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寿裳谈到鲁迅的《祝福》时说：“人世的惨事,不惨在狼吃阿毛,而惨在礼教吃祥林嫂。”这句话令人格外难忘，至今回想起来，仍觉毛骨悚然。人们常把“礼教”与理学相联系，视鲁迅为批判“糟粕文化”的勇敢斗士。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提到柔石，称“他的家乡，是台州的宁海，这只要一看他那台州式的硬气就知道，而且颇有点迂，有时会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觉得好像也有些这模样的。”（《鲁迅全集》第四卷《南腔北调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此文主要是纪念“左联”五烈士李伟森、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这五位青年作家均为中共党员，于1931年2月7日被国民党秘密杀害于龙华。鲁迅所谈到的柔石，浙江宁海人，与方孝孺为同乡。两人均惨遭当权者杀害。鲁迅对柔石非常欣赏，为1929年11月上海春潮书局出版的柔石的中篇小说《二月》作序（即《柔石作<二月>小引》），并为其专门作《柔石小传》。一般情况下，鲁迅对于理学家很难发生好感，而对于号称“程朱复出”的方孝孺冠以“台州式的硬气”的徽号，可以说是非常高的赞誉了。他为何对明初一位著名理学家称颂不已呢？鲁迅由柔石所联想到的方孝孺，其形象又是什么样的呢？搞清方孝孺的形象有助于理解鲁迅的内心世界，甚至增强对来自宁海的柔石形象的认识。
一般来讲，方孝孺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有气节、有学问的真性情文人。他出生于元末，成长于明初，矢志不渝地坚守着儒士心中的理想，是明代著名的文臣和学者。斯人虽已去，风范却长存。现在南京雨花台东北的山麓中还有汤显祖为方孝孺所建的墓，墓前大碑书“明方正学先生之墓”，后屡经修缮，已被列入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位于南京市雨花台的方孝孺衣冠冢
方孝孺身上有哪些因素值得鲁迅欣赏，这是值得探讨的话题。鲁迅对方孝孺的“发现”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其价值不应轻忽。但是除了“台州式的硬气”外，方孝孺还留给后人哪些遗产？评价方孝孺式的历史人物，除了道德与气节外，还有哪些必须留意的呢？
污名与正名
方孝孺幼承庭训，跟随父亲方克勤学习儒家经典，被誉为“小韩子”。 自明洪武十年开始，方孝孺来到浦阳，正式跟随宋濂学习。宋濂为当时的文坛领袖，对方孝孺格外赏识，其《送方生还宁海并序》有诗云：“岂知万牛毛，难媲一角麟。古今二千载，有如星在辰。”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包含着对弟子的远大期待。
师从宋濂，孝孺有优势结识当时的大儒，请益问学。在此期间，无论是对文章的写作，还是对学问的理解，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得到名公巨卿的推许，其文章得到了更广泛的关注。洪武二十五年，因廷臣举荐，孝孺再次赴京，被授予汉中府学教授。方孝孺到汉中后，表现出色，受到朱元璋的第十一子、蜀献王朱椿的赏识，“王好善忘势……赐号其读书之室曰正学，学者称为正学先生”。此后，世人便以正学先生来称呼方孝孺。关于两人的关系，朱椿《赐方教授诗》其三云：“四十虽闻不动心，平生富贵岂能淫？屡蒙论荐来天禄，自负文章入翰林。养望也须添白发，观光仍遣教青衿。河间好古嗟予慕，多士从游爱子深。”此诗既从侧面道出孝孺的自负，也展现蜀王对他的赏识之情。
