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思1848，一场被低估的革命

《1848：革命之年》， [美]迈克·拉波特著，郭东波、杜利敏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496页，92.00元

十九世纪中期，从法兰西到奥地利帝国的东部边境，从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到意大利的西西里，到处都出现了反抗专制、要求自由以及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抗争，历时两年之久。这便是1848年革命。从欧洲范围来看，这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1917年俄国革命前欧洲规模最大的革命运动。然而，相比这两场革命，学术界对1848年革命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这场世纪中的革命一直遭到冷遇。事实上，从欧洲近代的历史进程来看，1848年革命的历史意义非同寻常。

首先，它是第一次席卷大部分欧洲地区的革命。在1848年巴黎二月革命之后，这场革命的风暴迅速向周围传播，特别是在中南欧，随后成为了革命的主战场，例如中欧的维也纳、柏林，南欧的米兰、威尼斯、罗马、巴勒莫，奥地利帝国边境的雅西、布拉日、布加勒斯特，欧洲很多重要的城市纷纷爆发革命或起义，并且向周围的乡村蔓延。与法国大革命通过军队将革命传播到欧洲各地不同，这些地区的民众在受到二月革命的鼓舞之后，自发地爆发了革命。

就空间的意义上来说，1848年革命才是一场真正欧洲范围的革命。各地不仅在相近的时间发生革命，而且革命爆发的背景、革命的目标和发展进程都大致相似。从背景上说，革命前整个欧洲都处在维也纳体系建立起来的保守秩序之中，各地人民都在经受农业和工业危机带来灾难，并且质疑君主制政府处理社会危机和政治问题的能力。就目标而言，各国自由派都期望看到政治改革，希望实行宪政，赋予公民有限的选举权，建立起立宪君主统治体制；当然一些地区的激进派则希望建立共和制，实现基本的男性普选，实现自由。在革命的初期，由于各个社会阶层、政治派系的联合，保守秩序迅速瓦解，制宪议会纷纷建立。但在经历短期的成功之后，革命者在建立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如何处理各民族之间的利益冲突、如何解决社会上普遍的贫困这些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温和的自由主义者寻求与保守势力联合恢复秩序，激进派则尝试动员底层要求进一步革命。最终，在1848年革命最初被赶下台的当局在一两年内纷纷迅速重新夺回其统治权。

最初，1848年欧洲的革命者并没有设想并组织起一场全欧洲范围内的革命，但革命在一个国家率先爆发后，便迅速蔓延扩展成为了一场整体性的革命。各地的革命者之间相互联系，彼此呼应，各国的空间都成了革命的策源地。例如巴黎的二月革命掀起了革命的风潮，随后维也纳的三月革命爆发，导致欧洲保守秩序的缔造者，奥地利帝国首相梅特出逃，同时，帝国统治下的意大利地区、匈牙利、捷克等地区相继爆发革命。在革命浪潮的席卷下，各国的革命者团结一致，互相 支持，例如德意志、波兰的革命者到革命之都巴黎寻求帮助；法兰克福议会的议员认为帮助波兰复国是他们光荣的任务；德意志共和派在柏林召集人民大会时，宣传海报表示会上将有德语、英语和法语的演讲，并分别用这三种语言赞颂了共和制。维也纳的革命者被围困时，尝试向匈牙利军队寻求帮助。革命中的威尼斯与匈牙利选择结盟，共同对付奥地利帝国的军队。但相比革命者之间的联合，欧洲反革命势力的联盟似乎更为成功。这或许部分得益于梅特涅苦心经营的欧洲保守体系。德意志各邦国王公通过德意志邦联寻求军事援助，镇压革命。沙皇尼古拉一世协助奥地利皇帝围剿了匈牙利革命，教皇庇护九世出逃后，法国军队派兵攻打罗马共和国。最终，保守势力合力镇压了革命，1848年革命最终失败。

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欧洲性的革命，各地的革命者虽然共同的理念，但革命也唤醒了各民族的解放与独立的愿望，或者说，民族的独立也就是这场革命的一项内容。但在革命唤醒了民族主义和民族独立的同时，也随之带来了不同民族间的利益冲突。匈牙利从要求自治权转变为宣布独立，匈牙利在反抗奥地利的统治时，其境内的斯洛伐克人、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也在反对马扎尔贵族，追求自身的独立。法兰克福议会里，议员们为大德意志方案和小德意志方案争论不休。普鲁士与丹麦差点因为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发生战争。德国历史学家法伊特·瓦伦丁（Veit Valentino）认为，1848年革命是一个关键节点，此前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能够共存，此后二者彻底对立。的确，这一观察是正确的，此后的欧洲陷入了激烈的民族冲突之中，只有在“二战”之后，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开始才让人们重新审视这场他们共同的革命，关注欧洲整体的整合。

