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于公元前431年在阵亡将士葬礼上说道：“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是因为政权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让一个人担任公职优先于他人的时候，所考虑的不是某一个特殊阶级的成员，而是他具有真正的才能。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就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正因为我们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开的，我们彼此间的日常生活也是这样。当我们隔壁邻人为所欲为的时候我们不致于因此而生气；我们也不会因此而给他以难看的颜色以伤他的情感，尽管这种颜色对他没有实际的损害。在我们私人生活中，我们是自由而宽容的；但是在公家的事务中，我们遵守法律。这是因为这种法律使我们心悦诚服。”
古希腊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
伯利克里的陈述为我们提供了一份有关民主的最宽泛理解，即以投票为基础的决策模式。虽然作为日常生活的程序应用，民主广泛存在于人类实践的各个领域，比如夫妻间的家务分配，公司内部的战略规划等，但以政治制度为形式的民主在历史上并非主流，其最早出现于古希腊雅典，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才日趋成为各国追逐对象。从规范层面讲，民主是一种值得推崇的理念，正如伯利克里所言，它不仅尊重个体的自由选择，允许多种可能性存在，也给予所有人平等参与政治事务的机会，能满足人们心理上对于程序公平的要求。但是，历史上有诸多思想家——包括柏拉图、美国国父汉密尔顿、托克维尔等——都对民主保持着极为警惕的态度，因为在他们看来，民主实践所依赖的“少数服从多数”原则随时都有令国家陷入“多数人暴政”（tyranny of the majority）的风险。
所谓多数人暴政，指的是多数人群体可以凭借人数上的优势将自己的偏好与利益凌驾于少数人群体之上。怀疑论者认为，政治决策是一项专业性颇高的事务，大多数人都只能发表意见却不能形成专业性的知识，允许多数人参与政治事务就是对专业性的否定，民主作为一种以数量代替质量的做法，最终会走向外行领导内行的结果。为了避免这一问题，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了被后人总结为“专家治国论”的学说，即主张国家应该由具备智识能力、掌握政治技艺的哲学王来管理，因为他能凭借专业知识为国家确立实践的最佳方向。但是从历史角度看，古代雅典并没有出现有显性数据支持的多数人暴政（少数案例不足以说明问题），反而在经历了民主化的改革后迎来了自己的盛世。
根据《民主与知识》的作者约西亚·奥伯的解释可知，那是因为雅典人在推动民主化的过程中，同时建立了一个能将群众意见转化成专业知识的信息处理系统，它对雅典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希腊人这套系统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又是如何运作的呢？为了解释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先理解知识。
（一）何谓知识
一些哲学家把“被确证为真的信念”（justified true belief）称作知识，用通俗的话说，即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据的陈述。知识有两种基本功能，为心灵提供确定感，以及为实践提供依据，对于认知主体而言，前一种属于内在功能，后一种属于外在功能。心理学家把人类的求知过程解释为一种受好奇心驱动的行为，通常情况下，一个人拥有好奇心的程度总是和其年龄成反比，年长者通常对外部世界通常不会像年轻人那般敏感，因为他们已经有了足够的知识，没有必要通过获得更多的知识来增加自己的确定感。当人们停止追问时，他的心理暗示是“我知道了”，知道是行动的前提，所以一旦说出“我知道了” 也就意味着他知道“该如何做了”。一个人的生活离不开知识，作为大写之人的国家也需要借助知识的力量维持社会稳定以及社会成长。 柏拉图的专家治国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被提出的。
