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注定要在晚年要转行从事历史研究似的，在出任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前，我先是兼任了全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的会长。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是由从事中共党史、国史、军史、革命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团体或人员自愿结成的全国性、群众性学术团体。它的成立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粉碎“四人帮”后，全国高等学校陆续招生，重新恢复了“文化大革命”前的四门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程（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中共党史）。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社会科学界面临着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艰巨任务。就中共党史课程而言，由于一大批重要党史人物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污蔑、批判和迫害，党的历史受到伪造和歪曲，中共党史教材的编写面临很大困难。
1979年3月，全国18所高等院校的党史工作者集中到郑州开会，决定成立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为杰出的革命烈士、革命活动家和英雄模范树碑立传，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5月，经报请中央组织部批准，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成立。12月，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选举全国政协副主席何长工为会长，著名党史专家李新、胡华为副会长，陈志凌为秘书长。
经过12年的努力，在1991年建党70周年之际，研究会在没有专门机构、专职干部和专项经费的情况下，完成了为500位著名党史人物立传、编辑出版50卷《中共党史人物传》的编撰计划。研究会理事会、编委会、广大作者和陕西人民出版社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心血。1987年，何长工、胡华相继去世。1991年9月24日，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在西安召开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决定聘请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邓力群为名誉会长，我被选举为会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教授王淇、中国人民警官大学教授陈志凌，以及一些部门和党史资源大省的负责同志兼任副会长。一批老同志如杨尚昆、习仲勋、王首道、刘澜涛、陆定一、陈丕显、萧克、马文瑞、乔明甫、莫文骅、李新被聘请担任顾问。
邓力群同志大力推荐我担任会长，但我此前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工作，自觉不能胜任。我找到薄老，告知自己的顾虑。薄老对我说：你当会长，只是挂个名，具体的实际工作由他们去干就行了。当我建议找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任会长为好时，他说：他们都老了，现在轮到你们这一代人了。这么一来，我就不能推辞了。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在西安召开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时，我正受中央委托在四川省考察省委班子，匆匆忙忙请了一天假，赶到西安，开了一天会，然后返回成都。我记得我在会上讲了一番话。我说，作为一个关心党的建设、珍惜党的光荣历史的老党员，能够参加大会，同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史工作者见面，并一道研究编写《中共党史人物传》的问题，感到非常高兴。对于编书，我是个外行，出于对党的这一事业的热爱，我提几点希望，供大家参考。我讲了四点意见。
第一点，中共党史人物传的编写、审定和出版，一定要牢固地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的书，一定要把共产党、共产党员的高大形象树立起来，一定要给读者引导正确的方向，使读者坚定信念。我们的党史人物传写的许多先烈，他们突出的功绩就是在非常艰苦、太阳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建立的，他们就具有坚定的信念，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为崇高的理想而斗争。这种精神，是特别值得我们学习的。