在朱元璋时代，朝廷实行重典治国，文人心惊胆颤，几乎陷入集体的失语状态。除了歌功颂德，沉默便成了常态。即便如此，文人亦是动辄被戮。一代文豪高启牵入魏观案被腰斩，被誉为明朝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因长孙宋慎牵连进胡惟庸案被流放而死，苏伯衡坐表笺罪而死。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尽管有这样的高压政策，方孝孺依然敢于直面残酷的现实，秉笔书写朝廷之弊端。方孝孺《海米行》云：“海边有草名海米，大非蓬蒿小非荠。妇女携篮昼作群，采掇仍于海中洗。归来涤斧烧松枝，煮米为饭充朝饥。莫辞苦涩不下咽，性命聊假须臾时。皇天不仁我当死，况乃催科急如矢。来年拟作日月期，欲保余生更傒尔。呜呼弃止不复陈，椎牛酣酒为何人！”此诗出自真性情，直面残酷的现实，敢于批判朱元璋的弊政，显示了非同一般的勇气。
建文新朝建立后，方孝孺可谓是此一时期的文坛领袖，人生达到了新的巅峰。文人士子与孝孺交往，多对其学、行倍加赞赏。在存传至今的诗文中，可以看到大量以正学来称颂方孝孺的诗文题目。同在建文朝为官的王叔英在和方孝孺写书写的时候，称孝孺为正学。《明文衡》卷二十七收录王叔英的《与方正学书》：“惟执事之身系天下之望、士之进退，天下之幸、不幸，与焉。侧闻被召，计此时必已到京，获膺大任矣。兹实天下之大幸也。”王叔英写此信之际，孝孺方奉诏进京。他在信中告诫孝孺要注意密切联系实际情况推行政策，即“虽然天下之事，固有行于古而亦可行于今者，亦有行于古而难行于今者，如夏时周冕之类，此行于古而亦可以行于今者也；如井田、封建之类，可行于古而难行于今者也。可行者行之，则人之从之也易；难行者而行之，则人之从之也难。从之易，则民乐其利从之；难，则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所贵乎得时措之宜也”。可惜，方孝孺未能采取王叔英的建议，而是戮力恢复周代的井田等制度。这是孝孺常被批评迂腐的地方，或者谓之空谈。在某种意义上，这也体现了鲁迅所认为的“迂”，此亦是常遭后世诟病之处。
王绅却并不认为孝孺是迂腐的，在其诗文中时常发自内心地佩服方孝孺，如《送正学方先生》：“交久情自笃，道同谊弥深。岂曰足可取，偶契贤哲心。樗朴产深谷，莫为斤斧寻。误蒙匠石睨，价比南州金。钧天绝遗响，竿籁竞哇淫。孰识爨下质，乃是稀世音。物理固则然，天命良足谌。握手歧路侧，慨然发长唫。”在此诗中，王绅对孝孺的才华极尽赞美，两人情谊深厚，互相视为知音，共同探讨圣贤之道，惜别之情，不言自明。
靖难之役，方孝孺十族被诛，遭遇甚为惨烈。《明通鉴》记载：“上之发北平也，道衍以孝孺为托，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上颔之……召至，使草诏。孝孺衰绖入，悲痛声彻殿陛……上欲强之，孝孺乃索笔大书‘燕贼篡位’四字，上大怒，命磔诸市。孝孺慷慨就死……弟孝友，同时就戮，亦赋诗一章死。妻郑及二子中宪、中愈先自经死，二女投秦淮河死。”方氏一门，皆宁死不屈。自从被诛杀后，其大义凛然的气节，更为士林之楷模，令后世的文人士子追怀不已。
方孝孺
必须指出的是，“读书种子”方孝孺被诛杀后，其形象在当时并不是非常高大上的。杨士奇等馆阁文臣在纂修《明太宗实录》谈到靖难之役的时候，写到方孝孺的表现，不惜大肆歪曲历史，描写孝孺在朱棣入宫之际，为了活命而磕头求饶，即“时有执方孝孺来献者，上指宫中烟焰谓孝孺曰：‘此皆汝辈所为，汝罪何逃！’孝孺叩头祈哀，上顾左右曰：‘勿令遽死。’遂收之……执奸臣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至阙下，上数其罪，咸伏辜，遂戮于市。”（《明太宗实录》卷九下）对于这样的描写，满朝文武大臣无人提出异议，这不啻是对建文忠臣的侮辱。随着时间的流逝，真相被揭开。朱棣去世后，朱高炽即位，是为仁宗，他谕群臣曰：“若方孝孺辈皆忠臣，诏从宽典。”（《方正学先生逊志斋集外纪》卷上）。
此后，不少文士也开始以诗文形式凭吊方孝孺，颂扬其气节。王思任《方正学先生墓》其一云：“西风何处吊英魂，万死先生觉未冤。一个心坚留是字，千秋口实遂难言。追陪叩马终多事，成就龙逢亦至恩。此语尊前知曲折，低头空自拜黄昏。”（王思任《谑庵文饭小品》卷二）王思任不认可馆阁文臣的做法，称此举是“终多事”。接着王思任复作一诗，表达对方孝孺的仰慕之情：“当年大节未能称，此日荒堆价岂增？十族有魂依暗月，九原无愧付青灯。江流过墓俱成泪，野鸟攀松尽作藤。浩气万年应不散，朝朝暮暮对钟陵。”（王思任《谑庵文饭小品》卷二）