但是，柏拉图却无法从专家治国论直接推导出哲学王的登场，除非满足两个基本假定：第一，有关政治事务的知识在总量上是有限的，且它们可以被理想哲人全部掌握；第二，关于政治事务的知识是高度稳定且完备的，一旦掌握，就可以充分用于指导政治实践。然而，这两个假定都存在缺陷。
首先，新知识每时每刻都在涌现，只要时间延续，知识的总量就会稳定增长，即便一个人可以通过努力学习丰富自己的知识体量，但个体生命有着较为确定的时间上限，所以全知是不可能的。其次，所谓知识的高度稳定与完备，指的是存在一种信念，其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被确证为真，但这样的信念也不存在。例如，哥白尼用日心说取代地心说被许多人当作是一种革命性的真理发现，但哥白尼做的只不过是调整了坐标系。如果抛开坐标系来考虑，两种学说无所谓谁对谁错，只有当观察者将坐标定位于太阳系时，日心说才成立，一旦将坐标从太阳系切换回地球系，地心说又会变得有效。这意味着，对于任何一条知识的判定都无法脱离特定条件，因此完备性假设亦不成立。
除此之外，现实生活中还有大量的隐形知识存在。家里有小孩的朋友多半都会经历过“理屈词穷”的尴尬时刻，尤其是在教育小孩子该如何为人处世时，每当父母说一句话，小孩都会习惯性地奉上一句“为什么”，开头一两个为什么还能招架，可一旦多回合地深入下去，父母最终都会语无伦次。当父母被逼急的时候，多半只会简单粗暴地扔下一句“别管这些，你按照我说的做就行”。父母们之间互相谈论起这样的经历时，多半会用“小孩不懂事，跟他说什么都听不进”来形容。但如果我们从旁观者的角度看，会认为不懂事的人其实是父母，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用一种让孩子信服的方式说出自己所了解的生存法则，即无法将自己的隐性知识转化成显现知识。在实践中，隐性知识只对自己有意义，若要对他人起作用，就必须将其转化成显性知识。
政治事务关联所有人，作为需要对全体人负责的领导层需要尽可能地掌握较为准确和充分的知识，对于奥伯来说，正是由于知识的可持续增长性和完备性缺失，以及隐性知识的存在，人们才有必要引入民主机制，因为只有民主机制才能够以允许各方参与的方式顾及到知识的规模性以及多样性，从而实现知识的汇聚。
（二）知识如何汇聚？
在电视剧《康熙微服私访》中，康熙为了了解民情，假扮平民，带一批皇亲国戚从北往南一路走访、调研、搜集信息。虽然这个故事纯属虚构，但他提醒了我们一个事实，即上层领导要准确掌握有关基层状况的知识是很困难的。传统的信息传递模式高度依赖官员网络，由于官员网络的纵向层级太多，信息在传递过程中难免减损，一旦出现错误，就会陷入以讹传讹的局面，即便各级官员没有因为个人利益故意隐瞒信息，基层的情况也无法准确传达至领导层，以至于领导层总会颁布一些南辕北辙的政策。从这点来看，微服私访算是一种针对信息减损的有效方案。不过，下访搜集信息的操作风险太高，而且频次太低，所以只能算是娱乐界人士异想天开的主意，实践意义不大。古代雅典领导层也面临类似问题，他们的策略是设计一套鼓励人们主动将基层信息“拱”上来的机制。
就信息传播的组织方式而言，古代社会和现代社会并没太多差别，因为个体的触及范围有限，要实现远距离传播，就需要辅以畅通的网络渠道，因为那样才能将存在于不同地点的人连接起来。在古代，小范围的信息流动能自发形成，因为以自然村为单位的网络先天就有，可信息交换的范围通常无法超过这个单位，由于人在习性上总表现得趋利避害，当个体对于外部世界的认知处在高度不确定时，避免外出是一种理性选择。信息流动需要以人的流动为前提，在缺乏人的活动作媒介时，一个村落内部的信息连隔壁村都传不到，更别说传至领导层了，除非有外界的强力介入，比如领导层通过军事或行政力量建立通信基站。
公元前508年前后，雅典执政官克里斯提尼推行了两项重要的社会改革。首先，他重组了当时雅典的行政单位，将传统的四个氏族部落打散，用人为界定的十个地区部落作代替，并在此基础上，将十个地区部落分别划分成若干个由村、镇及城市社区构成的行政区——这相当于在全国范围内一次性建了百来个通信基站。其次，他又将自梭仑时代就延续下来的四百人议事会扩展成五百人议事会。议事会的职能是参与政务讨论，每次会议召开时，十个部落分别推举五十人组团上阵，至于这五十个人，则是根据抽签程序，按照人口比例由各个行政区选送。在克里斯提尼改革之前，雅典行政区没有这么细化，很多村落因为没有连接纽带，处于孤立状态，连雅典的国家体系都未融入，更甭指望他们的声音能被国家听到，但是当改革推动整个国家一体化后，基层的声音就有机会在政务会议上得到释放。
五百人议事会能够极大程度地提高信息的交流，尤其是地方性知识的汇聚，但这也会衍生出信息过载的问题，由于“人多口杂”，很容易事无巨细，造成议事效率低下。为了提高效率，雅典设立了各种行政官委员会，这些团队以具体目的为导向，只处理专项事务，比如战争指挥部署、公共节日的庆典安筹办、烈士遗孤的抚恤金发放等。相比于五百人议事会，他们算是升级机构。摩根·汉森指出，到公元前四世纪中后期的亚里士多德、德摩斯梯尼时代，雅典每年选出大约七百多位行政官，其中约一百位从公民大会中选出，另外六百位和议员一样是抽签产生。虽然行政官的任期通常在一年之内，但由于处理的问题非常聚焦，所以效率也很高，一年之内可以决策不少事，制定不少方案。
