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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艳红评《自由的声音》:追忆逝去的理想主义

《自由的声音:大革命后的法国知识分子》,[法]米歇尔维诺克,吕一民、沈衡、顾杭译,文汇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776页,108.00元二十一世纪初,法国学者弗朗索瓦阿尔托格(Fran?ois H


《自由的声音:大革命后的法国知识分子》,[法]米歇尔·维诺克,吕一民、沈衡、顾杭译,文汇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776页,108.00元

二十一世纪初,法国学者弗朗索瓦·阿尔托格(Fran?ois Hartog)写了一本题为“历史性体制:当下主义与时间经验”的书,书中提出了一些听起来相当晦涩抽象的观点。作者认为,法国大革命标志着“现代的历史性体制”的确立,它的根本标志是坚信历史必然通往更为美好的未来。但是,在法国大革命过去两百年之后,这种现代体制已经耗尽了它的能量,一个明显的标志是法国乃至整个西方社会已经失去对乌托邦式的进步历史观的信心和兴趣,人们更加专注于更为碎片化和日常性的话题,他认为这是“当下主义”(présentisme)历史时间观的标志。

大约就在阿尔托格出版《历史性体制》一书的同时,长期研究知识分子史的法国学者米歇尔·维诺克发表了一本八百页的巨著,其标题可直译为“自由的声音:十九世纪介入(公共生活)的文人”(Les voix de la liberté: Les écrivains engages au XIXe siècle)。维诺克在著作的序言中说:“人们时下称之为后现代主义的东西已经掩盖了集体期待的制度、启蒙思想家的遗产、救世主降临说的乌托邦……确实,十九世纪充斥着上述一切。”在著作的末尾,作者再次强调了当下与十九世纪的距离:“我们如今更喜欢嘲笑崇高,将自由视为理所当然,有时甚至喜欢挖苦十九世纪的文学和政治,认为那些浮夸的言辞同当今的审美观和相对主义理论格格不入”,如果说今天还有人提及乌托邦理想和进步主义的概念,也“只是为了嘲笑它们的天真”。

维诺克的判断很好地展现了今天的“当下主义”与十九世纪憧憬美好未来的“宏大叙事”之间的巨大鸿沟,他从更为具体的侧面证实,当自由作为一种“理所当然”的制度被确立之后,它当初所激发的热情、无数仁人志士为之作出的奋斗和牺牲,在当下的环境中已经难以为人理解了。然而这位作者毫不掩饰对书中的各位角色的敬佩之情,“他们坚信以自由原则为基石的个人与集体终会到来”。但这种热情并未让作者丧失作为一个史家所必须的客观,因为他同时敬告自己的读者,他的书并非要成为一部十九世纪自由主义历史的圣徒传奇,而是要揭示贯穿这个时代的紧张、矛盾乃至绝望——惟此方可理解,十九世纪的自由斗士们留下的遗产来之不易。

在当今的法国学界,米歇尔·维诺克无疑是处理这一题材的最合适的人选之一。关于他在法国知识分子史研究中的地位和成就,该著的主译者吕一民教授已在译本前言中有所介绍,并对作品的主要特色作了简要的评析。笔者的主要研究领域并非十九世纪法国史,但十几年前该著中文版面世之时,曾粗读过一遍,其内容之丰富、题材之广阔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今次再读新版,又有新的收获,感觉有些想法可以与读者分享。

“自由的声音”:这个标题似乎是在暗示,该著是关于一个重要观念的历史。但这部书并非纯粹的思想史著作,它更侧重于呈现十九世纪的文人“介入”公共生活的方式和样态,甚至对书中男男女女的个人生活和情感都有较多的着墨。从时间上说,维诺克所指的十九世纪,也不是编年意义上的十九世纪,他的叙述从拿破仑的百日王朝开始,终于1885年雨果去世、共和国站逐渐站稳脚跟之时。中译的副标题为“大革命后的法国知识分子”,应该说是相当恰切的:可以说,整个十九世纪有关自由的论辩,都是在大革命遗产的影响之下、在拿破仑对自由十五年的压抑之后展开的。

