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出版业在时代转型中历经起伏，而身在其中的知识分子面临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重挑战。他们精神深处的复杂情感与甘苦自知，都深深地带着时代的烙印。
今年5月，作家、出版人孙颙所著《风眼》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6月15日，孙颙与作家孙甘露、SMG新闻主播王幸做客作家书店，畅谈他们眼中的出版业，同时揭秘出版业台前幕后的风云往事。
6月15日，孙颙与作家孙甘露、SMG新闻主播王幸现身作家书店
出版人写出版的故事
《风眼》讲述了改革开放初期，上海一家大型出版社因一套《市场经济常识丛书》遭上级严厉批评而产生风波的故事。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爆发了究竟要不要走市场经济之路的争论。小说里《市场经济常识丛书》的出版引起轩然大波，也让一批知识分子在狂风暴雨中面临抉择、经受考验。而真正的探索和坚守，才是暴风中的“风眼”，平静却扣人心弦之所在。
作者孙颙亲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出版历程，作为曾经的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长，他凭借对出版业风云变幻的体验与洞悉，以细腻的文字描摹出出版人的心境与生态。
孙甘露称，孙颙首先是一名作家，同时也在做出版，后来又到作协做领导。“他一直在写作，一直在观察创作和出版的生态。《风眼》这本书的内容是关于出版业的。从他的创作来看，实际上反映了整个中国从七十年代末到今天，现实主义、写实主义的历程。”
孙颙坦言，自己写过几百万字的小说，其中描写知识分子生涯的故事不少，此前却一直没有涉及出版编辑领域，甚至可以说是小心翼翼避开了自己最熟悉的专业。“没有轻易使用这方面的素材，说明我的珍惜。”
“但从写的感觉来说，很多素材是手到擒来的，我只会觉得东西多到需要取舍。我开始写以后，一直有朋友说放一放，但是我就是觉得放不下去。这块我不写的话，感觉对不起自己，觉得非写不可。”
比如《风眼》里写到，社里一位能干的青年编辑因为结婚没有房子，辞职去了深圳。此人来向社长告别时，神情黯然地表示自己绝不是对本社没有感情，只要能给他一间十平米的小屋结婚，他就不会千里迢迢地南下。后来某次联欢会，这位编辑的未婚妻拿着话筒走到会场中央，说是唱一首《我想有个家》，并将此歌献给初次见面的出版社社长。听到“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社长不禁眼睛一酸，险些闪出泪花。
这一情节并非孙颙凭空想出，而源于他的真实经历。他说，当年任职文艺社社长时，手下真有个很能干的男编辑说要与未婚妻去深圳，理由是“没有一间小房子可以让我们成亲”。后来一次活动，那位女性真的唱过一首《我想有个家》。
孙颙说：“当时我很难受，那个场景我也一直记得。小说里的主要人物肯定是虚构的，但是很多细节与情感的东西是真实的。当时如果不是这个东西强烈冲击过我，我写起来也不会这么有激情。激情到我觉得如果不写，它会折磨我。我不在哪个作品里用到它，它会一直跟着我。”
《风眼》一书于2019年5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人物是杜撰的，赖以杜撰的基因是真实的
在孙颙看来，出版业不但是鼓吹改革开放的舆论阵地，而且是改革开放进军中重要的突击部队。在中国争论“要不要走市场经济之路”时，出版界的知识分子们从思维到实践都是冲在相当前沿的一翼。
于是他回望来路，写出了十几万字的小说《风眼》。孙甘露评价，《风眼》的书名就是一个比方，“风眼”指的是台风眼，台风的风眼是很平静的，但周围酝酿着风暴。“这个书有意思就在，通过日常的生活把 ‘风眼’周围的风雨愈来表现出来。同时书里有各种各样的人物与精神相貌。书里描绘了一个时代很特殊的出版事件，但是又是通过出版社的日常状况来描绘的。”
有趣的是，孙颙的从业身份与经历涉及到三个地方——位于上海绍兴路74号的文艺出版社、然后是出版局，再就是巨鹿路作协。孙甘露提及：“书里写到出版同事们在食堂吃饭，文艺社没有食堂，但作协是有食堂的，还用来开会，这个也被写进了小说。其实《风眼》的内容恰融合了这三个地方。”
“我书里说窗口外的广玉兰树上吊死过人，有很多人在找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上海的哪里。”孙颙提及，其实小说所写的人物和故事与他的老娘家上海文艺出版社无关，也与上海其他他所熟悉的出版社无关。人物是杜撰的，但赖以杜撰的基因是真实的。
“书里那些反对市场经济的老干部，他们其实不是坏人，他们就是觉得我们要大公无私，觉得市场经济会利用人的私欲。他们的想法其实也是单纯的。”孙颙说，回过头去讲，市场经济后出现私欲是难免的，人没有欲望和追求的话，市场经济是搞不起来的。
“但如果不搞市场经济，不让国家快快发展起来，全上海的市民多数挤在破旧的房子里，三代甚至四代同房，七十二家房客，年轻人有个小家的愿望就只能是飘渺的梦。”孙颙称，“这篇小说回到了最初讨论 ‘市场经济要不要有’的时代。我想市场经济不只是给了我们很多物质上的东西，还激发了很多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从这一点来说，这个小说和今天没有太多隔膜。”
有读者评价说这篇小说给人的时代感“不那么遥远”，孙颙很是欣慰。“其实我努力不要有太多时代感。改革开放这四十年，人们的物质生活变化很大。但是在精神生活、文化生活这些方面，哪怕追溯至两三千年前，人们都还是探讨人性的东西。这个小说如果单纯写那时的故事，会和现在有隔膜，所以我想从精神层面写这些事。”
出版人的担当在哪里
作家王安忆也看了《风眼》，比较欣赏其中负责出版社发行业务的王副社长。她评价在《风眼》里，上海滩那些已经“沉下去”的生意人因为市场经济“活”起来了。
孙颙对唐社长这个人物充满感情。“老一代的知识分子真是非常可爱。他们也会吵架，但是他们的吵架绝对是和文化有关，而不是和个人利益有关。当我们离得远了，就很有体会。正在离我们远去的这代人，他们的道德感召力大概是我写这个人物时最大的触动。”他感慨，“我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外祖父就是清末最后一批秀才。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是很坎坷的，但我笔下侧重的不是他们的苦难，而是他们的精神。”
对书中的“反派”秦副总编，孙颙说：“他聪明能干，有时候可能做好事，但坏起来或许比谁都坏。我想表现这些知识分子的多元，从内心的多元、文化的多元、思想的多元到性格的多元。不一定讲谁好谁不好，我孙子看书会说谁好谁不好。但其实人都有天使和野兽的一面，问题是把哪一面表现出来。”
“还有像郭副总这样的人，他们老实又有学问，因为喜欢待在幕后所以很难有亮点，可是出版业离不开这样的人。”
在《风眼》结尾处，孙颙还饱含深情地写下这么一段话：“旁人很难真正理解编辑这份行当，它甚至被曲解为 ‘剪刀加糨糊’的手艺活。但为此，他们献出了全部的情感和真诚。当一本好书被社会广为赞颂时，编辑们的奉献被作家的巨大身影所遮盖；但是，当一本书发生什么麻烦时，他们需要和作家共同承担一切。”
被问及出版人的担当在哪里？孙颙想了想，说：“你认为总体是对的事情要坚持。当你的坚持可能对付不了受到的压力时，你可以保持不行动，但不要做相反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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