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昕《出版留痕》：出版何为、出版的品质是什么

出版家陈昕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出版业改革发展绕不开的人物。

他先后编辑或主持了“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当代学术思潮译丛”《中华文化通志》《中国通史》《上海通史》等数百项国家重点出版工程，组建了全国第一家出版集团，并将其改组为全国第一家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还在全国出版业率先试水数字化转型，推动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的融合发展。

5月10日，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主办的《出版留痕》新书出版研讨暨陈昕出版思想研讨会在世纪出版大厦举行。

5月10日，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主办的《出版留痕》新书出版研讨暨陈昕出版思想研讨会在世纪出版大厦举行。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摄

中国出版界的荣耀

在出版界，陈昕颇具传奇色彩。尤其在出版经济学方面，他著有《WTO与中国出版》《中国图书业经济分析》《中国图书定价制度研究》等。甚至于有一段时间，陈昕翻译出版哪位经济学家的著作，哪位就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百道网董事长、原《中国图书商报》总编辑程三国评价，在《中国图书业经济分析》中，陈昕运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从人口结构、居民收入、国民文化程度、读书倾向与习惯、闲暇活动、公共文化设施、销售活动等方面作了全面的分析，论证了未来十年中国图书市场的潜在规模。

“从那开始，我们在媒体上称他为出版经济学家，尽管当时有人对此称谓颇有微词，认为并不存在什么出版经济学，何来出版经济学家。20多年过去，陈昕先生在出版经济学领域先后出版了四五本专著，初步建构了出版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得到不少经济学家的首肯。因此，我更加觉得此称谓于他而言，名副其实。世界上出版经济学家寥寥可数，陈昕先生当属其中翘楚，这也是中国出版界的荣耀。”

中国期刊学会会长、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吴尚之说：“从1977年起，陈昕选择出版作为他的终身职业。在他看来，出版是人类最神圣、最美好的职业。出版是历史长河与时代风云的镜子和明灯，映照着人类精神生活的波澜壮阔。出版人就是一批高擎火把的人，他们引领着社会精神生活的走向和品质。他矢志不移地坚守出版的理想和追求。”

回顾也是展望

2015年1月4日，陈昕在退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领导岗位的告别讲话中说道：“退休以后，我还会以另一种方式、我喜欢的方式，继续为我热爱的出版事业奉献光和热，因为这是我生命的价值。我开始读自己喜欢读的书，写自己的书了。”

《出版留痕》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就“写自己的书”而言，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他整理出版近40年出版工作留下的一些文字。4年多下来，陈昕先后有6种7卷本的著述问世，除1种是新著外，其他5种都是旧著重新整理或修订后出版的。

《出版留痕》共收文章43篇，分为出版观、出版研究、出版改革、 编辑工作、出版人物、人大政协提案几个部分。其中三分之一的文章过去没有发表过，有4篇是最近两年新写的。陈昕表示：“这40年出版工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世纪出版集团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些变化的主要参与者之一。这段历史的真正总结，也是要把一些历史细节搞清楚以后，才知道我们的出版为什么会这么变迁，会这么发展过来。我最近在写回忆录，也在很大程度上回答这些问题。”

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王为松说，陈昕是当代出版史上一个无法回避的巨大存在。深入研究、探讨陈昕的出版思想，既是对改革开放40年出版历程的回顾，同时也是展望接下来出版如何在新时代里发挥更大作用。

“我们研究的是陈昕的出版思想，其实也可能再回到最本真的问题上——出版何为、出版的品质是什么。”王为松坦言，从事出版多年，一直受益于陈昕良多，“他有一些金句，一直到今天还是金句。比如他对世纪出版集团的定位是 ‘内容提供者’。在后来很多年中，我们讲技术为王、频道为王、终端为王、读者为王，世纪出版集团始终是坚持 ‘内容为王’。”

“他还讲过出版里的 ‘三个通过’：通过我们的选择，提供能够创造或增加价值的内容和阅读体验；通过我们的整理，传播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通过我们的服务，与读者形成良性互动；从而努力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今天开这么一个会，其实也是我们对出版本身的再认识。”

出版人的“产品”是什么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岗形容现代出版最重要的特征是“启蒙运动的生意”。“现代出版当然和知识传播的商业化有很大关系，它虽然是一门生意，但不只是一门生意。出版物是商品，但不只是商品。书卖出去之后，更重要的作用在于改造人们的头脑，你给他读什么，他会想什么。人类近代史以来任何大的思想文化改变都和出版有很大关系。你只要关注人类的思想文化，你一定离不开出版。”

罗岗认为，改革开放四十年，人们的思想有很大变化。回头来看四十年的历程，一方面国人需要继续从西方输入新知，另一方面不能丢掉自己的本位，应该持续梳理中国经验是什么。

“西方理论也有它的特殊语境，也结合了自身纷繁复杂的历史。这样的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好中国的问题。因此我们不能把中国经验作为西方理论的注脚，而是要有一个中西对话的过程。”

罗岗虽不是出版人，但他从人文学者与读者的角度出发，思考今天出版的问题在于“出版缺少问题意识”。“现在有两类书最多。一是自以为可以卖得好的新书太多，如果不做宣传，再好的书也很快被湮没了。二是合作出版，或者说学术资助出版太多了。我们人文学科的书，我自己都看不过来。经常书是一大套，一堆教授一堆书，但是这堆书良莠不齐。”

中信·大方的创始人、董事长施宏俊直言，现在很多出版物“留不下来”，还是跟出版人有关。“我们这个行业可能跟别的行业有点不一样，还是要考虑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行业？我们要做怎样的 ‘产品’？我们叫做 ‘产品’的这个东西背后是什么？如果不考虑这个，如果没有这样一种信仰性的东西，其实大部分编辑都不应该做编辑，应该找更好的、更体面的其他工作。”

施宏俊感慨，陈昕之后还有一代代新的出版人，但今天仍然需要讨论这个行业是怎样的行业，这个行业自己的尊严在哪里。“是做一本能卖100万册的书，还是做一本让你在心里永远觉得自己有尊严的书，这不是一个虚的问题，是一个很实在的问题。现在这个问题还是值得被好好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