读者翻阅该著过后不难发现,法国历史上这七十年间的重大政治事件、文化和社会思潮、自由主义思想史和运动史学上的主要人物乃至他们的主要论著,都被维诺克置于一个十分广阔和纷繁的网络之中。像基佐、米什莱、蒲鲁东和雨果这样的人物,读者会在不同的场景中看到他们的身影。在对一些重要人物、作品和思想主题作分章论述的同时,作者很善于将他们汇聚到某个宏大剧场之中:1815年百日王朝、1830年革命、1848年革命、1870-1871年的“凶年”,就是这样的集体出镜场景。正是由于有了这样具体的临场感,十九世纪知识分子对自由理想的追寻才呈现为一幅错综复杂的画卷。

司汤达(即书中的“法国领事”亨利·贝尔)的《红与黑》中有句著名的台词:“如果你的人物不谈论政治,那就不是1830年的法国人了。”维诺克明确把“介入”政治作为他甄选角色和安排篇章的标准,而非这些角色在文学上的成就,因此大作家巴尔扎克所占的篇幅远少于蒲鲁东等人。不过,维诺克同时强调,这个时期知识分子的“介入”,与十八世纪和二十世纪都有所不同,他笔下的角色不再是十八世纪沙龙中高谈阔论的“哲人”,而是走上街头、站在议会讲坛上的政治行动者,他们对政治和公共生活的参与度比二十世纪还高。作者认为,推动这些文人参与政治的并非是个人野心,而是某种内在的声音和服务的意愿——但也正是这种内在的热忱让后世嘲笑这个时代为“愚蠢的十九世纪”。然而,当我们了解他们何以为政治和公共事务而激动不已时,可能也对这个愚蠢时代那些并不完美的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热情多了一份敬意——果真如此,维诺克应当感到欣慰。

维诺克将十九世纪的自由主题置于一系列的政治和思想纠葛之中,笔者这里只想就两个主题谈一点阅读体会:这就是革命与宗教。在今天的法国,这两个主题的关注度已经大不如前,但在十九世纪,它们却是各种政治纠葛和冲突的核心,而自由这一话题也应被置于这样的语境中。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旧制度的记忆、大革命的遗产(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十九世纪所有涉足政治的法国人必须考量的问题。当然,每个人对这个问题的立场可能都是独特的,维诺克对各色人物的详述,很好地展现了当时法国政治生活中的复杂面相,避免了思想史叙述中常见的僵硬分类。例如,同样是保皇派,同样亲身经历过大革命的旧贵族,夏多布里昂与博纳尔和迈斯特并不完全一致,因为他认识到大革命是既成事实,退回过去已无可能;自由作为一种积极的价值,可以也必须同正统君主制协调起来。这种调和的意识,既与博纳尔和迈斯特等反动派区别开来,也与贡斯当等自由主义者有所不同:在前一派人那里,自由只是一个圈套,处理大革命遗产的唯一可行的方式就是回到从前“王座与祭坛的联盟”;新教徒出身的贡斯当则与旧制度没有多少联系。

法国大革命敞开了人们对美好未来的无限憧憬,但这一憧憬也不断孕育出加速美好未来到来的革命意志。当代大革命史专家弗朗索瓦·孚雷(Fran?ois Furet)曾有个著名的说法:法国大革命留下的一个难题是如何结束革命,如何让革命中产生的制度最终确立下来。书中基佐的例子便展现了“未来主义”历史观给这位深度介入政治生活的作家造成的困境。基佐在复辟王朝的学术生涯对很多人产生了影响,其中包括马克思和托克维尔。他坚信代议制和自由主义政府是历史演进的结果,并通过历史著述论证说,为这一现代秩序奠基的法国大革命,是十三个世纪以来法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局。在当时的情境中,基佐的学术讲演和写作,就是一种直接的政治行动。但是,如果说这时的基佐对未来还抱有期待、认为大革命的理想尚未实现的话,他在七月王朝时期成为掌权派后,却并没有很好地理解现代革命的动力学。他认为1830年革命可以终结大革命了,就像英国光荣革命最终会给英国带来稳定的自由宪政一样。诚如维诺克所言,1848年革命前的基佐忽视了工业社会的诞生及其孕育的各种弊端,也无法理解社会主义的希望和乌托邦的意义。在新的局面下,自由、平等的口号很快就将对现实的不满转化为新的革命运动,基佐试图终结革命的体制也烟消云散了。

