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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体见用,《新儒学义理要诠》的论域、范式、理论关照与方法

自1980华东地区宋明理学会议及1981年全国宋明理学会议的召开到今天为止,宋明理学研究走过了近四十年的发展历程,在宋明理学诸多领域都形成了丰厚的理论成果,但即便如此,在一些主题的探讨上仍有可推进之处

自1980华东地区宋明理学会议及1981年全国宋明理学会议的召开到今天为止,宋明理学研究走过了近四十年的发展历程,在宋明理学诸多领域都形成了丰厚的理论成果,但即便如此,在一些主题的探讨上仍有可推进之处。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方旭东教授的新著《新儒学义理要诠》通过对新儒学物性论的分析将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推进至较为深入的理论层面。代表宋明理学研究不同学统的专家最近就此著进行了学术研讨。


2019年8月30日,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方旭东教授《新儒学义理要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7月)新书座谈会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召开。此次会议由上海市儒学研究会、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发起,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厦门大学、南昌大学、杭州师范大学、浙江省社科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就《新儒学义理要诠》一书展开深入的学术研讨。

推进新儒学相关主题的研究

自1980华东地区宋明理学会议及1981年全国宋明理学会议的召开到今天为止,宋明理学研究走过了近四十年的发展历程,在宋明理学诸多领域都形成了丰厚的理论成果,但即便如此,在一些主题的探讨上仍有可推进之处。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何俊教授指出,经过近四十年的宋明理学研究虽然取得很大成果,但宋明理学与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依然存在隔膜,其中一个原因是,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所建立的新的话语和思想始终没有实现和宋明理学的良好对接,比如新文化运动以来建立的最重要的观念之一是“科学”,而“科学”这一观念之所以能被接受,其内在的观念基础就是宋明理学的格物致知思想,但我们对宋明理学的物、物性以及格物致知的研究还停留在较为笼统的层面,《新儒学义理要诠》通过对新儒学物性论的分析将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推进至较为深入的理论层面。

南昌大学杨柱才教授认为,《新儒学义理要诠》将《近思录》视为新儒学之“经”,并从“经”的角度对《近思录》加以研究,这一做法使我们对宋明理学文献的不同重要性有一定认识,值得肯定。此外,他还指出,《新儒学义理要诠》对新儒学穷理说的探索推进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一般谈到穷理都会自然联想到二程和朱子,而对横渠和程门后学不免有所忽视,因为,横渠的穷理说似较为笼统,而程门后学对格物似乎也没有深入展开。但《新儒学义理要诠》对张载的穷理说给予高度关注,认为张载的穷理说与二程之穷理说只是进路不同,并非不重要。这种做法打破了以往我们对穷理说的关注只强调其论说之系统性的主张,提醒我们对理学的研究不能局限于常规性的系统性理论,还要对相关的论说加以足够关注。北京大学哲学系杨立华教授亦指出,《新儒学义理要诠》对张载穷理说的讨论,强调张载在穷理说是一个过程,而非像大程子那样一时具了,由此进入讨论,既见功夫,也见新意。

开拓新儒学研究论域

以往宋明理学研究中讨论较多是心性、理气、本体、工夫等话题,但实际上从更广的视域来看,宋明理学所关注的话题远较此为广,因而,如何拓展宋明理学的研究论域,展开更为全面的研究仍然是当前新儒学研究中值得思考的问题。厦门大学哲学系朱人求教授指出,《新儒学义理要诠》略人之所详,详人之所略,在一些新的领域做了艰深研究,尤其是其关于科举的讨论。一般看来,科举属于教育史的话题,而《新儒学义理要诠》将其作为哲学和思想史的研究对象,认为科举关切道学的具体发用,即其所谓“明体见用”,这是很有见的的。何俊教授亦指出,以往出于反迷信的立场,在宋明理学研究中,对鬼神观念没有给予足够关注,但实际上这些观念不仅一直存在于传统生活当中,也延续于今天开始复苏的很多民间的生活方式,《新儒学义理要诠》对于新儒学鬼神观的分析无疑拓展了宋明理学的研究论域。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孙宝山教授指出,《新儒学义理要诠》之所以要以“新儒学”为题而不使用传统“宋明理学”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本书对宋明理学的探讨超出了理学的范围,因为,理学的重点在于对心性的探讨,而本书中对悌道、科举等内容的探讨明显逸出了这一范围。

