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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娜·哈拉维:后真相、气候危机与新政治想象

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是一位美国哲学家,主要研究后现代女权主义。她最重要的作品包括“赛博格宣言(The Cyborg Manifesto)”,试图以嵌合、混杂而成的赛博格(即部分身

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是一位美国哲学家,主要研究后现代女权主义。她最重要的作品包括“赛博格宣言(The Cyborg Manifesto)”,试图以嵌合、混杂而成的赛博格(即部分身体由机器构成的有机体)为范本,构建一种反同一性、反二元论的女权主义理论和更开放的女性身份。

《卫报》记者采访了住在加利福尼亚的哈拉维,与她讨论了有关相对主义和环境保护的问题。哈拉维反驳了一些科学主义者对于她“传播相对主义”和“后真相”的批评,她强调,现实的存在不是一种人可以选择相信或不相信的信仰,而涉及更切实、具体的生活,即人如何居住在世界中。

哈拉维表示,她最近主要关注的是生态问题,即“土地和水的主权斗争”,包括人在内的许多物种都因气候变化而流离失所。在目前的形势下,应对这一问题比强调自己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立场更紧要。她认为社会活动人士应当协同合作,共同敞开对于可能的未来的新想象。


唐娜·哈拉维

开车去圣克鲁斯拜访唐娜·哈拉维时,我不禁觉得自己出生得太晚了。一座金属驴子雕塑立在哈拉维的正门前,我们按门铃时,一群狗争相跑到她的门前吠叫,大黑公鸡昂首阔步地在屋后的鸡舍里踱步——整个场景使我们想起了一个自由与创造力的时代,这是战后的财富在北加利福尼亚创造的。

这里存在着一种反文化,它的语言和情感有时会被科技行业采用,但这种反文化的实践者大多被排挤在外。哈拉维于1980年来到圣克鲁斯大学任职,成为美国第一个女性主义理论终身教授,她仍然传播着对一个更开放的世界的感知。

哈拉维是一批有影响力的女权主义学者中的一员,她们一开始都接受过科学训练,继而转而研究科学哲学,以考察有关性别的信念如何影响了自然知识的产生。她最有名的一篇文章是1985年发表的“赛博格宣言(The Cyborg Manifesto)”。这篇文章的写作首先是出于《社会主义评论》(Socialist Review)杂志在罗纳德·里根当选后的一项女权主义战略任务,继而成为对控制论和数字化如何改变了身为男性或女性——或者其实应该说是任何一种人——的意义的隐喻式思考。这篇文章引发了一阵狂热的追捧,以至于哈里·昆兹鲁(Hari Kunzru)几年后在《连线》(Wired)杂志上这样描述她:“对于二十几岁过着波西米亚生活的人来说,她的名字有着通常只有高科技舞曲音乐家或者新的欣快剂(phenethylamines)才有的声望。”

赛博格式对性别的看法是崭新的,它把性别看做不断变化和可变的。哈拉维对信息技术如何把世界各地的人们联系到新的关系、剥削和团结之链中的描绘,颇有先见之明——当时柏林一个在Instagram上有影响力的人可以用一部在中国组装成、含有在刚果开采的钴的手机,登录菲律宾人管理主持的平台,帮硅谷管理人员赚一笔不义之财。

哈拉维的另一篇极富影响力的文章,或许她是几年后发表的一篇关于所谓“情境知识(situated knowledge)”的论文。这个想法是在她与女权主义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南希·哈索克(Nancy Hartsock)的对话中发展起来的,它关注真理如何被创造。哈拉维主张,是特定人群的具体实践创造了真理。比如,实验室里的科学家不只是观察细胞或对它进行实验,而是通过观察、测量、命名和操纵细胞,共同构建起了“细胞是什么”。这一类想法在美国实用主义传统中历史悠久。不过在20世纪90年代所谓的科学战争(science war)——“科学现实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之间的一系列公共辩论——期间,它们成了引燃政治争论的火药,在当今学术界关于偏见和客观性的争论中也有所体现。

哈拉维最近的工作转向了人与动物的关系和气候危机。她是个关注面广、有主见的思想家,一个相信共同思考是最好的思考方式的左翼女权主义者。她经常引用包括研究生在内的其他人的文章,并称赞他们。意大利电影制作人法布里奇奥·特拉诺瓦(Fabrizio Terranova)最近拍摄的一部讲述她的生活和工作的纪录片,《为地球的存续讲故事》(Storytelling for Earthly Survival),就刻画了这种责任感,以及她非凡的聪慧和创造力。

在她圣克鲁斯的家中,我们谈到了她对科学战争的记忆、这些事件与我们当前的“后真相”阶段的关系,也谈到了她对当代气候行动主义(climate activism)和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的看法,以及为什么游戏(play)概念对政治至关重要。

我们经常听到一种说法是,我们生活在“后真相”的时代。一些批评家指责像你这样的哲学家造成了“后真相”繁荣的“相对主义”环境。对此你有何回应?

