”和“小夫”，可以去超市搬东西，还可以在女生浴室门前做“生存还是毁灭”的灵魂拷问；要想让自己喜欢又追不到手的女生一个个对自己死心塌地，用“放电眼珠”看一眼就一切搞定；要想知道自己过去祖上为什么没给自己留下百万家产，那就坐上“时空机器”去瞧瞧吧……
神奇的道具
这或许会让人联想到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的经典话语：“当人们开始抬高科学技术的地位，开始盲目地崇拜他，就等于开始贬低人们自身的价值。人们从信仰上帝到信仰科学，无非就是换了一个上帝。”《哆啦A梦》是在宣扬“科技崇拜”或“科技万能”么？或者，像一些漫画评价家批评的那样，在宣扬一种不劳而获的处世态度呢？并不是这样。就像日本漫画评论家石子顺造所说：“漫画，不挑选读者，它以所有读者为对象，它塑造冲突，肯定会有善恶，但是不会教化善恶。你可能学习哆啦A梦的牺牲精神，辅助大雄，求仁、向善，也可能不是，这都取决于读者自己。”
《哆啦A梦》的情节，基本都是沿着“困难的出现—求助于道具—解决问题”路径展开，但高科技的道具并不万能，美梦通常只能做半集动画片的时光，而且往往最后总是以穿帮收场。每次在哆啦A梦即将化解问题之时，总是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因素打乱如意算盘，大雄还是只能老老实实地靠自己的努力来完成本该自己完成的事情，比如做作业。
随着《哆啦A梦》系列的延续，越来越多的出现了主人公们虽然需要道具的帮忙，但是更主要的是依靠他们自身的努力与坚强，战胜了困难。比如有一次，大雄为了考试得100分，就找到机器猫，让他将“保证考100分的铅笔”借给自己。哆啦A梦给他说了一番大道理，可是就是说不服他，于是就生气地走开了。临走的时候，他扔给大雄一个非常蔑视的眼神，“仿佛看见了什么肮脏的东西”。最终，大雄被这个眼神震动，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他决定还是凭自己的实力考试。
到了剧场版动画《哆啦A梦：伴我同行》里，因为哆啦A梦的离开，大雄更需要自己一个人面对困难，再也不能依靠道具了。大雄虽然很难过，但是却也通过自己的努力，打败了胖虎，证明了自己可以摆脱对高科技道具的依赖。人们喜欢《哆啦A梦》，或许也是渴望在冷冰冰的科技世界中，能够保留更多的人性（亲情、友情、正义、勇气）的存在。类似的感觉也能在经典科幻电影《黑客帝国》里寻觅到，这也正是《哆啦A梦》的魅力所在。
《哆啦A梦：伴我同行》海报
除此之外，对于中国观众而言，《哆啦A梦》还有另一个意义。在1991年中央电视台二套正式把电视动画形象哆啦A梦（当时叫“机器猫”阿蒙）带给大陆观众之前，引进到中国的日本动画片只有《铁臂阿童木》、《花仙子》等科幻、历险类作品，以及像《聪明的一休》等虽然妙趣横生却略显厚重的历史题材作品。在风靡一时的日本动画片中，《哆啦A梦》可以说是第一次以一个小孩子的视角展现当代社会真实的家庭场景和学校生活。藤本弘自己也说，哆啦A梦登场的街道和空地，以及人际关系，全部都是孩子们自身的体验，而他所描绘的漫画人物，既有他自己的影子，也有读者的。
《哆啦A梦》剧照
对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生的中国孩子来说，《哆啦A梦》中登场的主要人物——贪玩懒惰的大雄、可爱的优等生源静香、强壮有力暴躁粗鲁的刚田武、家境富裕娇生惯养的骨川小夫，以及严厉的大雄妈妈与天天上班的大雄爸爸——无疑让人感到有些亲切。他们可以从中看到自己的朋友、同学乃至家人的影子，也在自己的童年时期或多或少地经历着野比大雄式的童年，幻想与无所不能的英雄同在……正是这样，《哆啦A梦》陪伴了一代中国儿童的成长，也在一代人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或许，这一代人，会永远喜欢“哆啦A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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