历史的背面
有的论者认为方孝孺只是一个夸夸其谈的文人，这也是影响比较大的一个观点。事实究竟是怎么样的呢？果真如此的话，他会受到鲁迅的青睐吗？这主要着眼于方孝孺的政治理想，即改革现有体制，希望以周礼治国，并撰写《与友人论井田》等相关文章。事实上，方孝孺的观点不但古人有相关辨析，而且也受到二十世纪以来萧公权等著名政治学者的高度评价。对此，陈子龙认真研读过方孝孺《逊志斋集》后，得出结论：“夫先生所最好者《周礼》，而凡驳而未纯、迂而难信者，皆著论以辩之，乃知先生之学，非专于泥古疏阔而难行者矣”。（陈子龙《方正学先生逊志斋集序》）方孝孺生活的时代，尤其是洪武年间，不少文士如宋濂、刘基等，频频向周、孔致意，并希望以礼乐文化的建设，树立明王朝新气象。在通俗文学作品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所留存相关记忆。
吴敬梓《儒林外史》中所设定的人物生活的时代是明代中晚期，其第九回便从一个佃户邹吉甫的视角讲述了他从父亲口中听到的情况：“而今人情薄了，这米做出的酒都是薄的。我听我老爹说，当年，在洪武爷手里过日子，各样都好；二斗米做酒，足足做出二十斤。后来，永乐爷掌了江山，不知怎的，样样都变了，二斗米只做得出十五六斤酒来。我是扣准了米和水的分量，酿出的酒还是这般寡淡无味。”他对明太祖时代充满向往，并希望孩子们能过洪武年间那样的生活，“我是老了，不中用了，怎得天可怜见，让孩子们再过几年洪武爷的日子就好了”。值得注意的是，他最后发出的感慨：“听人家说，洪武爷的天下要同孔夫子的周朝一样好的，就为出了个永乐爷就弄坏了”。此处，我们可以知道在邹吉甫这样的佃户心目中，洪武时代是一个令人向往的时代，民风淳朴，世道清明，本来是要发展到“同孔夫子的周朝一样好的”，结果出来一个朱棣，就把这种进程打断了。鲁迅对《儒林外史》非常喜爱，并在其《中国小说史略》中对此书进行探讨，对此应该有比较深的印象。经过宋濂、刘基、吴沉等儒士在洪武年间的制礼作乐的实践和相关文章论说，方孝孺想要以周礼治国已具有一定的文化氛围，也是符合帝王的治世期待的。这也说明方孝孺的政治设想并非空穴来风，所要考量的是以何种方式来实现儒士心中的治世理想。
为进一步说明问题，我们先来看看鲁迅所佩服或讨厌文人的特点。鲁迅对帮闲文人多有批判，对奸臣更是痛恨不已。鲁迅《女吊》开篇便引用王思任骂马士英的话“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并谈到自己很喜欢听到或引用这两句话。这体现了鲁迅嫉恶如仇的个性。鲁迅对于真正有学问的学者是发自内心敬佩的，其所批评的是一知半解的“假古董”。鲁迅对复兴古学的态度，可以从他对学衡派的看法中略知一二。鲁迅《估<学衡>》云：“夫所谓《学衡》者，据我看来，实不过聚在‘聚宝之门’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虽然自称为‘衡’，而本身的称星尚且未曾订好，更何论于他所衡的轻重的是非。”此文批评学衡派字句未通，于新文化无伤，于国粹也差得远。
鲁迅虽然看待传统文化的观点似有偏激，然并非把整个传统文化一概否定。他是有着自己的看法和追求的，不满于所处时代之人对传统文化的态度：“试去翻一翻历史里的儒林传和文苑传罢，可有一个将旧书当古董的鸿儒，可有一个以拆白饷阅者的文士？”，并且身体力行整理《唐宋传奇集》，撰写《汉文学史纲要》和《中国小说史略》。同样，鲁迅由柔石所想到的方孝孺也是一位名满天下的学者，担任蜀献王的世子师和一代帝师。