1830年革命后的基佐一度看到了自己理想的兑现,但在维诺克的书中,有过这种志得意满经历的文人看来少之又少。有两类人显得很特别:一类是新社会的先知,另一类是旧秩序的留恋者。他们都不满于现状,都急切地想要以自己的理论和言说来改造现状。前一类人或多或少与圣西门有关联:从勒鲁、圣勃夫,一直到孔德。维诺克以《环球报》的变迁来透视时代思潮的更迭:1831年,这家带有浪漫主义和自由主义光环的报纸转向了圣西门主义,现代工业社会的组织和秩序问题成为很多文人思考的中心。这些面向未来的先知不仅喜欢编织宏大学说,也有筹建新社会的大胆实验,如孔西得朗在德克萨斯的乌托邦计划,以及戈丹的“法米里斯泰尔”实验工厂。这类想法和实践,也许比任何案例都更能展现十九世纪的理想主义。不过维诺克同时也指出了这类未来规划中的问题,如傅里叶思想中潜在的反犹倾向,孔德对妇女的歧视,尤其是圣西门方案中的威权主义。圣西门的信徒们认为,进步并非自由的果实,而是组织化的结果。因此,以圣西门主义为灵感的社会运动对自由主义形成了新的、来自左翼的挑战。

旧制度的留恋者则从另一个方面对自由构成威胁。这一类人特别不能容忍启蒙和大革命倡导的自由检验精神(l’ésprit d’examen),他们把思想自由视为导致社会失序的祸根。在这些博纳尔和迈斯特的门徒中,有个非常响亮的名字,那就是巴尔扎克:自由对于他并不意味着个人解放,而是唯利是图者的神话,它导致各种丑陋的社会后果。但荒谬的是,这位作家一面控诉金钱的罪恶,一面又屈从于金钱的统治,一辈子都在无所顾忌地追求财富;他一面梦想以天主教和家长制的权威整饬社会,但自己一生都在追求女人而丝毫没有基督徒的负罪感。也许正是由于在生意场和风月场上的投入和挫折,巴尔扎克才对正在生成和展开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入木三分,所以马克思和雨果都认为他是“强有力的革命作家”——“不管他愿意与否”。在这个案例中,维诺克很好地将个人生活和思想史融合在了一起。

在巴尔扎克身上,宗教问题同样折射出十九世纪法国的矛盾、纠结,以及大革命在这个领域造成的棘手的遗产。巴尔扎克主张恢复天主教的精神权威,把宗教改革视为法国一切不幸的开端,加尔文是自由、选举和个人主义的源头。这一观念将经“基督的斗士”路易·弗约一直传递到二十世纪的夏尔·莫拉斯等人。与反自由的天主教派相对立的,是埃德加·基内的独特见解。基内痛感大革命后法国自由主义力量的脆弱,他试图从历史理解当下的困境。基内有个重要论断:对自由政府的创建而言,没有宗教革命的政治革命必将一事无成。与英国、荷兰和美国这些在革命后成功建立自由秩序的国家相比,法国大革命最大的缺陷是革命前和革命期间都没有发生成功的宗教革命,没有彻底摧毁天主教的统治;天主教的教皇绝对主义和教阶制度,与绝对君主制和思想专制存在隐秘但密不可分的联系。基内将这种看法贯彻到他对革命恐怖的解释中。很多史学家认为,雅各宾恐怖根源于当时的战争环境,但基内强调,恐怖其实是法国历史的一种延续,因为许多世纪以来,天主教和君主制的专横统治已经将法国分裂为两部分:审讯者和嫌疑犯;雅各宾的体制再现了十六世纪的宗教屠杀和十七世纪的龙骑兵迫害。

在今天高度世俗化的法国社会,这样的宗教论争恐怕鲜有人关注。但在十九世纪,许多重大议题都牵涉宗教。基内的论点牵涉法国共和主义的一个重大难题:如何将大多数深受天主教影响、因而很容易受君主主义诱惑的法国人接受自由与共和的理念。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何以十九世纪法国的共和主义往往带有反教权主义的色彩,何以教会的教育权利问题经常会成为争论的焦点,这也是维诺克在书中时常提到的问题。孚雷曾说,法国大革命持续的时间不是十年,而是百年,因为直到第三共和国初期,自由与共和制度才最终在法国扎根,共和派在教育领域对天主教会胜利——法国版的文化斗争(Kulturkampf)——是其中的关键环节。从这个角度看,维诺克选择1885年雨果去世为全书的结尾,可谓与孚雷的见解不谋而合:只有到第三共和国,大革命的自由才真正开始在制度中落实。

