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收藏的宋子文档案，是宋子文（1894-1971）本人生前各个时期收集、整理、保存的文件资料，内容包含1920至1960年代宋子文的家庭、家族、从政、财务和晚年生涯的方方面面。
1971年宋子文去世后，宋子文的长女冯宋琼颐女士与家人商议，决定将档案捐赠给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并逐步向公众开放。
复旦大学近代中国人物与档案文献中心主任吴景平教授及其团队历时十余年，完成了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宋子文档案的数位化，对全部档案卷宗进行了逐件逐页的编目，包括65盒档案1300余个文件夹，总计38338个文件、7万余页文档，并进行了翻译、校订和适当说明。据此编目创建的宋子文档案数据库，经过多次数据导入与优化测试，近日正式向学界发布。
宋子文档案数据库界面
2019年3月8日，复旦大学近代中国人物与档案文献中心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在复旦大学联合举办“宋子文档案数据库汇报发布会暨近代人物档案整理研究讨论会”，来自海内外的几十名学者参与了会议讨论。
据吴景平教授介绍，为完成宋子文档案的电子文档制作，前后共安排二十多人次前往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制作和保存宋子文档案电子档，并逐步完成编目、目录翻译及校对等工作。目前宋子文档案的全彩高精度电子文档清晰度与原件几无差别，解决了胡佛研究所开放的宋子文档案黑白微卷阅览中难以避免的模糊不清、遮色等问题。这是全球范围内除了胡佛研究所之外宋子文档案唯一的完整备份。
“宋子文档案数据库汇报发布会暨近代人物档案整理研究讨论会”合影
宋子文长女冯宋琼颐女士在十多年前就曾书面授权吴景平教授负责宋子文档案的整理研究和发表事宜，此次获悉宋子文档案数据库建成发布，年届91岁的冯宋琼颐专门从纽约发来书面贺信。
她表示：“我父亲的重要文件与档案的数字化以及数据库的发布，使全球的读者都有机会接触并共享这些档案文件。这项数字化项目始自十多年前，与此同时，每年复旦大学也主办一场专题研讨会。研讨会的研究水平与会议论文的质量堪称上佳。您们这些年来孜孜不倦、齐心协力的研究，甚至也使我的家人对我的父亲——宋子文的理解有了极大的提升。”
“随着考古的新发现，中国古代的历史始终在修订之中。这同样也适用于宋子文。在短短十五年即不到一代人的时间之内，我们已增长了多种多样的知识与深刻的见解。”她还透露：新发现的档案文件将在今后几年内呈现于世。
宋子文档案数据库支持“标题、档案编号、摘要、日期”四种检索逻辑。以题名“蒋介石”为例检索，可得1374条。
与会学者表示，科学技术改变学术研究，宋子文档案数据库的建立，为不能前往海外寻访的研究者提供了新机会，也探索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中外合作方式，克服双方在档案观念、工作方式上的差异，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同时也期待宋子文档案数据库能和更多资料库实现共通、整合，并呼吁在档案数据库建设中探索打破学科壁垒、技术壁垒和人才壁垒的方式。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就胡佛档案馆藏宋子文档案的相关问题对吴景平教授进行了专访。
吴景平，复旦大学近代中国人物与档案文献中心主任
高层往来电函揭开 “内幕”
澎湃新闻：和其他的历史档案相比，宋子文档案的特点是什么？
吴景平：宋子文档案（以下简称“宋档”）最大的特点是保存了大量“点对点”的公务文件，机密性强。这些文件是由个人保存的，涉及国民政府或其他机构高层人士的公务往来，公开性有限。
一般档案馆保存的绝大部分是公务档案，例如会议纪要、通知等等，是机构、团体在一定公开度下形成的文件，通常有多份抄件、备份。宋档中也有部分油印的公务文件，但大部分是点对点的电文稿，这些两人直接往来的文件在一般公务档案中是不多见的。
举个例子。1942年，原本由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四行共同发行的法币，发行权统归中央银行。通常人们只看到结果，但在这个决定颁行前夕，失去发行权的三家银行是什么态度？
从宋子文档案中我们可以看到，时任外交部长和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宋子文正在美国争取对华援助，中国银行总经理宋汉章、副总经理贝祖诒向他发电报汇报此事，并希望他能出面做工作，保留中国银行的发行权，他们认为失去发行权将极大地影响中国银行的业务。
