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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队的夏天》能带中国摇滚乐重回黄金年代吗?

“看到这些乐队的时候,有点伤心,说实在的,因为大家还是特别平凡,到现在为止。”这是新裤子乐队主唱彭磊在最近热播的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上的发言。作为31支乐队中最后登场的乐队,彭磊代表新裤子的一番“回

“看到这些乐队的时候,有点伤心,说实在的,因为大家还是特别平凡,到现在为止。”这是新裤子乐队主唱彭磊在最近热播的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上的发言。作为31支乐队中最后登场的乐队,彭磊代表新裤子的一番“回忆杀”相信足以令屏幕前的老摇滚乐迷们感慨万千。“超级乐迷”马东、高晓松也表示,希望这档节目能把90年代的组乐队风潮传递给现在的年轻人,助推中国摇滚乐重回黄金年代。

然而时至今日,对于听惯了流行歌曲的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摇滚乐似乎仍是一种面目模糊的音乐类型。凡是以乐队形式出现的都算摇滚吗?如何区分摇滚和其他音乐类型?到底什么是摇滚?这是大众在接触摇滚乐时通常会提出的几个疑问。因此,有必要先简单普及下摇滚乐及其在中国落地生根的过程。

乐队=摇滚?

和许多音乐类型一样,如今很难对“摇滚”(Rock’N’Roll)下一个置之四海而皆准的定义。但可以确定的是,摇滚起源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美国,与黑人音乐(包括节奏布鲁斯、爵士、灵歌等)和白人乡村音乐有密切渊源。

摇滚乐历史上诞生的第一位超级巨星无疑是埃尔维斯·普雷斯利,当然,“猫王”的外号比他的本名流传更广。如果说“猫王”赋予了摇滚乐以生命,那么大名鼎鼎的英国乐队“披头士”则为摇滚乐风靡世界立下汗马功劳。


“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

电声技术的发展也对摇滚乐的催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演奏乐器和形式上看,传统摇滚乐需要具备“三大件”,即电吉他、电贝斯和架子鼓。因此,一支具备“三大件”的乐队通常可以看成是演奏摇滚乐的必要条件,但绝非充分条件,判断标准主要还应取决于摇滚乐的精神内核,这一点详见后文。

西方摇滚乐在中国改革开放后逐渐传入,这种旋律节奏自由奔放、舞台表演放荡不羁的音乐类型迅速在北京的一批年轻人中流行开来,因为他们有机会先于全国大多数人听到这些当时还被视作“西方资产阶级颓废文化”的音乐,其中就有崔健等人。1984年,包括崔健在内的“七合板”乐队成立,主要翻唱外国流行音乐,一年后,乐队发行了同名专辑《七合板》,这张专辑中虽然多数为翻唱歌曲,但却是中国大陆以乐队之名发表的首张音乐专辑。


七合板乐队七名成员皆来自北京歌舞团,图中右下角为崔健。

1986年,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世界和平年”首届百名歌星演唱会上首次唱响《一无所有》,后来被视为中国摇滚乐的初啼和开端。19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黑豹、唐朝、呼吸、眼镜蛇等中国第一批摇滚乐队集体涌现,这次《乐队的夏天》请来的面孔乐队(第一任主唱为侯歆)差不多也在同时期组队,因而受到所有参演乐队的致敬。

进入90年代,中国摇滚乐步入黄金发展期,现在经常被拿来证明彼时盛况的就是1994年香港红磡体育馆的“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演出阵容包括“魔岩三杰”窦唯、张楚、何勇以及唐朝乐队,整个香港娱乐圈为之震撼。


台湾滚石唱片公司下属魔岩唱片签约的三位歌手:张楚、窦唯、何勇,被称为“魔岩三杰”。

到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全国的乐队已经呈现遍地开花之势,而且摇滚乐的各种分支流派如重金属、朋克、实验噪音等,都产生了各自的代表乐队。例如,这次参加节目的反光镜、新裤子就是90年代末活跃在北京的最早一批朋克乐队。