第二点，研究、编写、出版中共党史人物传记，应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实事求是的原则。每一篇传记，都应当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成，不能依靠道听途说作根据，更不能面壁虚构。对人物的功过是非的评价，应有事实作根据，应以中央两个历史决议和有关文件为指导，不能以个人的好恶去评说。只有这样，我们编写的传记，才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第三点，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和中共党史人物传记的编写、审定和出版，要紧紧依靠党的领导，依靠各方面的支持。党史人物传记的编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要完成这个任务，脱离了党的领导，不依靠地方党委的支持，是不行的。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虽然和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党的工作部门不同，但也是在党的领导下，以推进党的建设，宣传党的优良传统为宗旨，以研究党史人物、编写党史人物传记为任务的社会学术团体。我们应当主动接受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和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向他们汇报工作，接受并贯彻他们的指示。邓力群同志不久前同我说过，中共党史人物传今后的编纂规划，最好先将军队和地方任务分开，地方任务再按省、市分开，这样发动和组织作者，写成的稿子，军队的人物传记请总政把关，地方人物的传记分别请省、市党委审查把关。但这并不是让领导亲自审稿，而是请他们指定部门审查。出书时，军队人物编成若干卷，请军队组织发行；地方人物按省、市分卷，可以一省编几卷，也可以几省合编一卷。这样，就可以把我们的工作更紧密地置于党的领导下，也可以更多地得到党组织的支持。我认为，力群同志的意见，是个很好的意见。请总政和各省、市党委审查书稿，并不是减轻我们编委会的责任，是为了更好地把好各卷书的政治关，也是紧紧依靠地方和军队党委领导的体现和争取各方面积极支持的具体办法，可以使我们书的发行有保证，提高书的社会效益。因为现在编在一卷中的各方面的人物都有，没有哪个省、哪一卷订的特别多的。除了专门研究的专家，一般读者买不全这么多的书。如果以军队、地方分卷，以省分卷的话，我们的书的印数就可以增加，社会效益会更好一些，使出版的书少亏损甚至不亏损。希望大家认真考虑力群同志的这个意见，回去向总政和各省、市、区党委汇报这个意见，请他们予以大力支持。各省、市、区和总政如果同意这么办，就是对我们的大力支持，我们在编前50卷中遇到的困难，就可以迎刃而解了。比如查档案、开座谈会，核实史实，有些问题吃不准的，请党委研究后，定一个框框、方向。至于有不同意见，我们有编委会，可以提到编委会上定一下。
第四点，加强自身的学习。党史人物研究和党史人物传记的编写、审定，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工作。我们正处在国际风云变幻，国际共运遭受严重挫折，各种反社会主义思潮利用各种渠道向我们侵袭的形势下。这个形势要求我们必须不断加强自身的思想建设，最重要的是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使我们能够站稳立场，明辨是非，自觉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自觉抵制各种资产阶级思潮侵袭。这个立场和原则，必须体现到编审工作中去。不论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怎样的变化，这个大方向绝不能动摇。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达到陈云同志要求的“出书，出人，走正路”的目的。
总之，我热切期望我们大家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牢固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紧紧依靠各级党组织，争取各方面的支持，更深入地开展中共党史人物的研究工作，使我们编写的每一篇传记，都能体现中国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体现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和优良品德，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光明前途，以激励人民及我们的后辈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而英勇奋斗。
我最近翻看了20多年前的这篇讲话。对讲话的论点，我到现在还一直坚持。
在研究会的工作会议和常务理事会议上，我常对传记作者和编委们讲，编写《中共党史人物传》，一定要强调传记的政治性、史料的真实性和文字的精练朴实性，编写者要有严肃认真的态度，一丝不苟，争取做到尽善尽美，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传稿质量，充分发挥党史人物传记的资政育人作用。为党史人物立传，从初创时期的党史人物研究会来说，最难的是要冲破“左”倾思想的禁锢，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判明当年的是非。
第二届党史人物研究会也遇到了新问题：一是什么标准入传。革命烈士和革命前辈千千万万，他们的事迹和精神都值得弘扬和光大，究竟选谁先入传？选谁进“全国党史人物传”（一些省市县也分别搞当地的），是个颇费心思的问题。以职级、资历为标准是最简单的办法。但是有一些著名的烈士和英模人物，职级不高，入党时间不早，甚至没有参加共产党但一直献身革命事业事迹十分突出，怎么办？比如恽代英烈士，他最高的职务是中宣部秘书长，而他的影响之大是众所周知的。我们曾经请示上级组织部门，并请示中央党史研究室、民政部、总政等，都没有明确的回复；那时中宣部还没有推出“双百人物”，军委还未确定36个军事家。我们只能参照历年宣传的惯例和实行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时中央对不同时期离休干部待遇方面的一些规定，并尽可能吸收学术界最新的研究成果，把党史分作若干时期、若干根据地、若干方面军、若干条线，就军事工作、青年工作、妇女工作、理论宣传、隐蔽战线等方面的人物分别进行排列、比较，然后征求妇联、工会、安全部、外交部、军科等部门研究室（所）的意见，确定哪些人物立即列入计划组织编写，哪些从缓，哪些建议列入地方党史人物传。