无论是五百人议事会还是行政官委员会，对于国家来说都必不可少，因为均有助于知识的汇聚，前者在知识的量上形成汇聚，后者在知识的质上形成汇聚，两方的有机结合能使人们知道自己的国家目前到底怎么样了、国家到底有什么问题亟待解决。但要提醒的一点是，虽然知识汇聚可以为行动提供多样的方案，但这只是第一步，人们在具体执行时，只能从诸多选项中挑出一种，因为人力和物力都有限，从“知道”到“操作”有一个需要跨越的鸿沟。此时，协同各方知识就成为了一大难题，如果行动者之间没有形成认知共识，那么具体操作时就会遇上各种人为阻力。
（三）知识如何协同？
所谓协同，是指不同个体为实现某个目标而组织起来的集体行为。生物界存在两种协同模式，一种是蜂群式，另一种是鱼群式。任何一个完整的蜜蜂社群都由三种蜜蜂构成，分别是蜂后、雄峰和工蜂。蜂后是雌蜂，个头最大，主要工作是交配产卵以及统治整个蜜蜂家族，雄蜂的功能是与雌蜂交配，交配完后立即死亡，至于工蜂，则是“发育不全”的雌蜂，个头最小，他们的任务是打杂，比如保育幼卵、采蜜。将雌蜂分化成蜂王和工蜂的变量是蜂王浆。被选定为后的雌蜂能持续吃蜂王浆，直到发育完成，而不被选定的雌蜂只能吃几天蜂王浆，几天之后就转吃蜂蜜，光吃蜂蜜营养不良。蜜蜂社会分工清晰，存在着严格的等级秩序，每只蜜蜂都“知道”自己该干什么，相互之间不会僭越他者地位，从来不会有一只工蜂想成为蜂后，因为他们的身体条件严格决定了他们的职责。简言之，蜜蜂的协同模式是一种基于个体差异的产物。
鱼群的协同模式遵循另一套原则。根据生物学家的观察，鱼群游动的方向会随着温度和水流的变化而变化，但每次调整都非立马完成，而是需要经历一个相对漫长的从“商议到决议”的过程。当鱼群感知到环境变化后，最先出现的行为是“站队”，即先分离成几个游向不同的团体，如果这些团体之间有大小区别，那么小团体在几轮游动后就会向大团体靠拢，但如果分离的团体在体量规模上类似的话，那么在过往游向“判断”上出错最少的那个团体就会得到其余团体的青睐，从而成为其他团体的追随对象。如果说蜜蜂式协同类似于人类社会的精英制组织方式，那么鱼群式协同则类似于民主制组织方式。相比于蜂群，鱼群的协同高度依赖数量原则以及历史绩效原则，之所以不会像蜜蜂那样行动，一种可能的解释是，鱼和鱼之间的身体差异要比蜂与蜂之间的差异来得小，等级秩序没法建立。
人类的协同方式是多种模式组合，即差异原则、数量原则以及绩效原则并举，对于不同类型的问题，人会根据当时的环境以及可调取的资源选择合适的应用模式。因为雅典人实行的是民主制，所以在人格本体论方面，雅典人信奉的是人人平等论——或者说，公民平等论。换句话说，若雅典当局把促进民主制下的协同当作一个必要目标，就要想尽办法通过后天手段弥补先天差异，从认知的角度讲，就是减小人与人之间有关公共事务的知识差异。对此，雅典人采取了“软硬兼施”的两手抓策略。
“软”指的是文化营造，比如希腊城邦有着丰富多彩的公共庆典，包括戏剧节、公共祭祀以及流传至今的奥运会，这些庆典既有国内的还有国际的，同时兼具宗教性质、纪念性质、庆祝性质等。雅典搞这些活动的目的和现代国家搞节日庆典的目的没什么太大区别，一是为了让大家能够聚集在一起，通过交流互动形成凝聚力，二是为了让大家借节日回顾国家历史，使得公民有机会共享有关国家的知识以及增加自己对于国家的认同。至于“硬”，指的是雅典人建造了大量有助于交流互动的公共建筑，比如酒神剧场、议事会大厅以及法院。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建筑的内场都是圆形环绕式，之所以采取这样的设计，是因为透明和平等是雅典民主的基本要义。雅典每天都要轮番上演不同的辩论与演讲，为了保证这些辩论与演讲不成为演讲者糊弄观众的手段，演讲者必须接受他人的质疑与问询，一个圆形的舞台能够保证在场的每一名观众都能直视演讲者。同时，因为圆形是一种不区分头尾的设计，所以每一位在座者都显示不出身份上的高低贵贱，这样有助于平等对话。
雅典人通过营造各种能够互动的场合来推进公共知识的形成。从个体层面看，互动不仅能提高自己对于他人的认知，同时也能让别人了解自己的想法。雅典式民主在选择其政治代理人时，以抽签为主，所以就当代表的机会而言，每个人均等，谁都有频繁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这意味着，每一个公民都有足够的时间去训练自己的认知。长期来看，这种磨合机制促进了认知共识的形成，以及人们对于国家的认同感，从而也就有了本文开头那篇引自伯利克里的激昂演说。
（四）从知识协同到知识应用
一个国家的公民群体拥有更丰富的公共知识，对于国家的认同感就会越强，这体现了知识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作用，但除此之外，知识还能帮助社会成长，比如生产力的提升。