尝试开启新儒学研究的范式转换

如所周知,近四十年的宋明理学研究当中所流行的理论架构是本体论、工夫论、理气论、心性论等研究模式。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吴震教授结合其“多卷本《宋明理学史新编》”重大项目指出,对宋明理学的研究,方法论的突破至为重要。近四十年的宋明理学研究,一方面打破了以往唯物唯心两条对子的研究模式,但同时又形成了新的所谓本体论、工夫论等研究模式。后者尽管十分重要,但对宋明理学的研究并非唯此一路,实际上还可以就问题本身来挖掘宋明理学所内涵的一些重要哲学问题,况且在所谓本体、心性的研究框架之下,有些非常重要的问题反而无法被纳入其中,比如朱子关于鬼神的讨论——其中内含着朱子是否有终极关怀的问题,而《新儒学义理要诠》对新儒学鬼神观的讨论则明显突破了上述理论架构。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徐洪兴教授指出,当前的宋明理学研究有种固化的趋势,而这又是由于我们对宋明理学的研究范式的固化导致的,实际上对宋明理学的研究可以有很多新的面向,比如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其中对科举的讨论就带有这种面向,而科举与成人相关,因此,不能说科举与理学无关。就《新儒学义理要诠》的选题而言,也体现出对这一新的面向的探索,这启发我们:对宋明理学的研究需要转换研究范式。朱人求教授认为,《新儒学义理要诠》试图去做一种方法的建构和范式的转换,这种范式转换就是一种概念图式的转换,更换思维的帽子,不再使用我们原来熟知的哲学概念范畴,而是将理学的政治话语分析收摄其中。杨立华教授亦指出,经过近四十年的宋明理学研究,产生了非常多的成果,但同时也使得我们的研究进入了某种舒适区,常常看到一些著作,充斥着大量重复性的梳理,其间有一些局部性的新见,从著述的角度来说,这不构成一个完整的写作。学术研究变成了操作,忽视了对事情本身的关注,而《新儒学义理要诠》则体现出作者不甘于把学术生活变成某种惰性的和现成操作的努力。和既有的研究相比,《新儒学义理要诠》既非历史的梳理,也非体系化的展现,而是围绕核心问题展开研究,就此而言,《新儒学义理要诠》是一个完整的写作。

整体性的理论关照

《新儒学义理要诠》称其主旨是“按体——用模式对新儒学义理所做的整体性研究,既有对新儒学基本原理的重点考察,又有对新儒学实践的多方探索,以期全面把握新儒学义理的特质,收‘明体见用’之功。”与会专家亦就这一主题展开讨论。朱人求教授指出,方旭东教授将《新儒学义理要诠》定位为“向《近思录》致敬之作”,并以体用来概括全书主旨,实际上正如《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以及朱子之“全体大用”,理学本身就是一个内圣外王的整体,就此而言,《新儒学义理要诠》的叙述框架体现出一种整体性的理论关照。杭州师范大学国学院范立舟教授也指出,以往的宋明理学研究非常注重哲学思辨,哲学思辨固然重要,但若停留在这一层面,则无法准确、完整、有效地揭示宋明理学的全貌,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则理学的现实政论就不可或缺。就此而言,《新儒学义理要诠》体现出一种整体性的理论关照:物性论是对事物本质的理解,鬼神观是对超验事物的理解,穷理说是对知识的探讨,一体观是一种主客关系的探寻,悌道观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科举论处理社会公共生活。这种处理表现出一种内圣外王式的递进关系。