哈拉维:我们的观点从来不是说,“真相”只取决于你从哪个角度看待它。

布鲁诺[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和我曾经一起在巴西参加一场会议。(这让我想到:如果人们想批评我们,那也该是因为提出和传播这些观念要耗费大量的飞机燃料,而不是因为这些观念把人们引向“后真相”!)

总之,我们参加了这场会议。在场的是一群灵长类野外生物学家,加上我和布鲁诺。斯蒂芬·格里克曼(Stephen Glickman)是个很酷的生物学家,私下把我们拉到一边,说:“现在,我不是想让你们难堪,但你们相信‘现实’吗?”

这个问题让我们俩有点震惊。首先,我们惊讶于这是一个“信仰”问题,一个新教式问题、忏悔式的问题。这种认为“现实”是个信仰问题的观点,是被宗教战争勉强世俗化的遗留物。事实上,“现实”是关于世界化(worlding)和居住(inhabiting)的,它涉及到检验事物的成立性(holdingness)——事物能否成立?

以进化为例。你愿意或不愿意“相信”进化的的说法已经透露了谜底。如果你说,“我当然相信进化论”,你就输了,因为你已经进入了再现主义(representationalism)的符号学——坦白地讲,也进入了“后真相”。你走入一个竞技场,这里所有问题都只涉及内部信念,与世界无关。你已经离开了世界化的领域。

科学战争期间攻击我们的科学斗士们,决定把我们描绘为社会建构主义者(social constructionists)——即认为所有的真理都纯粹是社会建构的。我想是我们自己不小心走入这种境地的。我们以各种方式招来了那些误读。我们本可以倾听得更仔细,回应得更慢些。人们很容易就会像科学斗士们那样解读我们。后来右翼又抓住了科学战争,采纳了它,最终助长了一系列虚假的新闻话语。

你的博士读的是生物学。你的科学家同事对于你对科学态度有何看法?

哈拉维:到目前为止我只知道一、两个科学家喜欢这样谈论问题。科学家有充足的理由对这种语言保持警惕。我也参加了捍卫科学运动(Defend Science movement),在大多数公共场合,我不会过多强调自己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立场。我会用再现主义的语言,会为不那么强的客观性辩护,因为我认为从当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必须这样做。

这是欺骗吗?不完全是。这和[后殖民理论家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所说的]“策略性的本质主义(strategic essentialism)”有关。用和你同住一室的人一样的习语说话是有策略性用途的。你设计一个够用的习语,这样你们就可以一起做事情。我赞同我们能在房间里一起做的事情。以后我们可以走得更远。

比如在有关气候变化的斗争中,你必须和盟友一起阻止那些在地球上猖獗的玩世不恭、资金充足、种族灭绝主义的机器。我想这正是我和同事们在做的。我们没有停止发言,也没有放弃自己提出的理论装置。但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历史形势决定该重点强调哪些内容。

你认为目前最重要的是什么?

哈拉维:我关注的重点是土地和水的主权斗争,比如有关达科塔通道管道(Dakota Access pipeline)、黑山高原(Black Mesa plateau)的煤矿开采和各地的攫取主义(extractionism)。我关注世界范围内的绝种和灭绝危机、人类与非人类的迁移和无家可归。这是我主要投入精力的地方。我的女权主义现在就体现在这些方面。

你认为对年轻的气候社会活动家和“绿色新政”等来说,哪种政治策略最重要?

哈拉维:这些从业者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如何创造一种新的政治想象,这反过来又指明了需要做哪些工作。他们敞开了一种不同于[人种志学家]黛博拉·罗斯(Deborah Bird Rose)所说的“双重死亡”——消灭、榨取、灭绝——的设想。

如今我们正面对一个消灭、榨取和灭绝的世界,面临不断产生的系统化无家可归性。花儿不再在正确的时间开花,昆虫也不能喂饱它们的孩子、不能迁徙,因为时间完全被打乱了。这是一种被迫的无家可归性,是时间和空间上的强制迁移。

这一现象也在很大程度上发生在人类世界中。在中东和中美洲等地区我们看到人们被迫迁移,其中有些是气候移民。中美洲北部三角区国家[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的干旱正迫使人们背井。

因此这不是个人道主义问题,而是个多种类、多物种的问题。

为什么游戏的概念那么重要?

哈拉维:“游戏”能够描绘目前世界上发生的许多事。生物学和化学中存在一种原始的机会主义,事物随机地运作,形成新的系统。这不是直接的功能性问题。我们需要开发一些实践,来思考那些不包含在功能性中的活动形式,那些指出了尚未实现的可能性、或者尚未实现却依然开放的方向的活动形式。

在我看来,如今的政治需要我们互相鼓励去做这件事,以想出如何能一起为尚存的事物敞开可能性。我们不能在消极的情绪下做事情。如果我们只批判,就做不成。我们需要批判,绝对需要,但一味批判不能敞开人对可能的事物的感知,也不能敞开人们对尚不存在却十分必要的事物的感知。

我们这个时代已然确立的混乱是不必要的。它存在,但没有必要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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