好在编写党史人物传是个长期的工作，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这方面的失误或不当随时可以纠正。二是如何排除干扰，秉笔直书，客观地评价历史人物。进入新时期后，退下来的老同志成了党史工作的生力军和最重要的党史资料征集对象，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借机申诉翻历史旧账的问题。有些回忆突出自己、贬低别人；有的子女出钱为自己的父辈写传，有意混淆一些已经十分清楚的历史结论。有位陕北籍的老同志，也是中顾委的委员，他对涉及陕北肃反问题的好几篇传记的写法不满意。他直接找我谈了多次，又动员几位当年和他一起闹革命的老同志，以及一位在中央党史部门工作的同志（其父亲当年也是此事的参与者），找我谈陕北肃反错误中的是与非。他们可能以为我完全是个门外汉呢，但恰好在这个问题上我早就听过去一起工作或熟识的马文瑞、吴岱峰、白栋材、杨和亭等同志介绍过，20世纪60年代初在中组部甄别平反工作中我也接触过一些相关档案。我让从中央文献研究室调来的秘书蒋建农找来中央关于这个问题的五个历史文件看，并上门请教两次受中央委托参与解决这一历史问题的王首道同志。结果证明那位老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意见是不确切的。于是，我要求负责审稿的同志严格按照中央的结论把握审稿标准。类似这样的问题，我和其他同志都遇到过一些。三是因为党史人物会毕竟是群众性的学术团体，每个传记的作者多数不是被其单位指定的或承担的是其单位本职工作以外的任务，他们在经费、时间、查阅档案、调研采访中有各种各样的困难；我们确定的编写计划涉及某些省某些部门，需要他们的大力支持；人物会日常的挂靠单位、社团管理、办公地点、出版物的印刷、审稿等等许多问题需要协调。对于我来讲，已经有好多年不大接触这些具体事情了，但我深受人物会那些高校老师和其他学者的艰苦奉献精神所感动，所以我不畏烦琐，尽可能地为他们做好后勤服务工作。那个时候，研究会面临的最大困难是经费不足。中国社会科学院每年只拨给研究会2000元的经费，杯水车薪，难以为继。我记得1992年二三月间，党史人物研究会借用一所学校的教室开了第二次理事会。会后，大家在学校食堂吃了顿很简单朴素的大锅饭。张罗会议的同志对我说：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开会，委屈您了。我说：我们缺乏经费，委屈的是学者们。为了维持编审出版和日常活动的经费开支，我找了武汉的邓斌、周垂远同志捐助了一部分基金，想尽办法，基本维持了《中共党史人物传》的编辑、出版费用。
党史人物研究会的工作充分发挥群众性社团的特点，很多工作不是上级党组织直接布置的，也没有下拨经费，但做这些工作又是组织有序并严格遵守符合党的方针路线的。除编写出版《中共党史人物传》这一主要任务外，还组织和参加了许多与研究宣传革命英烈即著名党史人物相关的社会活动。例如我们自1992年7月开始历时一年多时间组织发起了全国性的“毛泽东与我”大型征文活动。这次征文活动是为纪念毛泽东100周年诞辰而举办的，又是在进一步扩大开放和深化改革的形势下举行的。最初的发起者蒋建农当时是一个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的年轻人，我听他的介绍后觉得很有意义，因为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老中青干部、群众，都深深地爱戴和怀念着毛泽东同志，我们的征文活动，可以给他们提供抒发感情的机会，同时又可以广泛征集民间关于毛泽东生平思想的口述史料。就同意以全国党史人物研究会作为正式发起单位，并要求以中共中央关于“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努力推进我们当前的各项事业”的1993年2号文件作为开展这次活动的指导方针。我应邀担任这项活动组织委员会的主任，在1992年12月15日在征文组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我就强调了征文的活动宗旨：“就是要继承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革命事业，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努力推进我们当前的改革开放事业”。组委会在活动全过程中，始终注意按照《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有关文件的精神，严格把关，注意防止神化毛泽东的倾向和曲解、歪曲以至否定毛泽东思想的东西。
我们对征文工作，大到文章的客观性和思想性，小到奖品的选择要突出纪念意义，都一抓到底，使征文活动在国家有关社团活动规定的范围内，得以健康顺利开展。尤其是老一辈革命家刘澜涛、杨得志、叶飞、孙毅等同志欣然出任征文活动顾问，张爱萍同志除赐稿并参加活动外，还亲笔为征文组委会与北京电视台联合录制的电视系列片题写片名“情系毛泽东”。他们的关怀和勉励是这次征文活动能够克服困难，获得圆满成功的重要条件。这次征文活动共收到1500多篇应征稿，应征稿件有相当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分别来自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侨也有稿件应征。投稿者中，年龄最大的是当时98岁的农业科学家金善宝。投稿者的经历和职业各不相同，有的深切怀念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的丰功伟绩；有的真实记述毛泽东的一言一行对自己、对某一家庭、对社会的巨大影响；有的则用诗的语言热情讴歌毛泽东和以他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民族独立富强而牺牲一切的革命精神和高尚情操。特别是张爱萍、李德生、赛福鼎、陈士榘、韩光、方志纯、贺晋年、刘道生、孙毅、戴镜元、欧阳平、钱江、袁血卒、张承先、周里、李立、廖志高、袁宝华、曾志、铁瑛、金善宝、冰心、臧克家、侯宝林、华君武等一大批长期追随毛泽东投身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老同志、老前辈，他们不顾年迈、体弱和工作繁忙，寄来了感人至深的稿件，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珍贵材料。