方孝孺被尊为一代正学，不惟是师友的推奖，更主要的是他自己对正学的承传与弘扬。在方孝孺生活的时代，伴随着风起云涌的社会大动荡，无论人文生态，还是士子心态，均发生了新变。王朝初建，朱元璋便思考长治久安之道，把目光转向了儒士，希望他们能够辅佐自己兴一代之礼乐教化，鸣一代之盛，从而确立大明王朝的政治文化制度。深受儒家文化陶铸的知识分子，深谙欲兴王道，实现旧邦新造，必肇启于礼乐文化复兴。大批知识分子满怀信心地投入到国家的文化建设中，为明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文坛转向雅正之音，是明代在文化上复兴的一个重要标志。对于一代新风气的形成，方孝孺的贡献亦不可忽视。现择其要者绍述于下：
其一，向传统致敬，兴复古学，创作雅正宏大的文学作品。翻开历史的书页，最令孝孺向往的便是“其法素备、其教素明”的三代之时。这是他频频回首与致敬的时代。方孝孺对此频频致意，戮力创作，弘扬着儒家优秀传统的高格朗调，创作了《深虑论》《释统》《后正统论》等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严格辨明了正统与变统，并系统阐述了华夷之辨，为有明一代文学的演进奠定了厚重的基调。《明史-方孝孺传》记载：“孝孺工文章，醇深豪迈。每一篇出，海内争相传诵”。方孝孺的存在，有力地扭转了文坛的纤弱之风，促进了明王朝一代新文风的形成。除此之外，其文章在明代文坛独树一帜，屡见于诸家选本之中，更是为其后的士子所效法。
黄宗羲《<明文案>序》（上）云：“有明之文，莫盛于国初，再盛于嘉靖，三盛于崇祯。”在黄宗羲看来，明文最盛的时期为明初，有明文章正宗在此时确立，宋濂、方孝孺是奠基人，并且一直延续下去，没有中断，即“有明文章正宗，盖未尝一日而亡也。自宋、方以后，东里、春雨继之，一时庙堂之上，皆质有其文”。黄宗羲在《<明文案>序》中点出方孝孺在明文演进所起的奠基作用，誉之为“明代文章正宗”。
其二，立足社会现实，致力于美教化、移风俗。文学皆关乎世道人心。礼崩乐坏的元末，世道浇漓，人心不古。朱明王朝建立后，实施了一定程度的文化重建。方孝孺每到一地，均留心当地的历史文化，尤其是在山东济宁的时候。观周孔之旧迹，慨然向往周公的时代。周公以礼正俗，孝孺亦终生思考用礼乐文化规范民俗，希望达到以教化美风俗的理想境界。这主要体现在他的《族谱序》《重谱》《柳氏谱记》等文章中，对尊祖、重谱、睦族的重视，有助于激发人们的向善向美之心。方孝孺在宗谱中所倡导的扬善隐恶之体例，能够唤起人们心底深处的伦理亲情记忆，至今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令人赞赏的是方孝孺在家谱的修纂体例中，明确规定妻妾和出嫁的女子可以入谱，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做法，体现了较为开明的观念。现代学者谈及乡约，方孝孺是无法绕过的重要人物。综上，可以说明，方孝孺是一个注重实学，追求实事实功的学者，是浙东学派的优秀代表。
鲁迅对方孝孺的“发现”及当下省思
鲁迅是一位极其严谨的学者和作家，方孝孺的名字在他的作品中并非随随便便就出现的，而是有着深思熟虑的。他以自己最熟悉的柔石来想象方孝孺，鼓励青年作家不畏权威，继续勇敢前行。虽然时代不同，方孝孺所处的环境却和鲁迅所处的现实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在朱元璋时代，满朝文武大臣或沉浸在歌功颂德之事，或保持沉默，遁迹于山林，对民生疾苦几乎视若罔闻；朱棣造反，发动靖难之役，朝臣纷纷投降，摇身一变成为新朝之权贵，如黄淮、胡广、杨溥等人，继续颂圣美政而毫无惭愧之情。相比之下，像方孝孺这种不畏强权，敢于大骂朱棣“燕贼篡位”的则显得弥足珍贵和难得，其大义凛然的精神令士人肃然起敬。
历史的齿轮转到民国时期，在柔石等人遇害之际，文人几乎同样是失语的。用鲁迅自己的话说就是“当时上海的报章都不敢载这件事情，或者也许是不愿，或许是不屑载这件事情，只在《文艺新闻》上有一点隐约其辞的文章”（《南腔北调集·为了忘却的记念》），可见形势之严峻。