宋子文的意见是，此事已定，不要再争，何况这不光是一家银行的事。宋子文很清楚，在那个时候，抗日战局还不明朗，这时政府最需要的是集中资源。像货币发行这样的大事，继续由四家银行同时涉足是不可取的。更何况，在此之前，他已经为了维持法币的稳定性与蒋介石、孔祥熙有过不快，他不主张这时候节外生枝。
这是中国银行最高层人士之间的密电，在银行内部也是机密，更不用说中行以外的人士，包括政府。在已经出版的《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中也没有这一“内幕”。
又比如，宋档中有抗战时期中方为申请美国援助，向美方提交的机密材料，涉及中国的交通、货币、银行等各领域。这是美方援华的前提，他们需要了解中国的市场和经济状况，国民政府财政部通过宋子文提交了这些文件。这反映了当时的中美关系，中国对美国有很高的期望。但这些材料如果当时被第三方，或者公众所了解，可能会引起轩然大波。
所以，宋子文档案中的公务文件，是特殊层次、小范围的往来文件。
宋子文档案数据库中的全彩高精度电子文档。
澎湃新闻：可以将宋档与同样收藏于胡佛档案馆的蒋介石日记、孔祥熙档案作比较吗？
吴景平：蒋介石日记是个人书写，其中的评判、选择，都是个人化的，公务相关的官方记录大部分保存在台北“国史馆”的“蒋介石档案”中，蒋介石档案的主体是蒋介石的公务活动记载，也包括和宋美龄、蒋经国的往来函，公务、私谊一股脑儿全在里面。因此，只看日记是不够的。
现在还没有完整的宋子文日记。尽管宋档中存有宋子文的阶段性日记，但主要是简单的零散纪事，无法整体和蒋介石日记对比。但是宋子文曾留下十多本笔记本，完全是写给自己看的纪要，相当于日记本，未收录在胡佛档案馆藏宋子文档案中。
孔祥熙档案中有许多会议记录文件，包括国民党的中常会、中政会和中央全会，行政院的国务会议，四联总处理事会，等等。而宋档主要是点对点的公务文件。
澎湃新闻：宋子文档案中还有一些由宋氏后人提供的文件，能否请您稍作介绍？
吴景平：去胡佛档案馆查阅过宋子文档案的人，可能都知道有一份宋子文写的《西安事变日记》。他记录了一些大问题，包括蒋介石、张学良的态度，周恩来的举动，等等。但是，宋档中另有一份文件，是宋子文副官的西安事变日记，这在胡佛的原版目录中是找不到的。
宋子文副官的这份日记里记录了一些细节，比如他们决定要与蒋介石离开西安的那天，宋子文要求大家舍弃大件行李，将其留在房间，让别人认为他们会再回来。宋子文清楚，蒋介石能否全身而退，将影响一系列重要的问题。
这份日记，是副官的后人交给宋子文的外孙冯英祥（Michael Feng）先生保存的。封面上还有捐赠人写给冯英祥先生的一行字：Michael，这是我的父亲当时跟着你的外公去西安时的记录。
又比如，宋子安次子宋仲虎（Leo Soong）先生记录并保存的宋子文与他的一段对话。宋子文晚年仍对1943年给蒋介石写过的一封道歉信耿耿于怀，在宋仲虎先生询问之下，他对当时写信的背景做了回忆。宋仲虎先生将其记录下来并捐给胡佛，文件标题为“宋子文写道歉信的背景”。
“档案链”还原历史情境
澎湃新闻：您提到，这7万余页档案提供的是一种“档案链”，能否具体谈谈？
吴景平：宋子文档案提供的是一个真相群、事实群，而非具体、单个的档案，帮助我们在具体的情境中去理解历史。
以刚才提到的道歉信为例。1943年12月23日，宋子文给蒋介石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咎戾诚多，痛悔何及”，这封信的全文在宋档中有，普通读者通过网络也不难检索全文。
如果只看这封信，我们感觉宋子文似乎犯了大错，而且一改往日的傲气，对蒋介石低三下四、刻意奉承。他为什么会写这封信？
往前追溯，是蒋宋二人为了撤换美国派驻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史迪威一事发生争吵。蒋介石曾密令宋子文在美国政界游说，要求撤换史迪威，宋子文的活动也颇具成效，从白宫到军方一路打点。没想到，宋子文回国后发现蒋介石已经改变主意，决定继续留用史迪威。宋子文因此与蒋介石爆发争吵。
熟悉他们的人都知道，蒋宋关系失和由来已久。但是时间往回倒退十年，身为行政院副院长和财政部长的宋子文面对蒋介石提出增加军费的要求，是寸步不让的，矛盾爆发后拂袖而去。他辞职的时候豪气万丈，他觉得自己没错，不能为打内战随意发行内债，错的是蒋介石。
到了1943年，背景变了，抗战爆发，两个人的身份也发生了变化。一个是外交部长，一个是最高领导人，在战时体制下，决策机制要求简单、直接、高效，但是带来的问题是欠缺决策和实施的稳定性。宋子文在许多问题上有自己的见解，甚至“异见”，但也在经历了西安事变、抗战爆发、赴美交涉，和蒋介石、孔祥熙的关系起伏等之后，磨练得更加沉稳。为了缓和与蒋介石的关系，他写了这封道歉信。
不过，这也只是暂时缓和了蒋介石和宋子文的关系，使得他们在即将到来的圣诞节家族聚会上能够相见。他们的关系仍然紧张。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宋子文没能参加，他和蒋介石之间连正常的沟通渠道都已经中断了。他想去美国参加会议，只能通过弟弟宋子安，找大姐宋霭龄，联系姐夫孔祥熙，再辗转把消息传达给蒋介石。蒋介石再一步步辗转回复宋子文：你不能去。
