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通过人与动物、人与非人的对立而产生的

【编者按】

人类历史的终结是一个事件，一个已经被从圣保罗到本雅明的弥赛亚主义、从黑格尔到科耶夫的辩证学家所预言和宣告的事件。谁是即将来临（或业已降临）的走向终结的历史的主人公？人是什么？人如何登上舞台？然后人是如何在众多动物中成为主人和保持其首要地位的？

在《敞开：人与动物》中，吉奥乔·阿甘本认为，人一直被看成自然的有生命力的身体和超自然的、社会的或神圣的因素的神秘结合体，我们反过来必须将人理解为把人性与动物性从实践上和政治上分开的结果。

从古希腊人和弥赛亚思想家，经由18世纪现代科学分类学和人类学的起源，再到20世纪人文主义的黄昏，阿甘本追溯了整个思想线索。他发现人的特殊地位是由西方思想中的“人类学机制”生产出来并加以巩固的。在古代和现代的版本中，人类学机制通过在人与动物之间制造一种绝对差异，让整个机制得以运转：一方面，让人凌驾在动物与环境之上；另一方面，相对于海德格尔所说的人类特质向一个世界的敞开而言，动物性从根本上被排斥在外。在阿甘本的考察中，他聚焦于人与动物之间的这个区分之槛，这个状态既不是动物生命，也不是人的生命。这就是“赤裸生命”的状态。这个人类学机制一旦停止，就会为即将来临的哲学和政治铺平道路，这是我们必须思考的。

本文为该书第九章《人类机制》，由澎湃新闻经南京大学出版社授权发布。

海克尔的不会说话、最早诞生的人……——汉斯·费英格（Hans Vaihinger）

1899年，耶拿大学的教授恩斯特·海克尔恩斯特·海克尔在斯图加特的克隆尼（Kr ?ner）出版社出版了《宇宙之谜》（Die Weltr?tsel）一书，这本书反对所有的二元论和形而上学，准备将哲学对真理的追求与自然科学的发展调和起来。尽管这本书有着不小的专业难度和讨论问题的宽度，但在几年时间里，这本书印刷了十五万册，并成为科学进步主义的福音书。这个标题不仅仅以反讽的方式指向了几年之前埃米尔·杜·博瓦-雷蒙德在德国科学院做的一次演讲，在演讲中，这位著名的科学家列举了七个“世界之谜”，宣布其中三个是“先验的和无法解决的”，三个是可以解决的（尽管那时尚未解决），还有一个不确定。在该书的第五章中，相信自己的实体学说已经为前三个世界之谜的解决铺平道路的海克尔，集中谈了所有问题的根本问题就是人的起源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包含了杜·博瓦-雷蒙德的三个可以解决但当时尚未解决的问题。在这里，他相信自己通过对达尔文进化论彻底一致的应用，已经确切解决了这一问题。

他解释说，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已经说明了“‘人是从猿进化而来的’是达尔文主义的必然结果”。但正是这种确定性，带来了在比较解剖学的成果和古生物学的研究发现基础上重构人类进化史的困难的任务。关于这个困难的任务，海克尔在1874年已经写作了《人类起源》（Anthropogenie）一书，他重构了人从志留纪的鱼类，经由中新世的人猿或人形动物进化而来的历史。但他的特殊架构——他为此颇为自豪——假定为从类人猿（或人猿）进化为人的过程形式，这种人是一种特殊的存在物，他称之为“猿人”（Affenmensch），由于其没有语言，也称之为“不说话的猿人”（Pithecanthropus alalus）：

从第三纪最早期（始新世）的哺乳动物开始，就诞生了灵长目最初的祖先，半猿。在中新世，半猿进化为真正的猿，更准确地说，从狭鼻猿开始，首先进化为犬猿（Cynopitheci），后进化为人猿，在上新世时期，其中的一个分支进化为不说话的猿人，从这开始，最终才进化为说话的人。

这种不说话的猿人的存在，在1874年时，还仅仅是一个假设。1891年，荷兰军医尤金·杜博瓦（Eugen Dubois）在印尼的爪哇岛上发现了一个头盖骨和一个股骨，很像今天的人类。让海克尔十分欣慰（杜博瓦本人就是海克尔的热心读者）的是，杜博瓦命名了这个存在物，认为它属于直立猿人（Pithecanthropus erectus）。不过，海克尔十分武断地认为，“这事实上就是众里寻他千百度的‘失却的链条’，是灵长目进化链条上所需要的一环，这个链条从最低级的狭鼻猿，一直毫无残缺地进化为最高级的成熟的人”。

然而，不说话的猿人（sprachloser Urmensch）的观念——海克尔也这样定义它——带来了一些他似乎并没有注意到的难题。实际上，尽管他强调是建立在比较解剖学和古生物学的研究发现基础上，从动物到人的进化却是由一个抽离出来的元素产生的，这个元素与二者都无关系，反而成为辨别人类的特征，即语言。说话的人将自己等同于语言，将不会说话的人从自身中排除出去，认为那还不是人。

语言学家海曼·斯泰因塔尔（Heymann Steinthal，他是犹太学［Wissenschaft des Judentums］的最后代表之一，犹太学试图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犹太教）揭露了隐含在海克尔猿人理论中的难题，在一般意义上，他揭示的是我们现可以称为现代人类机制的难题。先于海克尔若干年，在对语言起源的研究中，斯泰因塔尔提出了一个前语言的人类阶段。他试图构想一个人类感性生命的阶段，在这个阶段，语言尚未出现，人可以与动物的感性生命相提并论。于是，他试图说明语言是如何从人而不是从动物的感性生命进化而来的。但也就是在这里出现了问题，几年之后，他才意识到这个问题。