鲁迅所“发现”的方孝孺及其“台州式的硬气”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资源。中国“士”的心迹演变史发展到明代，无疑要为孝孺记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孝孺对民族心理的一个重大贡献便是鲁迅所说的“台州式的硬气”。在中国历史上，被诛十族者，惟有孝孺一人而已。靖难之役中，孝孺宁死不屈，拒不为燕王草诏，表现了崇高的气节，深刻影响着有明一代的“士风”。方孝孺人是死了，精神却流传千秋。在郭英德看来，“整个时代最正统的文学，最值得称赞的文学，应该是这种文学，是这样的人格……现在做得还很不够”。方孝孺铮铮铁骨的精神，曾在民族危亡之际起过巨大的鼓舞作用。不但明清易代之际，孝孺备受刘宗周、陈子龙等人的推崇，而且在20世纪中华民族进行抗战的最为艰难的阶段，孝孺的精神亦曾激励着全国的抗战。1941年4月，日军大举入侵浙东，余姚等地相继沦陷，宁海成为抗日前线。同年，8月28日，宁海人民自觉发动每人捐款一元购买“宁海正学”号飞机对日作战。据《捐献宁海正学号飞机以抗击日本侵略》一文介绍：“取名《宁海正学号》，以乡贤方正学为命名，要以方正学先生的忠君爱国思想来保家卫国，抗击日本的侵略达到抗战的胜利”。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宁海超额完成捐献宁海正学号飞机的任务，为抗日战争做出重要贡献。
鲁迅作《为了忘却的记念》回顾自己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其埋得不能呼吸，只能用这样的笔墨纪念五位青年作家，使得自己苟延残喘，心情压抑至极。同时，鲁迅表达希望，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柔石经过鲁迅的表彰，已经为人所熟知。鲁迅所“发现”的方孝孺，也已经成为浙东大地的一张名片，尤其是“台州式的硬气”已成为民族精神的一部分，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与“台州式的硬气”这一地方名片相比，方孝孺“被发现”的过程，似乎更值得注意。1924年，时任江苏省省长韩国钧所书的一副对联：“十族殉忠天遗六氏，一抔埋血地接孝陵”，横批：“天地正气”，是对方孝孺精神的生动写照。九年后，鲁迅作《为了忘却的记念》，进而提炼出浙东文人的精神品格为“台州式的硬气”。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关注方孝孺，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1925年6月2日，鲁迅写给许广平的信中提到私拆函件，是中国的惯技，便谈及“听说明的方孝孺，就被永乐皇帝灭十族，其一是‘师’，但也许是齐东野语，我没有考查过这事的真伪”。（《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两地书·二六》）而在同月16日，鲁迅谈到革命，谈到革命政府的所在地南京，“当然格外文明”，“但我去一看先前的满人的住处，却是一片瓦砾；只有方孝孺血迹石的亭子总算还在”。（《鲁迅全集》第一卷《 坟·杂忆》）革命是鲁迅一直思考的话题，他反对不彻底的革命，因此当谈及作为革命政府所在地的南京，所留下的只有“方孝孺血迹石的亭子”还在，意蕴深刻，令人不觉陷入沉思。在作《为了忘却的记念》两年后的1935年12月29日，鲁迅写《<花边文学>序言》， 面对发表文章要被抽去“几根骨头”，其朋友谈到“现在的文章，是不会有骨气的了”，鲁迅则回应“现在有些人不在拼命表彰文天祥、方孝孺么，幸而他们是宋明人，如果活在现在，他们的言行是谁也无从知道的”。（《鲁迅全集》第五卷）在此，针对拼命表彰方孝孺等文士的热闹景象，鲁迅又开始对“方孝孺”式的人物进行了新的反思。
鲁迅对方孝孺的重新发现，给我们带来了新的认识。同时，我们也应该反思，不能被表象所迷惑，历史人物是丰富多样的，应当回到历史的语境中，抱着“同情之理解”的态度，去思考当时文士的抉择以及执守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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