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1919年横扫世界的“大流感”（The Great Influenza，也被称为“西班牙大流感”），据估计夺去了5000万-1亿人的生命。这个数字不仅高于历年来命丧艾滋病的人数总和，更远超中世纪黑死病所造成的死亡人数。这场流行病在1920年销声匿迹，但人类对它的干预只发挥了非常有限的作用。
美国历史作家约翰·M·巴里（John M. Barry）是《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The Great Influenza: The Epic Story of the Deadliest Plague In History）一书的作者，也是杜兰大学公共卫生和热带医学学院的客座教授。他在3月17日的《纽约时报》发表文章《1918年大流感最重要的教训》（The Single Most Important Lesson From the 1918 Influenza），指出当年人们遏制病毒的努力是失败的，最重要的教训是官员应该说真话，且防控措施不应随着时间流驶而松懈。
约翰·巴里写道，对1918年大流感的研究表明，关闭学校、剧院、沙龙、禁止公共活动、推行隔离措施、在社区感染发生之前尽早介入干预，是行之有效的。“这也是为什么当下纽约、洛杉矶这些城市要关闭学校、疾控部门建议未来八周内50人以上的活动取消。”
1918年，美国陆军军医署长曾下令，必须将流感挡在新兵训练营之外，于是在120个军营中的99个推行了隔离措施——禁止居民进入军营，接触过居民的士兵、出现症状的士兵及其所在的小组全部隔离。但后来的研究发现，遵循和未遵循这些防控措施的军营之间，发病率和死亡率并没有差异。原因在于，随着时间流逝，大多数人会逐渐松懈。进一步的调查发现，最后只有极少数的军营严格贯彻了这些措施。
约翰·巴里表示，防控措施要达到效果，有赖于人们严格和自觉的遵守。而对于这些措施，“战争时期的军营尚且没有做到持久的服从，要在和平时期的公民社会中实现，将是巨大的挑战。”他还提到，在H1N1爆发的高峰时期，墨西哥城曾敦促居民在公共交通中使用口罩，并分发免费口罩，使用率一度高达65％，但在10天后很快就降到了10％。
“1918年的经验中，许多城市实施了限制措施，然后过早地解除，随后又不得不重启。而Covid-19的平均潜伏期比流感的两倍还长，因此可能需要持续好几个月，限制和解禁可能也会重复发生。同样地，如果公众逐渐松懈，则有必要加强引导，甚至采取强制措施。”
由此他指出1918年最重要的教训是——说真话。
1918年，迫于维持战时士气的压力，美国国家和地方官员都没有说真话。这场疾病被称为“西班牙流感”，一位美国国家公共卫生负责人说：“这就是普通流感的别称。”大多数地方卫生官员跟着这样说，报纸也呼应他们的说法。甚至在费城已经开始挖掘公共墓地、关闭学校、沙龙和剧院，禁止公共聚会之后，还有一家报纸这样写道：这不是一项公共卫生措施。没有拉响警报的理由。
费城人挖路埋尸 费城医学院历史医学图书馆 图
对权威的信任瓦解了，而社会的核心是信任。人们不知道该相信谁、相信什么，人们之间也失去了信任。他们变得疏远，孤立，亲密关系遭到破坏。一名幸存者回忆说：“你没有校园生活，没有教堂生活，没有任何生活。”“人们害怕彼此亲吻，害怕跟别人吃饭。”有些人甚至因为没有人提供食物而饿死。
而领导层讲真话的几个地区有截然不同的经历。在旧金山，市长与工商界、劳工和医疗界的领导者共同签署了整版广告，上面写着醒目的大写字母：“戴上口罩，拯救生命”。他们不知道口罩能够提供的防护有限，但他们知道他们信任公众。恐惧虽然难以避免，但社区凝聚在一起——学校关闭以后，老师们志愿做起了救护车司机、电话接线员、送餐员。
约翰·巴里认为，如果早期的防控措施失败，美国政府可能有必要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尽管，今天白宫面临的工作可能比1918年更加困难，右翼媒体仍然在最大程度地弱化病毒的威胁。
“关闭企业，关闭大型聚会，关闭剧院，取消活动——所有这些都发生在1918年的大多数城市。”他写道，“许多城市和州现在尚未采取严厉行动。他们应该采取行动，马上。”
约翰·M·巴里（John M. Barry）著《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The Great Influenza: The Epic Story of the Deadliest Plague In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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