全面的文献梳理和独到的分析方法

基于文献进行分析历来是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个传统,《新儒学义理要诠》在这方面表现尤为突出,与会学者对《新儒学义理要诠》的这一特点也给予了充分肯定,孙宝山教授指出,《新儒学义理要诠》将全世界所有的宋明理学研究文献都纳入囊中,在此基础上又有了新的进展。在研究方法上,何俊教授、吴震教授、孙宝山教授、朱人求教授以及浙江社科院张宏敏研究员等学者一致认为,《新儒学义理要诠》非常强调分析的方法,对思想的剖析有非常细密的展开,使得对问题的分析不再停留在一般意义上的讨论,而是有更深的推进。此外,孙宝山教授还指出,《新儒学义理要诠》除了精细的分析,还使用了新旧儒学比较的方法,经由比较而展示新儒学之“新”。


批评、希望与回应

对《新儒学义理要诠》所涉及的概念、方法等方面,与会学者也进行了批评、质疑和希望。针对《新儒学义理要诠》以“明体见用”为来刻画新儒学主旨的做法,与会学者提出不同看法。杨柱才教授提出,在理学中较为普遍使用的是程伊川的“体用一源”,而“明体见用”的说法不免有受到禅宗明心见性说影响的痕迹,此外,这一说法存在的问题还在于,所谓“明体见用”,究竟体用的关系是一如的、一源的,还是存在着先后关系?而“明”和“见”是否也存在着逻辑上的先后关系?朱人求教授认为,《新儒学义理要诠》对“用”的阐释还可以继续推进。吴震教授提出,鉴于《新儒学义理要诠》所表现出来的研究特点,能否进一步从“广义宋明理学”即将宋明理学视为一个整体的儒学复兴运动的角度对新儒学做进一步的探索?就《新儒学义理要诠》的写作方式而言,杨立华教授提出,正如其书名《新儒学义理要诠》所表明的,本书所采用的是诠释学的进路,这决定了本书仍然是一种史学的研究,而非哲学的探索。

就《新儒学义理要诠》中所涉及的相关论题而言,范立舟教授指出,一方面,本书通过科举在理学思想建构和传播中的作用和地位的阐发来凸显理学的见用这个思想环节,是非常有见的的,但另一方面,其对科举的阐释又似乎意犹未尽。孙宝山教授提出,《新儒学义理要诠》将新儒学的鬼神观概括为“对鬼神的存在予以有限承认的比较复杂的无(鬼)神论”,这一说法值得商榷,因为,自西周开始,儒学中的人格神的观念一直是很淡薄的,到宋明时期,这种鬼神观念转变为一种非具象化的鬼神论、气化的鬼神论,因而准确的说,新儒学的鬼神观是“非具象化的鬼神论,而不是无神论”。针对《新儒学义理要诠》将心学的直觉顿悟视为神秘体验的说法,孙宝山教授认为,所谓“神秘体验”,是从西方哲学审视儒学工夫论的结果,按照这一说法,就会将儒家工夫论归入东方神秘主义,但实际上心学的顿悟并非神秘主义。所谓顿悟,其实质是一层层的尽心力行的修养的结果,即便是朱子,也不否认“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式的贯通。因此,心学所谓顿悟是切实的修养工夫,与西方宗教中所谓与上帝沟通获得启示的神秘主义完全不同。儒学本质上是理性主义,但不同于西方知识论的理性主义,而是修养论的理性主义。

针对上述批评和质疑,方旭东教授做了简要的回应。他首先对此次会议邀请学者的原则做了说明,其一是所邀请的学者在某种意义上能够代表宋明理学研究的不同学统,其二是所邀请的学者都必须是宋明理学研究专家。其次,他结合自己的研究历程指出,由于受到日本和英美学者的影响,自己更擅长做专题性的研究,而不擅长撰写具有完整体系的著作,实际上这种叙述风格已有成例,比如陈来先生的新著《儒学美德论》,就既非罗尔斯或麦金泰尔的那种历史叙述,亦非英美哲学意义上的对美德论的概念式的研究,而是一种混合体。未来他可能还是会继续这种研究的风格,即对某个领域的不同主题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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