宋子文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复杂，利弊难以就一时一事来下结论。在战时体制下，蒋介石有高度的裁断权，它可以保密、高效、直接，但也会带来决策的随意性，人际关系和公务关系容易掺杂其他因素。
看档案文献我们能明白，历史是非常具体的。只有在特定的时空限定之下、在史事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中去理解它。宋子文的这封信不能代表蒋宋关系的全部，史迪威的境遇不能代表中美关系的全部，一时一事不能代表体制的全部。
宋子文档案的意义不限于宋子文本身
澎湃新闻：您接触胡佛研究所藏宋子文档案已经十多年，研读宋档前后对宋子文的看法有变化吗？
吴景平：在接触宋档以前，我在攻读硕士、博士期间就接触了不少宋子文相关材料，并以宋子文为题完成了博士论文，此后又写了《宋子文评传》《宋子文思想研究》《宋子文政治生涯编年》三本书。
如果说，阅读宋档之前我对宋子文的了解集中在他本人身上，那么宋子文档案让我对他的关系网、他所处的环境，有深入、丰富的了解，例如他和哪些人打交道，和什么人合作，如何合作，他和蒋介石、孔祥熙、戴笠、张学良、何应钦、陈诚的关系，等等。宋子文档案增进了我们对宋子文本人的了解，但它的价值绝不仅限于这一点。
比如，宋子文作为蒋介石的特使赴美以后，一再提出建立与蒋介石之间点对点的联系渠道。宋子文通过中国银行在美国办事机构发密函到重庆，重庆的中国银行收到密函直接送达蒋介石办公室，完全绕过了中国驻美大使馆及外交部。所以，一般的材料只告诉我们，蒋、宋之间有电报往来，但宋档资料展示了这种特殊渠道的建立过程和运作方式。
对宋子文其人作出原则性的评论意见，不是非通过宋档不可，此前的公开资料已经可以做到。但是要对他的特定角色（例如作为外交特使、作为财经主官）、他的关系网络做研判，宋子文档案非常重要。
回到1943年写给蒋介石的那封道歉信。了解他的人会知道，宋子文这个态度转变太大了。其中一个原因是抗战的爆发，他意识到，民族危亡之际，不是和蒋介石争论的时候，也不能像十年前那样一走了之。
其实，1940年宋子文前往美国为中国抗战争取援助之际，身份很尴尬，他以中国银行董事长而非政府官员的身份前往，没有名分，事情的推进也很艰难。他曾经非常彷徨，向他信任的人吐露心声，但所有人都劝他坚持住，在宋档里可以看到，如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就给他写过数封长信。
最终他动用个人的人脉，利用中国银行在纽约和华盛顿的机构，以一种非常务实的态度建立关系网，把事情做起来。他找到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母舅，聘请他到新开张的国防物资供应公司做董事长；请到国联卫生处长拉西曼做国防物资供应公司顾问；还请到美国财政部官员科克伦的兄弟来共事；他甚至要故意在牌桌上输掉一些钱，让他的客人们高兴。他很清楚他的目标，就是中国的利益最大化。
宋子文非常善于和美方人士沟通，并且讲究效率。举个例子，一份紧急文件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让美国总统罗斯福看到，需要通过罗斯福的特别助理霍普金斯；而霍普金斯还有众多秘书，通过哪一位秘书能确保信息最快到达到罗斯福手中？宋子文可以准确地找到合适的渠道。
澎湃新闻：您提到宋档的意义超越了宋子文本身，能否请您再举例谈谈？
吴景平：宋档中反映战时中美关系的资料非常丰富，这是毋庸置疑的，前面也谈了很多。但有一点局限，宋子文在国民政府里曾被边缘化，像开罗会议召开时，时任外交部长的他就没有参加。在这被“冷冻”前后一年里，档案中反映中美关系一线情况的资料比较少。
1944年年底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长，至1947年宋子文被迫辞职，这段时间的资料也极其丰富和珍贵。例如，宋子文主持战后的行政系统接收，档案中保留了很多当时日本产业的资料，每一个企业都做了卡片，附上详细信息和照片。
关于战后赔偿有一份重要的文件，就是由美方主动向中国提供的、关于中国应该如何向日本提出索赔及其依据的资料，非常详尽，包括中国应该向日本索要的重工、化工等物资、设备，以及这些物资所在工厂企业的原始照片。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当时美国对战后亚洲格局的规划，具体落实到赔偿问题、接收问题上，就是彻底瓦解日本重新军事崛起的基础。当然，后来冷战开启，亚洲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美国的这一政策便没有贯彻到底，那就是另一个话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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