基内论点中的另一个问题同样贯穿十九世纪,那就是如何理解大革命、尤其是如何处理恐怖造成的难题。在维诺克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知识分子,只要他不秉持彻底的反革命立场,都试图将1789年的精神与恐怖区分开,如法国浪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米什莱;但路易·勃朗是一个显著的例外,这位有着社会主义倾向的作家认为雅各宾的革命专政是必要的,并十分赞赏罗伯斯庇尔。与今天的情形不同的是,这种分歧不仅涉及学术争论,更重要的是关乎法国未来的方向。第三共和国的奠基人之一儒勒·费里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共和国既要坚持大革命的自由原则、拒斥旧制度的阴魂,也要防止滑向激进的社会革命——工业时代的社会主义总在召唤罗伯斯庇尔和圣鞠斯特。维诺克的叙述已经提示读者,第三共和国的“机会主义”实属一种维护自由体制而必须采取的策略。

所幸共和国在文人中间找到了一位无与伦比的象征——维克多·雨果。书中描绘了雨果一生中的若干重要片段,但这些片段因为其时代背景而具有独特的政治史和思想史意义。雨果出身帝国将军家庭,早年是个保王派,这与早期浪漫主义文学的政治取向颇为契合。不过,1830年雨果的剧作《艾那尼》的上演之所以会引起轰动,正是因为它标志着浪漫主义的转向,它开始拥抱自由了。在1848年革命期间,雨果成为共和国的议员,随后又抵制并谴责小拿破仑的政变;在长期的政治流亡期间,他创作了《悲惨世界》这部人道主义的丰碑之作;在“凶年”期间,雨果谴责公社起义者的暴行,但公社失败后他又呼吁大赦起义者。维诺克以雨果的葬礼作为全书的结尾,可谓别有深意。雨果的不朽不仅体现在他的作品中,也在于他作品的政治意义、在于他为争取自由而进行的不懈斗争。雨果对弱者和穷人满怀同情,但他不是社会主义者。可以说,他既是共和国的箴言自由、平等、尤其是博爱的出色诠释者和实践者,又回避了激进革命者的暴力和权威主义嫌疑。这位伟大作家比任何人都堪当共和国的精神象征。


《悲惨世界》剧照

维诺克还给予了蒲鲁东很大的篇幅,乍看起来这让人有点意外。但细读之后发现,蒲鲁东的确是个非常独特的人物。人们都记得他那惊世骇俗的命题,“财产就是盗窃”;但与路易·勃朗等人不同,他反对以革命手段、自上而下地约束私有制和资本的扩张,认为这会导致专制权力;他有过一些反宗教的言论(“上帝就是恶”),但又指责勒南的《耶稣传》“没有理解耶稣的使命”,并坚信未来社会应该有新的“信条”。他赞赏一种自下而上的自治体体制,既能保障社会团结,又能避免政府的集权与专断。他反对欧洲如火如荼的民族自治运动,认为随着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分散、人口的交融,民族会日渐消失——遗憾的是,这种世界主义的愿景至今仍是一种期待。不过,二十世纪以来的历史证明,蒲鲁东对革命的见解和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他关于劳工解放的思想也启迪了后来的法国工人运动和自治(autogestion)实践。当代学者在探讨近代法国革命频发这一病灶的形成机理时,认为革命狂热植根于革命者的一种执念,他们总是相信,自上而下的政治手段可以改造社会,自由和解放可以通过政治强制达到。然而我们已经在蒲鲁东对路易·勃朗的批评中看到了类似的反思。

著名学者皮埃尔·诺拉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提到,当下的法国人已经很难理解一百年前自己同胞的精神状态,他们不认为对先辈负有dette——也就是“债”。当下这个几乎完全专注于日常事务和个人利益的社会,当然难以与十九世纪的那些宏大主题——人类的自由、解放和乌托邦——产生强烈的共鸣。这是“当下主义”与十九世纪的“理想主义”和“未来主义”的隔膜。从这个意义上说,维诺克对十九世纪的追溯是一份邀请,对法国读者而言,他可在书中发现十九世纪思想的丰富性,进而重建过去与当下之间的连续性;对中国读者来说,它给我们带来的思考应该更多——因为即使在今天,自由对我们仍然不是“理所当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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