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寄河山》：书写流浪与寻根

迁徙一直是伴随着人类进化与发展的永恒主题。饶是安土重迁的性格基因，也在某个历史时刻，与出走和流浪有过不期然的交集。如今，愈来愈多的人凭着一股子不安分的内里，他们出走半生，去遇见，去经历，去寻找，共同续写着“大地上的迁徙”。正如熊育群在其新书序言中所写：“一次次在鸡形版图上行走，一年年的岁月静静流逝。我感觉着脚下土地在岁月深处的荒凉气息，感受着两千年以来向着边地不停迈动的脚步，那些血肉之躯上的脚板，踩踏到这些边远的土地时，发出的颤抖与犹疑，仿佛就在昨天。”

发布会现场

最近，“山河流变，他乡即故乡：熊育群《一寄河山——大地上的迁徙》新书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批评家、散文家李敬泽；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晓明；批评家、诗人、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以及本书作者熊育群与各界读者分享了《一寄河山——大地上的迁徙》的阅读感受，并就“山河流变，他乡即故乡”这一话题进行讨论。

熊育群，同济大学建筑工程系毕业。历任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广东文学院院长等。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中国作家》郭沫若散文奖、第十三届冰心文学奖等。出版有诗集《三只眼睛》《我的一生在我之外》，长篇小说《连尔居》《己卯年雨雪》，散文集及长篇纪实作品《春天的十二条河流》《西藏的感动》等，以及文艺对话录《把你点燃》等20部作品。

《一寄河山——大地上的迁徙》是熊育群的文化散文集。在这些文字里，熊育群通过书写今天中国的民风、民俗，遥想历史的变动与人口的迁徙，古今交织，极具文化色彩。由于战乱、饥荒等原因，古老中国的人口沿着不同的方向流动，形成今天的人口分布图。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古老中国的人口流动是多向度的，而每一次大规模的迁徙都与历史的大动荡联系在一起，于是迁徙变成历史的另一种书写方式，反映着先辈的战争与流亡、生存与遭际。作者行走在今天的中国，感受各地不同的风俗人情，追溯发生过的历史，遥想先辈的生活，穿越中华大地上历史文化的烟云，拾起散落中国大地的文化因子，集成此书。

熊育群

迁徙：澎湃的生命活力

遥远历史与现实生活的紧密结合，跨越千年最终奇迹般地融为生活的一部分，这之中所带来的感动和震撼是熊育群写作这本书的原点。生长于湖南省的他因为偶然的原因去往广东省和福建省，在那里，他近距离感受到了客家人的风俗与文化。

“我遇上他们在龙岩每年过的一个节日，模仿他们祖先迁徙，那是一个非常盛大的节日，一个星期，前面是吃斋，最后是大鱼大肉，狂欢。模仿祖先的迁徙，像嘉年华一路走过来。”熊育群回忆说。这触发了他对于中华民族迁徙历史的好奇，不同于真实历史的溯源记录，以作家的视角，他更想把握的是现实中的人间烟火。

在陈晓明看来，《一寄河山——大地上的迁徙》有事实性的体验和感悟，这本书也可以称之为人文地理学，以及人文地理学中的生命体验。“熊育群并不是要纪录一个历史，更重要的是今天的人在迁徙之后的生命状态。”陈晓明说。

而就“迁徙”这一话题本身，它实则内置于每个人的生命底色中。何向阳认为，从人类学广阔视野的角度看，我们都是移民，每个人的血液当中，都有从历史带来的这样一种祖先的记忆。迁徙构成我们民族固有的活力，也构成了我们民族的融合与交融。从故乡到他乡，都蕴含着人与人之间、血脉之间的关系。

纵观历史，这样的迁徙似乎从未停止，它构成了一个民族的基本经验。李敬泽谈到，任何一个民族，特别是伟大的民族，具有文明历史的民族，一定有深刻的迁徙冲动和迁徙经验。从文学的角度，这本书保存了人类个别和具体的经验。“迁徙是浩浩荡荡的大历史的一个运动，而且是无声的运动。每一个迁徙者背后，每一群迁徙者的背后都是传奇性，甚至每一个迁徙者身上都蕴含着一个小的史诗，熊育群把一个个故事，一个个村落的故事写下来，他扩展了我们对于我们民族历史的认识，乃至于扩展了我们对于自身的认识。”李敬泽说。

“我们这个民族就是一个迁徙和流转，从时间的深处，远征而来的结果。哪儿有在那儿扎根不动的。伟大民族的生命力，澎湃的生命力，一浪一浪，一波一波到现在走到全世界去了。”李敬泽这样解释民族的历史迁徙。

《一寄河山——大地上的迁徙》书封

寻根：个体流浪的意义

出走的那一刻，每个人就自动成了哲学意义上的“流浪者”。在何向阳看来，这里的“流浪”并非是带着乡愁的挽歌，而是伴有一种积极地探寻与融合。而这一主题在二十世纪尤为明显。

何向阳以二十世纪的电影为例，解读了这样一种“昂扬地流浪”。前苏联的电影《潜行者》，从哲学层面上一直有一个远方在召唤他，要去，但永远无法到达那个地方，但是他一定要去，就是千难万阻、沼泽，都还要去那个地方。另外一个电影《飞向太空》（又名《索拉里斯》），写一个宇航者，在失重的状态，他走了，最后还是想回到地球，回到家门口，被父亲用一只大手抚摸着肩膀。

《飞向太空》的那一个定格让人联想到伦勃朗的画作《浪子回家》。由此衍生出迁徙的另一面，暂且归之为“寻根”。对此，熊育群认为：“我们一方面要奔出去，但是情感深处也要回归，要寻根认族。我们对祖先生活的怀念，体现在生活中一些小的细节里，但这种情感上、灵魂上的依托，对现在生活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

迁徙之后的寻根，这种看似矛盾的修辞实则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性的一个表现。“这本书确实重新召唤起我们民族的记忆的方式，我们对迁徙这种经验，在今天的这种文明发展到这种阶段的时候，后工业化时代，电子化的时代，我们怎么面对我们祖先的经验。这个书的意义和价值在这里。”陈晓明说。

发展至今，大城市的漂泊一族或许丰富了“迁徙”这一命题的时代内涵。在熊育群看来，这种身与心的分离也许正是现代发展的一个典型的精神状态。“这里的每一天都很精彩，你觉得好像跟你有关，好像又没有关系，很多人怀着这种心态，想回去，也许你一生就在这里，没有回去。”熊育群说。

对于这种人地之间的关系，何向阳认为人地应该是相互成就的。正如巴黎那场“流动的盛宴”成就了海明威一样，海明威等一大批作家的存在同样成就了巴黎。何向阳解释说：“不管是一个迁徙成功者，还是一个漂流者的状态，如果你再回到另外一个城市或者是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些城市对你来说也有一个输血的关系，你跟没有迁徙的那些人是不一样的，你身上是带着一种风水的。”

“其实我们现代的迁徙是一个对未来的渴望，对未来的可能性。因为我们今天不能够安定下来，其实也未必是我们的一个失落，而是说，我们还是觉得我们有希望，有很多的可能性，因而不能够安定。”陈晓明总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