我们已经比较过这个纯粹假设的人类精神阶段与动物的阶段，一般来说，人类首先在各个方面都有一种超越的能力。于是，我们的人类精神将这种超越应用于语言的形成。所以我们可以说明，为什么语言是从人类精神及其感知，而不是从动物那里产生的……但在对动物和人类精神的描述中，我们不得不将语言悬置起来，我们恰恰要证明的就是语言的可能性。首先必须说明从何时开始产生了这种能力，通过这种能力，精神产生了语言，这种能力可以创造语言，显然，它不可能来自语言。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创造了一个前语言的人类阶段。当然，这仅仅是一种虚构，因为语言对于人类来说是必需的和自然的，没有语言，人类无法真正存在，也无法思考存在。人要么拥有语言，要么完全没有语言。另一方面——这判定了这种虚构——语言不可能被视为内在于人类精神的东西，相反，在这里，语言是人类的产物，即便还不完全是有意识的。这是人类精神的发展阶段，需要从之前的阶段演绎得出。其中产生了真正的人类行为，这是从动物王国导向人类王国的桥梁……但为什么人类精神可以筑造这道桥梁，为什么只有人能通过语言从动物过渡到人，而动物却不行：这就是我们通过动物与动物-人的比较来解释的东西。这个比较向我们说明，和我们必须设想的一样，人没有语言，事实上就是动物-人（Tier-Mensch），而不是人-动物（Menschentier），这是一种人类的物种，而不是动物的物种。

将人与动物区分开来的是语言，但语言不是内在于人的心理和生理结构被自然给定的东西，相反，语言是历史的产物，这样，语言既不能归于人，也不能归于动物。如果将这个元素拿开，人与动物的区别就会消失，除非我们设想一种不说话的人——准确来说就是猿人——他可以充当一道桥梁，让动物进化为人。但所有证据表明，这仅仅是语言投射过来的阴影，在会说话的人的假设下，我们只能得到动物化的人（一种动物-人，就像海克尔的猿人一样）或者人化的动物（一种人猿）。动物-人和人-动物是一道鸿沟的两侧，他们不能从两边弥合。

若干年以后，在读到了达尔文和海克尔的论文之后，斯泰因塔尔又回到这个理论上来，那时达尔文和海克尔是科学和哲学讨论的中心。斯泰因塔尔十分清楚地意识到隐含在他的假设之中的矛盾。他想要理解的是，为什么只有人，而不是动物能够创造语言，但是这等于要理解人是如何从动物进化而来的。这就是矛盾所在：

直观上的人类的前语言阶段是一个，而不是两个，对于动物和对于人来说，这个阶段不可能有什么分别。如果有分别的话，也就是说如果人自然地高于动物的话，那么人类的起源就与语言的起源不一致，而是与从动物的低级形式中产生的高级的直觉形式的起源一致。由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界定这个起源：实际上，人以及人性特征是直接通过创世赋予我的，于是，我试图找到人的语言的起源。但若是这样，我就与我的假设相矛盾，即语言的起源和人的起源是同一个，我首先设定了人的起源，然后人产生了语言。

斯泰因塔尔所察觉到的这个矛盾在这里与界定人类机制的矛盾是一个矛盾，人类机制（有两个变种，即古代和现代的变种）就是在我们文化中起作用的机制。因为人是通过人与动物、人与非人的对立而产生的，在这里关键的是，这个机制必然通过排斥（通常也就是一种俘获）和包含（通常也就是一种排斥）来发挥作用。的确，正是因为在所有时代，人类都是被预设好的，这个机制实际上产生了一种例外状态，一个不确定的区域，在这个区域中，外部不过是对内部的排斥，内部反而仅仅是一种对外部的包含。

另一方面，我们已经有了现代的人类机制。我们已经看到，这个机制是通过排斥起作用的，它将尚不是人的人区别于人类本身，即人的动物化，在人之中区别出非人：猿人。我们足以将我们的研究领域向前推进几十年，来取代这种平淡无奇的苍白的本体论，我们会发现犹太人，也就是在人之中产生的非人，或者新死人（néomort）和处于昏死状态的人，也就是在人类身体中分离出来的动物。

早前时代中的人类机制是以非常对称的方式起作用的。如果说在现代机制中，对内部的排斥产生外部，将人动物化产生非人，那么在这里，内部则是通过包含一个外部来获得的，非人也是通过对动物的人化产生的：人猿、野孩子或者野人，而且首先是奴隶、野蛮人和异乡人，成为人类形式中的动物形象。

唯有在其中心建立一个无差别的区域，这个机制才能起作用，在这个区域中（就像总是缺少的“失却的一环”，它总是潜在地出现）产生了人与动物、人与非人、言说的存在和有生命的存在之间的关联。像所有的例外空间一样，这个空间的确是空的，在那里出现的真正的人类，总是不停地在那里做出最新的决定，他们的区分和重新关联都总是不断地重新脱节和错位。不过，我们所得到的既不是一个动物生命，也不是一个人类生命，而仅仅是一个与自身分裂、被自身排斥的生命——一个赤裸生命。

面对人与非人的这种极端状况，问题就不在于两种机制（或同一机制的两个变种）哪种更好或更有效，或者说，哪种不那么有害和血腥，而在于理解它们是如何运行的，从而我们最终或许可以阻止它们。

《敞开：人与动物》，[意]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著，蓝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