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政视角与全球化视野下，晚清民国政治的历史演变

6月29日晚，建投书局联合东方出版社邀请了《近代中国政制史通识》作者之一、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严泉，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唐小兵，以及上海市徐悲鸿艺术研究会副会长郑重，一同畅聊近代中国演变进程中的多重面相。

活动现场 澎湃新闻记者 程千千 摄

用法政视角与全球化视野展现近代中国政治制度演变

活动现场，严泉向在场读者介绍了《近代中国政制史通识》一书的写作缘起，这是他与研究生陈和丰合著的、当前国内外第一本以晚清民国40年政制转型为主题的通史类著作。他提到，近年来国内学界最为流行的中国近代政治通史类著作仍然是李剑农先生早在1942年出版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但经过70多年的发展，海内外已经涌现出众多近现代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成果，亟需出版新的博采众家之长的近现代政治通史，其中尤以编撰晚清民国政治制度转型史最为迫切，此书便应运而生。而另一个缘由则直接体现在书名的“通识”二字上，他希望借由一种通俗易懂的方式，把一个相对严肃的话题推向大众。

与传统研究路径不同的是，《近代中国政制史通识》的主要特色是从法政视角展现近代中国政治制度演变的独特性与复杂性，法学与政治学方法的交叉使用是本书的重要创新之处。而全球化视野是另一个重要研究特色。全球化视野对近代中国政治史及政治制度史研究的启发是多方面的，关联性与开放性视角带来的变化涉及研究目标、方法创新与历史评价等。一方面，全球化视野可以更好地帮助研究者发现有价值的关联性视角，避免史学研究的碎片化。另一方面，全球化与近代中国史研究的开放性视角，可以促进晚清民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因此，在严泉看来，法政视角与全球化视野的引入，可以充分展现晚清民国政治发展的历史演变进程，深入探讨转型经验对现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启示；此外，还可以进一步与同时代发达国家政治制度转型史展开比较，着重分析这一时期中国政治转型的时代特色，从比较政治现代化的视角重新审视晚清民国政制转型的历史地位与价值，加深对那个转型时代的理解。严泉进一步解释道：“我们应该从一个发展演变的角度看待过去，其实我们所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是蛮普遍的现象，只要在经历这样一个阶段，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其他国家也是一样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有更好地了解与认识昨天的制度变迁，才能对今天制度变革的未来充满信心。” 严泉说。

在郑重看来，《近代中国政制史通识》的重要之处在于它为公众提供了一种启蒙，帮助人们重新认识晚清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的转型问题。

何为启蒙？对此唐小兵解释说，在西方的语境里，启蒙（enlight）是指把光带进来；而回到中国传统的语境，启蒙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对于近代中国来说，虽然中国传统中也有正面的存在，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面对西方的压力，人们很容易将中国传统看作一个整体的负面概念，因此启蒙就意味着告别中国传统的误区。

抛开上帝视角，用谦卑的态度和历史平等对话

唐小兵引用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政治就是关于综合知识”，他认为政治其实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每时每刻，生活中每个细小的环节都可能涉及到对政治的理解。因此研究近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演变是非常有意义的。“作为历史学家，我觉得首要职责是还原真实的场景。”唐小兵提到以往人们谈及北洋政治想到的总是“北洋混战”和“弱国无外交”，但想一想那个时代也孕育了“新文化运动”，创造了群星璀璨的文化绽放的盛景，这其实也与当时北洋政府的政治制度不无关系。

唐小兵认为，民国初年一些政策的实践和尝试，放在一个全球化的视野里，其实是有可圈可点之处的。“那个时代的人，他们在那个历史时期也尽了很大的努力，做了很多建设性贡献。我觉得这有必要还历史以公道，这也是我们对历史的一个尊重，而不是以一个后见者的角度来加以指责。要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如果把你放在北洋政府时期，你会比当时的人做得更好吗？用这样一个视野可能就会比较谦卑。我们不能从一百多年后的上帝视角来思考，当时的人的信息视野和经验是有限的，选择会受限于那个时代。只有这样，我们和历史的交流对话才相对比较平等。”

唐小兵在和现场观众互动时，对如何看待历史作了一个总结：“我们更多的人在面对历史的时候。是带着某种预定的价值观念和偏好的，当历史学家把一些史实发掘出来后，大家不会调整自己观看历史的原有视角。但事实上，当史实改变以后，做一些必要的调整来面对历史是十分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