根据征文活动组委会的要求，征文办公室对这些稿件进行了分类编辑，陆续向《人物》《博览群书》《中华老年报》《发展导报》等报刊提供，择优发表。《作家文摘》《北京青年报》《中华英才画报》《北京广播电视报》《农民日报》等报刊也向征文办公室索稿或转载有关文章。截至1993年12月底，各类报刊共发表“毛泽东与我”征文94篇次。在此基础上，征文办公室按照征文组委会制定的标准与要求，编辑成《毛泽东与我》丛书一套，共6册，140万字，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套丛书第一版印刷5000套，不到两个月即被订购一空。征文组委会还和北京电视台联合摄制9集电视系列片《情系毛泽东》，该片除在北京电视台黄金时间两次播映外，全国有21家省级电视台购置了播映权，中央电化教育馆音像出版社还向全国出版发行该片的录像带。此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今晚八点半”节目分10次选播优秀征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则邀请征文办公室同志参加“我们向毛泽东学什么百人热线大讨论”。
参加党史人物研究会的工作使我结识了许多高校、社科院、军队等系统的党史专家如王琪、彭明、肖超然、姜思毅等，向他们学习了许多过去不知道的党史知识；同时还认识了一些热爱党和人民奋斗历史的青年同志，经常和他们交流思想，了解他们和他们所代表的青年人的思想动态，支持和引导他们健康成长。1991年我受中央委托考察江西省委班子时收到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一个年轻人张占斌写给我的信，请我为他们主编的《新版〈毛泽东选集〉大辞典》作序。当时有同志对我说他不过是个助理研究员，年轻人搞这么重要的书是否把握得了。回京后我把他和该书的另一主编蒋建农找来听取他们详细的汇报，又认真审阅了他们的编写计划和提纲以及部分样稿，我认为他们是认真严肃，并具备这样能力的。于是就欣然作序。后来这本书有很好的社会反响，李先念、王震、聂荣臻、薄一波、宋任穷同志曾为该书题词，1993年该书再版时，山西省委书记胡富国亲自主持座谈会推介此书。此后我同他们一直保持来往，先后为他们编写的《党和国家重大决策历程》《中共党史镜鉴》《长征画典》《解放军将帅图集》《邓小平著作学习大辞典》等书籍作序。现在张占斌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蒋建农现在华南师范大学教书。在这一时期和以后一段时间里，我一直注意与青年朋友特别是学术界的青年同志谈心、交朋友，不谦虚地讲，一方面我有对他们思想引导帮助的想法，同时我也是鉴于我以往接触的大多是工农群众和党政干部，补交往圈比较窄的不足。至今与我还有较多联系的这些“忘年交”不下10人。
自1991年以来，党史人物研究会制定了《中共党史人物传》50至100卷的编撰规划，在前一届理事会完成了50卷的基础上，又编写了33卷，在2001年建党80周年之际，还编辑出版了10卷《中共党史人物传》（精选本）。这样，为约1200多位党的第一、第二代领导集体的主要领导人和著名烈士立了传。同时，经过向中央军委请示和与总政治部、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等部门协调，同军队方面合作，为1955年授予中将以上军衔的解放军将领立传。党史人物研究会的工作得到了陈云、李先念、杨尚昆等老同志的关怀和肯定。李鹏等中央领导同志曾为这项工作致信或题词。2002年4月17日，曾庆红同志在《中共党史人物传研编情况的汇报》上再次肯定这项工作是“有重要意义的事情”，他认为：“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自成立以来，在中共党史人物的资料征集、人物研究、精神风范的宣传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在主持研究会工作的后期，考虑到自己年事已高，我就向中央组织部写了报告，提议将党史人物研究会的业务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管。中组部同意了。2002年5月，中组部下文免去我的会长一职，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孙英同志兼任。在我一生中，新中国成立前的任职不算，新中国成立后的任职只有两个是任职时没有上级的任命文件，而卸任时却有正式文件下达免职通知的，一是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另一个就是全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会长。非常感谢在我担任党史人物研究会会长的11年间先后出任或兼任该会副会长的一些同志，尽管当时他们已经肩负着重要的职责，但仍热心支持这项工作。他们是李铁林（中组部副部长）、刘云山（中宣部副部长）、桂晓风（新闻出版署副署长）、舒惠国（江西省委书记）、林开钦（福建省委副书记）、赵培义（湖南省人大副主任）、王淇（中央党史研究室室务委员）、陈志凌（中国人民警官大学教授）等，以及诸位常务理事、理事同志们的鼎力支持与帮助。和他们在这项工作中的共事，使我深受其惠，是他们支持并陪伴我在最后一个工作岗位的工作，感谢他们。至此，我才算是真正地进入了离休生活。
（本文摘自李力安著《党旗下八十年——李力安回忆录》，当代中国出版社，2019年7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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