1848年革命的另一个特点是参与这次革命的社会阶层非常广泛。这场革命不仅仅是由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反动，工人，中东欧各地的农民也积极加入。为什么那么多不同的社会阶层参与其中？一个鲜明的背景是，当时严重的政治困境与经济、社会危机同时出现，不满在社会各个基层中蔓延。

从革命提出的要求来看，这场运动最初的领导者似乎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1815年之后，欧洲重新建立起了保守秩序，但在十九世纪前几十年里，由于受到了法国革命的影响，政治反对派力量不断增强，他们反对绝对主义或封建主义，要求取消特权，赋予每个人基本的公民权，实现法律面前的平等，创建代议制机构，所有这些意味着体制的更新与重建。尽管反对派政治立场有些差异，但这些人通常出身于富裕家庭，受过良好教育，属于知识阶层。英国历史学家刘易斯·内米尔（Lewis Namier）在其研究1848年革命的经典著作《1848：知识分子的革命》中提出，1848年革命中，欧洲各国情况不尽相同，它们的思想目标是一致的，而且欧洲的知识分子有着基本的团结和凝聚力。正是他们参与了政治思想的创造和传播，而这些理论让革命走向激进。内米尔因此将1848年革命定义为“知识分子的革命”。

另一方面，工人和农民的参与支持了革命，并赋予了1848年革命独特的色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随着工业革命的行进，欧洲的工人和农民主要被社会问题，或者说贫困问题困扰。在农村地区，农奴制尚未完全废除，粮食歉收又让农民在整个革命前的四十年代饱受艰难。在城市，行会制度逐渐解体，工匠、手艺人面临着大工业的威胁，而进入工厂工作的产业工人的境况也很糟糕。因此，如何改善民众的境况，提升其生活水平，获得应有的一种权利成为当时社会的紧迫问题。由此也造就了1848年革命具有社会革命的特点。著名思想家，也是法国1848年革命的亲历者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认为，这场革命“不是一场骚乱，而是所有内战中最可怕的一次，是阶级反对阶级、一无所有者反对有产者的战争”。“起义的目的并不在于改变政府的模式，而是在于变更社会秩序。说实话，它并非一场政治斗争，而是一场阶级战斗，一种奴隶战争……人们不应从起义中只看到工人的反应是激烈的、盲目的这一点，而应从起义中看到，他们为摆脱其被人们称之为非法压迫的生存环境，为了开辟一条通往他们向往的幸福生活——很久以来人们就给他们指出，那是他们的权利——的道路而不惜使用武力，工人的这种力量是强大的。”

于是，当中产阶层认识要求参与政治意识的时候，农民和工人更关注经济权利。在西欧，农民抱怨税收、地主残余的特权、限制他们进入森林和草地的传统权利，以及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其他问题。在东欧，农民则抨击残余的农奴制，他们要求废除强制劳役和封建地租，甚至获得他们耕种的土地。

工人则努力要求获得经济保障，摆脱失业与贫困。值得一提的是，1848年欧洲最具政治色彩的工人通常是在手工业作坊工作的技艺娴熟的工匠，而不是工厂、铁路的无产阶级工人。因为工匠受过教育，且有行业组织，还有社会、政治传统。一方面，他们具有一定的传统性。希望保持独立、竭力对抗工业化，他们并不希望通过阶级斗争，而是希望通过行业保护、维持工匠之间的团结这些传统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思想的兴起为他们注入了新的内容。以法国为例，工人提交的请愿书要求国家支持经济方面的改革，提供就业保障，建立劳工组织，保障生病的工人及家属享有最低就医保险。

尽管不同的诉求最终将导致革命者阵营的分化，但各个社会阶层卷入了1848年的革命洪流之中。以往被忽视的农民成了各派争取的对象。数百万欧洲人第一次参加到政治活动、政治组织当中，他们首次获得了选举权，甚至成为候选人、议员。革命中，除了革命未波及的沙俄帝国，欧洲的农奴制基本被废除；法国政府首次建立了国家工场以缓解失业和贫穷问题。这是1848年革命的成果，也是它区别于1789年这一政治革命的独特之处。

另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不同的社会阶层是如何动员起来的呢。一些学者，如乔纳森·斯玻伯（Jonathan Sperber），非常重视1848年革命中群众的政治运动，研究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公共政治生活，政治组织的思想与组织方式，各阶层之间的联系，1848年的政治思潮对不同阶层的意义。在斯玻伯看来，1848年夏天和秋天的大众民主运动的骚动、各派力量的重新组合及组织方式最能体现1848年革命的特点。

1848年革命既是一场欧洲整体的革命，又容纳了十九世纪中期主要的政治议题，然而这一影响深远的革命长期以来为人低估。相比1789年革命、1917年革命，1848年革命更少被纪念和重视。这或许与它最终失败的结果相关，也因为在此后一个世纪多的岁月里，欧洲陷入了各民族、各阶层、各政治派别的混战中，人们对1848年革命的印象长期以来与各自的政治立场密不可分。