当时除了首都北京作为绝对的摇滚文化中心外,组乐队、玩摇滚气氛较浓厚的城市还有石家庄(著名摇滚杂志《我爱摇滚乐》1999年创刊于此)、西安、武汉等地。值得一提的是,位于黄河北岸的河南新乡也是一座不该被遗忘的“摇滚之城”,这座豫北小城1998和1999连续两年举办了“中国新音乐”大型摇滚演唱会,地点在新乡市体育中心,参演乐队全部是来自北京的摇滚中坚力量,规模空前绝后。


新乡举办的中国新音乐演唱会。

后来创办中国摇滚乐数据库(www.yaogun.com)的日本人香取义人回忆说:“1999年6月,我和公一(注:香取义人的日本朋友)去河南新乡看演出。那次的新乡摇滚演出被认为是奠定新乡‘中国的摇滚之城’地位的一场重要演唱会,有媒体形容那天:‘整个夜晚洋溢着一种无法言说的集体狂热,有歌迷踩过其他人的肩膀,奔向摇滚明星,只是为了要一张签名或者就为了合个影。’”

媒体的描述或许有夸张成分,但颇能反映出与今迥异的时代气氛。那时,香取义人还只是中央民族大学的一位日本留学生,却无意间见证了中国摇滚乐的勃兴。

摇滚的精神内核

究竟什么是摇滚?是不是所有演奏“三大件”的乐队都可以被称为摇滚乐队?对此,可以做出广义和狭义的区分。广义而言,所有符合摇滚乐外在形式观感的都可以称为摇滚,但狭义来讲,只有具备摇滚乐精神内核的,才是真正的摇滚。

关键的问题是,什么才是摇滚乐的精神内核?

摇滚乐区别于其他流行音乐的第一个特点就是更多表现内心的负面情绪。以来自西安的摇滚歌手许巍为例,在他早期的两张专辑《在别处》(1997年)和《那一年》(2000年)中,歌词大量充斥“孤独”“茫然”“绝望”等词语,充分表达了青春期的骚动与不安,比如其中一首《我的秋天》:“没有人会留意,这个城市的秋天,窗外阳光灿烂,我却没有温暖。伴着我的歌声,是你心碎的幻想,你用你的眼泪,抚摸我的寂寞。……那些无助的夜,我漫无目的地走,那些无助的夜,你牵着我的手。幸福如此遥远,我无法看见,这秋天的夜晚,让我感到茫然。”


《在别处》&《那一年》。

或许很多人会觉得这种歌词过于颓废,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它反而提供了关于不幸的慰藉,毕竟不是每个人的人生都充满阳光灿烂。在资深摇滚乐迷心中,许巍的前两张专辑已经成为连他自己都难以逾越的经典。豆瓣网上的专辑评分也显示,许巍这两张专辑的打分人数和得分要远远超出他此后出版的所有专辑。

是否对既有规则和秩序构成挑战,也是判断摇滚乐的重要标准之一。长期以来,摇滚乐被人视作洪水猛兽的最大原因就是它的反叛性。摇滚乐的源头之一是美国黑人音乐,黑奴们用歌声抗议社会不公,表达他们内心的苦闷与渴望自由的愿望,所以摇滚乐的反叛基因可谓与生俱来。

披头士乐队成员之一的保罗·麦卡特尼在接受美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摇滚乐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演艺界的一切常规对它都不适用。摇滚乐就是打破规则。”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西方青年的反文化运动中,摇滚乐会成为身份认同标志和战斗武器。


披头士乐队1960年代进入美国音乐市场后受到狂热欢迎,被称为“不列颠入侵”。

除了表达负面情绪和反叛意识之外,摇滚乐的另一个要素就是强烈的人文现实关怀。比如“魔岩三杰”之一的何勇的代表作《垃圾场》,其中有“有人减肥,有人饿死没粮”的歌词。和许巍同样来自西安的郑钧1994年发行了他的首张专辑《赤裸裸》,其中一首《商品社会》用简单直白的歌词对当时市场经济初期的拜金主义进行了嘲讽:“为了我的虚荣心,我把自己出卖,用自由换回来,沉甸甸的钱。”黑豹乐队早期有一首窦唯作词的《别去糟蹋》,完全是一首反战公益歌曲。

