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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岁周令钊与他见证的新中国设计之路

正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展出的“为新中国造型——周令钊先生百岁艺术展” 以第一人称叙述百年经历,探讨新中国设计之路,工艺美术和绘画艺术的贯通之路; 以色列特拉维夫艺术博物馆的“艺术中的精神”以康定斯基为参照,探寻艺术作品中的性灵。

正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展出的“为新中国造型——周令钊先生百岁艺术展” 以第一人称叙述百年经历,探讨新中国设计之路,工艺美术和绘画艺术的贯通之路; 以色列特拉维夫艺术博物馆的“艺术中的精神”以康定斯基为参照,探寻艺术作品中的性灵。

本栏目欢迎投稿,投稿邮箱:dfzbyspl@126.com,邮件标题请注明“评展”。

为新中国造型——周令钊先生百岁艺术展

地点: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北京)

时间:2019年8月30日-10月7日

票价:15元(通票)

点评:以第一人称叙述自己的百年经历,探讨新中国设计之路,工艺美术和绘画艺术的贯通之路。

评星:四星

周令钊生于1919年,自小习艺,以笔作刀,借由艺术与设计,亲历参与了抗日和解放战争;建国后,他的艺术之路不断,但内容转向新中国建设,人随着时代走,创作依时代需求而变动。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老先生也年过百岁,在其曾任教的央美举办大型回顾展,概览其创作历程,颂扬其贡献,“为新中国造型”,实至名归。

在建国之初,周令钊依凭之前十余年的艺术设计经验和救亡图存的政治投入,被委以重任,承担了诸多国家形象的设计工作。开国大典之前,他和妻子合作绘制了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在此之后的重大项目,即国徽的设计上,他也和张仃、张光宇等人一起代表中央美术学院承上了数稿方案;此外,他还设计了建国后的几套人民币、人民解放军的勋章、中国少先队旗和共青团旗等。

展览现场与展厅设计

展览设计的精心尤其体现在第一人称叙述之上:不同于常见的客观策展描述,展墙的文字主体皆由老艺术家的回忆文字构成,非常个人化,但也亲切可感。描述新中国成立的文字中,老先生不由说到“我真高兴”,而在他1950年绘制的一幅天安门广场的水彩画中,其拳拳之意满溢画面。

周令钊,《北京天安门》,1950年,纸本水粉

看周令钊一生的创作,其中有艺术感知的流露。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艺术家,以某一媒介见长(如油画、国画)或某些题材和方法知名(如人物画、写意或工笔),周令钊早年受到绘画教育,但实际上很快进入了实用体系中,无论是在印刷公司做学徒,还是投身抗日宣传而进行图案和壁画等的设计工作。建国之后,他亦承担起很多为新中国造型的任务,他广泛吸收,在他的作品中,看到他临摹大足石刻和敦煌壁画,进行封面设计、画连环画线稿,制作年画宣传画,或是继续图案、徽章、邮票和壁画的设计。这些设计无疑都是严肃而紧张的,塑造了他多面创作的形象;而他的随性和自然却时而在水彩画中跳出,比如四十年代记录抗战时的云南,既是宝贵的历史记录,又是引人动容的战时境况;还有建国后用鲜亮色彩绘制出的家里的模样,一派幸福与祥和。

周令钊,《抗战时的云南芒市》,1944年,纸本水彩

周令钊,《在校尉营时的家》,1954年,纸本水彩

也许因先生一生创作元素之多,展览不免感觉纷繁。到了晚年,在他自由选择题材时,设计的平面化语言不自觉传移到诸如山水的绘画中。联系近些年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办的工艺美术家的回顾展,比如张仃和袁运甫的大展,不由想到:工艺美术如何影响艺术家的创作路径?面对这些多元的、或是因特殊时代催生的、或是因继承传统而保留或转化的工艺美术创作,我们是否应该有一片更加广阔的艺术史来容纳这些多方汇来的细流?(文/小羊)

艺术中的精神(A NEW AGE: The Spiritual in Art)

地点:特拉维夫艺术博物馆

展期:2019年8月6日-2020年2月2日

票价:50NIS(通票)

点评:以康定斯基为参照,探寻艺术作品中的性灵。展览集合了20世纪初和当代艺术家作品,但亮点是20世纪上半叶两位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艺术家。引发当代艺术作品是否需要解读的讨论。

评星:三星半

展览名“艺术中的精神”或让人立刻联想到康定斯基那本《艺术中的精神》,在康定斯基1912年的论调为当代艺术创造了一个历史的对照点,它触及了宇宙主义和神秘主义。展览以此为参照,将 20世纪上半叶两位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艺术家——克林特(Hilma af Klint,1862-1944)和艾玛·昆茲(Emma Kunz ,1892-1963),与21世纪的艺术家并列,且这两位在展览中尤其突出。

克林特和艾玛·昆茲都是女性艺术家,一个是来自瑞典,另一个来自瑞士,克林特是斯德哥尔摩皇家美术学院的学生,曾经以抒情的风景画著称,但从1907年秋天开始,她尝试抽象风格,并以此折射一个由无形力量构建、想象中的精妙世界。此次展览中展出了她在1907年完成的《十大》系列的4幅和一系列围绕玫瑰、七角星、天鹅等演变出的图案。

展览现场

《十大》系列是展厅中最夺目的作品,一走入展厅4张巨大的作品扑面而来,它们构成了一种自有的场域,细看这幅作品色彩斑斓却在一个基调之中,其中带有上个世纪初新旧文化的影响,从歌德的颜色论到达尔文的进化论,从林奈乌斯的植物分类学到原子物质的前沿学说,她以艺术作品与她所处的时代呼应。

克林特《十大》系列(远观)

对比康定斯基1912的“坐标”,《十大》系列早了五年,或许正是这份超前她生前就意识到这个世界尚未准备好欣赏她作品的内涵,并要求这些作品在她去世后至少20年不得向公众展出。1944年,克林特去世,直至1986年,这些作品才在洛杉矶艺术博物馆的群展“艺术中的精神”亮相。此时,她充满想象力的作品才被世人真正认知。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也刚刚举行了她的个展。

克林特《十大》系列(局部)

在特拉维夫博物馆中,策展人给克林特的作品足够的空间,让观者可以前后走动从不同的纬度看克林特的画面中特别的韵律。

艾玛·昆茲则不被认为是一位训练有素的艺术家,她像是一个局外人,是一位治疗师,她利用数学物理等原理用钟摆制作绘画,展览中她的作品和克林特有相似之处,但很快又可以分出两者的不同。

艾玛·昆茲作品

此次展览也有很多当代艺术家的作品,他们以不同的角度和艺术门类诠释《艺术中的精神》,但却均被克林特和艾玛·昆茲的风头盖过,或许这又回到当代艺术表达的一个问题,作品是让观众可以直接感受,还是需要通过文献和背景去解读。(文/小松)

展览中当代艺术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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