我们做数学题时，经常会碰到重复的题目，有些同学不习惯总结，搞得每次解题都像是在解新题，很耗费时间。聪明的做法是，先将做过的部分题目分成几大类型，并总结出解决同类问题时所需要的最佳策略，接着将这些策略放进自己的工具库，等下次做题时，只需要直接调取相应工具即可。从发明工具到使用工具是一个从知识生产到知识应用的过程，学生通过发明及使用知识来增强自己的解题能力。一个聪明的国家在处理公共事务时会表现得像个聪明的学生，懂得如何“先总结，再建库，后应用”。雅典人的总结过程靠公民大会、议事会以及法院的辩论与质询完成，建库过程则依赖于立法与立规。
民主社会的特征之一在于公民可以自由行动，但自由总伴随不确定性和风险，一旦人口密度太高，就会出现冲突乃至犯罪。旨在于规范公民行为的立法能极大程度地降低这种不确定性。对于管理者来说，规范化意味着管理成本的降低以及办事效率的提高，对于普通公民而言，则是生活变得更便捷，因为一切公共行为都成了“有路可循”。雅典在立法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颁布了诸如涉及个人及财产保护的法令、解决争执的标准程序以及用于惩罚犯罪的强制令。这些法令法规的一大特征就是以公开透明的方式呈现，他们被刻在树立于城邦集市广场内的石碑上，一方面警示公民什么是不可以做的，一方面又提醒执法者必须依法治国，两者之间没有任何信息差。奥伯提醒我们，抹平信息差是雅典制度史从公元前六世纪早期至前四世纪中期的整体发展趋势。
使得更多的人知道更多的公共信息能够降低执法过程中的偏袒性，这种去偏袒性反映在经济领域，就是废除垄断特权。公元前五世纪上叶，雅典人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改革，剥夺了许多世代久远的精英家族在司法权益方面的诸多特权传统。这些精英贵族原来拥有足够土地，可以靠限制进口来提高土地租金，当特权被剥夺之后，通过垄断土地来榨取农户的手段就被瓦解了。小农户一旦多了一丝喘息，就能形成财富积累，继而进入“再生产”的循环。同时，一定的财富储备也为他们腾出了更多时间来参与公共事务，使其在公共领域也享有了话语权。剥夺特权的同义词是平权，削弱精英阶层的势力意味着提高大众阶层的福利。在平权机制的作用下，两者进入了动态平衡。
从社会的角度看，平权稳固了社会的防御机制，降低了底层反对上层的可能性，还使社会竞争从数量竞争的方向往质量竞争的方向转换，社会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在柏拉图看来，一个社会里的大多数人都是不愿意走出洞穴看世界的人，他们看不到“真知”，所以民主执行不下去。雅典人破除了柏拉图的预言，他们为了使民主执行下去，干脆让更多的人直接生活在阳光下，不仅提高参政公民的数量，也提高了参政公民的质量。
（五）总结
奥伯在分析雅典民主时，引入了很多现代经济学以及社会学的理论，祛除了雅典民主的神秘之处，让雅典民主成为了一个可观察、可理解、可评估的对象。虽然雅典民主是一种古代产物，但通过仔细比较就能发现，当代民主国家的许多治理手段跟雅典人无异，只不过在精细化程度上有所提高。这一发现提醒我们，或许人类的组织方式并没有如我们想象的那般复杂，有些学者之所以致力于将历史区分成古代和现代，并构建出一套有关现代性的理论，只不过是他们太大惊小怪而已。
许多人在进行国家间比较时，会习惯性地将国家区分为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并认为他们是二元对立的。但如果我们用放大镜细致观察不同国家的治理手段，会发现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之间其实存在着相互学习的现象，比如像雅典的知识处理系统在非民主国家也有，只不过程度不一样。雅典人主张城邦内的公民人人平等，但这种平等需要一个奴隶系统去支撑，犹如当代福利国家的诞生，是需要有其他第二、第三世界的国家成为他们的经济链下游为前提。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民主和非民主的概念，更像是一条光谱的两端，每个国家都只处在整条光谱上的某个位置，即分别融合了一定比例的民主要素以及非民主要素。
如果是这样，我们在做研究时，就不应该拘泥于传统的类型学看法，而是应该是把政治制度理解为多种治理策略的结合，或许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从未应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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