因此严格来讲,凡是具备任一上述精神特质的摇滚乐队和作品才算是真正的摇滚,以这个标准去衡量,就会明白不是所有玩乐队的都属于摇滚,那些故作叛逆的也不是摇滚。摇滚本质上是一种教会人们自由独立的精神意志,正如舌头乐队的主唱吴吞所言:“摇滚乐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

无法复制的黄金时代

自从《乐队的夏天》播出以来,微信朋友圈里多了一些分享参演乐队作品的音乐链接,但跟目前中国庞大的流行音乐受众比起来,仍然是极少数。一档用心制作的娱乐综艺节目固然可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认识乐队,接触摇滚,但真要把复兴中国摇滚的希望寄托在一档节目身上,未免太过天真。

由于摇滚乐的上述精神内核,使得它在中国注定是少数人喜爱的音乐,至今仍然属于亚文化的范畴。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摩登天空唱片公司的发展壮大,中国独立乐队和摇滚乐的生存空间有了较大改善,全国各大城市开始兴起Live House演出酒吧和大型商业音乐节,这使得摇滚音乐人们的经济收入得到了基本保障,不再像90年代的前辈们那样挣扎在温饱线的边缘。

摇滚乐甚至还得到了官方的认可与支持。2016年,北京市文联和北京音乐家协会共同主办了一场“中国摇滚30年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会议邀请了唐朝乐队的吉他手刘义军(老五)等著名摇滚音乐人参加。会议的官方信息稿对摇滚乐30年来在中国的成就如此总结:“一些文艺青年,一些热血青年用他们的视角冷观世界,用他们的音乐才华抒发对社会、对人生、对爱情、对生活的理解。魔岩三杰、唐朝、黑豹、零点、指南针等摇滚乐队,似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其中经典作品很多,无论传听还是传唱度都非常高。摇滚的辉煌影响到整个亚洲,影响了一代人中国青年。”


中国摇滚30年回顾与展望研讨会。

今天的中国摇滚乐面对的现实境况已经和90年代大为不同,郑钧当年吟唱的“商品社会”已经变成无孔不入的商业资本。尽管乐队们使用的乐器和设备越来越先进,各种演奏技术也越来越高超,但他们做出来的音乐却显得空洞贫血,似乎遗忘了摇滚的精神内核。这也是为何《乐队的夏天》中刺猬乐队的表演,会给全场带来“老摇滚”的感动,那正是这个时代稀缺的情绪和态度。


刺猬乐队用摇滚“三大件”制造出了青春飞扬跋扈的力量。

鹿先森是参加《乐队的夏天》的另一支乐队,成立于2015年,他们流传甚广的歌叫《春风十里》。从广义标准来看,鹿先森符合摇滚的外在形式,但若要依照严格的狭义标准,鹿先森的作品则差距明显,《春风十里》充其量只是一首略带诗意的流行歌曲。

几年前,高晓松给许巍写的一首歌中的歌词“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引起广泛热议。假如用狭义的标准去看,摇滚乐要面对和处理的题材恰恰正是“眼前的苟且”,而非“诗和远方的田野”。

法国学者贾克·阿达利在《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这本书中说:“音乐是真实世界可信的暗喻,它既不是自给自足的活动,也不是经济基础架构的机械式指标。它是先驱者,因为社会在改变之前,变动已先铭刻于噪音之中。无疑地,音乐就像一组镜子游戏、反射、界定、记录和扭曲每一个活动。”

摇滚乐当然也是这个嘈杂世界的一面镜子,而且它能探照到最为幽隐晦暗的角落。如今我们的镜子里已经映现了太多无病呻吟的“诗和远方”,或许应该适当地温习下摇滚圈里的另一句名言,它出自美国摇滚歌手尼尔·杨的歌词:“与其苟延残喘,不如从容燃烧。”(It's better to burn out than to fade a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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