1848年之后的一个世纪中，最积极纪念它的声音来自劳工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在参加各种工人组织，通过《新莱茵报》参与运动。他们留下了许多与1848年革命相关的文本，如《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前，德意志的社会主义者会在3月18日，柏林巷战的纪念日，游行到埋葬起义者的腓特烈斯海因公墓。法国、意大利、奥匈帝国的一些地区，社会主义者也积极纪念1848年的抗争。这些纪念活动部分促使历史学家将1848年革命主要与劳工运动相联系。

持其他政治观点的人对待1848年革命的态度则更加复杂，并且主要跟各个民族国家的政治情况相连。在德国、意大利、匈牙利这些地方，1848年革命是其民族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国对革命的评价不尽相同。以德国为例，1890年，就在1848年革命爆发五十二周年之际，在德国议会的辩论中，保守主义者和自由民族主义者都谴责1848年的“暴民”，赞扬俾斯麦式的德国民族主义英雄。直到二十世纪初魏玛共和国才给予了1848年革命积极的评价，赞扬它试图通过宪政与和平的方式建立一个统一的德意志。然而，这种评论连同魏玛共和国自身一起遭到了反对派的攻击。相对而言，匈牙利对1848年的态度较为积极，它在这里被称为独立运动，3月15日至今仍是匈牙利的国庆日之一。

在民族国家早已建立的法国，二十世纪以前，尽管一些学会（包括某些政治人物）会资助1848年革命的相关研究，但政府没有从官方的立场公开纪念1848年革命的活动。对于社会主义者而言，巴黎的六月起义代表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背叛。他们更偏爱纪念《共产党宣言》的诞生和巴黎公社。对于中右派而言，1789年革命是更好的选择。1848年作为理想主义者失败的尝试而被轻视。

1848年常被认为是被“错过”的一年，因为它站在历史的转折点，面对大工业生产和民族主义兴起带来的现代问题，错失了通过自由的、相对和平的手段来解决现代问题、实现革命者所提出的目标的机会。而随着历史的发展，目前，在经历了二十世纪前几十年的灾难之后，1848年革命得到了更多的认可，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次欧洲革命其实决定了欧洲的历史命运。一方面，虽然革命被剿灭，但革命指引了历史发展的方向，它提出的某些目标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相继实现。意大利、德意志实现统一，奥地利帝国改组为奥匈帝国，宪法与议会也相继诞生。另一方面，后来很多国家实现政治统一和民族独立这些目标所用的手段与1848年截然不同，例如德意志没能通过自由的和议会选举的方式实现“自下而上”的统一，而是走上了用血与铁的手段实现民族国家统一的模式。奥匈帝国内部的民族冲突愈演愈烈，并把整个世界带入了战争的深渊。因此，这些一系列的极端事件让欧洲人有足够的理由回忆和记住那场他们共同的革命。

1998年，在1848年革命一百五十周年之际，伴随着欧盟的东扩，人们日益关注欧洲一体化的问题，这推动了欧美学者重新开始关注这场革命，从欧洲整体的视角解读这场革命。如今欧盟面临着难民危机、恐怖袭击、英国脱欧等一系列困境，回顾十九世纪中期这场革命，即可提醒我们重新关注欧洲整体性的未来的走向，避免重复1848年革命之后的悲剧。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新近出版的《1848：革命之年》是我国少见的系统介绍1848年革命的著作。作者迈克·拉波特现任格拉斯哥大学教授，主要从事法国史和革命史研究。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而言，1848年革命是一个经典的课题。与其他史学课题类似，二十世纪后半叶1848年革命的研究路径发生了重大转变。从关注英雄人物的政治史向社会史、新文化史转变。新的研究不再将革命的议会、各大都市作为焦点，而将目光转移到各省的市镇与乡村上，从精英型的民族领袖转移到地方政治活动家、工匠、劳工、农民身上；研究十九世纪中期的社会、经济、文化的转变与革命之间关系；当时政治组织的性质、动员的方式，讨论政治活动的形式、象征符号等。从这一方面来说，《1848：革命之年》一书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更为有益的是，作者秉承着文化史研究的叙事特质，尝试将生动的叙事与社会结构、社会冲突、政治组织、政治生活的文化表达这些新的研究方法相结合，在生动描绘故事的同时，展示学界从不同角度对1848年革命的研究与解读。多年来中国学界对1848年革命的研究非常少，对于大多数读者而言，他们对这场革命仍然比较陌生。希冀这本书的出版能引发更多人关注1848年革命，并推动对此展开研究，从而对欧洲这一场革命的反思中挖掘出更多的历史资源，也借以丰富我们对欧洲的理解，和激发起对欧洲未来命运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